书城成功励志这样创业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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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稳握“人和”牌的人最成功(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生意场上,捕捉商机要靠天时、地利与人和,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锁定致富胜局。

英国最大的华人电脑公司老板蔡吉春,是一位深谙此道的人。1990年,他成功创建了英达科技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人。通过将台湾生产的电脑向英国各地销售,他的事业也在步步壮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有上百名职工的大公司。

谈起自己的创业史,蔡吉春无不感慨地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

所谓天时,指的是蔡吉春创业时,正赶上1990年当时英国经济十分不景气。由于经济效益不好,许多事业单位便会裁减冗员,裁员则会引进电脑,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销售的电脑以及和电脑相关的产品,由于造价十分低,所以很快便将整个市场占领了。

地利,是由于蔡吉春已经在英国生活了整整10年,对社会情况了解十分详细,并与地方人士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因此,他可以享有每聘用一个员工便可以获得政府当局补助将近1万美元的福利。

人和,指的是蔡吉春能将员工的福利与公司的前途紧紧联系起来,制度了让员工广泛参与的制度,并建立了奖励罚机制,因此员工工作起来十分负责。同时,他的妻子也是他创业的最大支柱,公司的财务管理、电脑调控及办公大楼设计等工作都由他的妻子负责。由于女性天生细心,注重细节,关心、理解员工,从而帮助他把公司的管理搞得井井有条,效益十分良好。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政治斗争是这样,经商也是如此,只有把握住天赐的良机,利用现有的条件,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和为贵,傲为祸

做人要低调,以和为本,“人和为宝”“和气生财”,如果没有和气的人际环境作基础,一个人难以立足于社会。很多人因为搞不好人际关系而误人误己。在《易经》中非常强调“和”字的重要性,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则深刻地阐明了“人和”对于做人的重要价值。善为大事者,能够控制个人情感,以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最佳的做人之本,因为他们懂得唯和方能少麻烦的道理。相反有些人总是狂妄自大,爱惹是生非,喜欢看到人与人之间摩擦起火。我们知道,人都是情感动物,因此如何学会用理性控制情感——把情感装入理性之盒,就显得尤为重要。成大事者不会被情感所左右,因为他们牢记“和”字,力戒感情冲动。

蔺相如和祢衡对待“和”字各不相同,也体现了不同的做人之道:战国时蔺相如是个善于控制情感的人,他化解了廉颇对自己的嫉恨,使赵国强大,“将相和”的故事传为佳话。

智勇双全的蔺相如,先在秦廷斗赢了残暴的秦王,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后在渑池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因功绩卓著,蔺相如被拜为上卿,地位超过了赵国宿将廉颇。这事惹恼了暴躁耿直的廉老将军,他说:“我出生入死,攻城野战,功勋卓著,才有了眼下的高位。那蔺相如有何本领?他不过是动动唇舌,和秦国打了两次交道罢了。他原来地位那样低贱,如今却官居我之上,我怎能咽下这口气?见到他,非羞辱一顿不可。”

蔺相如听说这事,每逢上朝就经常推托有病,不肯和廉颇争位次先后,有时外出,远远见到廉颇的车马,蔺相如就赶紧令人把车让到小巷子去。蔺相如的门下看到此种情景,颇为不解,纷纷说:“我们仰慕您高尚的人品,才投到您的门下。现在您位居廉颇之上,他说出那样难听的话,您居然躲起来,如此害怕。对那种难听的话,平民百姓都难以忍受,何况像您这样的大臣呢?我们没什么本事,请允许我们辞别吧!”面对众门客激烈的言词,如何辩解呢?蔺相如先不作解释,有意岔开话题,问了一件好像与此无关的事:“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两人哪一个厉害?”

“廉将军当然不如秦王!”众门客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么,秦王有如此大的威风,我敢在秦廷大声怒斥他,还敢责骂他的文武高官,难道我会害怕廉颇吗?我所想的是:残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侵扰我赵国,只是因为有我和廉颇。现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这样避让廉将军,就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前面,而把私人的恩怨放在后面啊!”

众门客霎时顿悟,由衷折服。这些话传到廉颇耳中,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惭愧不已,立即上蔺府“负荆请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美谈。

然而,在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像蔺相如那样。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因感情用事、失去和气而被杀的典型人物,他就是祢衡。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马朗、荀攸、赵稚等人都是当时名士。有人劝祢衡结识司马朗等人。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见荀攸、赵稚,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暂时一用,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唯独与少府孔融、主簿杨修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无庸之辈,不值一提。”由此可见他是何等狂傲。

献帝初年间,孔融上书荐举祢衡,大将军曹操想要召见祢衡。祢衡看不起曹操,抱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求才心切,为了拉拢人心,还是给他封了个击鼓的小官,借以羞辱他。一日,曹操大会宾客,命祢衡穿戴鼓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祢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使宾主哑口无言。曹操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愿因杀他而坏自己的名声。便把祢衡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傲慢无礼而得罪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管文书,开始干得也不错,后来黄祖在战船上设宴,祢衡因无礼而受到黄祖呵斥,祢衡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哕嗦!”黄祖急性子,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当时祢衡仅26岁。

祢衡文才颇高,桀骜不驯,本有一技之长,但是祢衡没有因为这一技之长而受惠于世。

从以上蔺相如和祢衡的两则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做人方法:一个低调做人,以“和”字为要,把大事化小,求得和睦相处,最终征服了他人的傲心;一个高调做人以“傲”字为要,轻视他人,不善舍小取大,故人际关系产生裂痕而失去和气,导致翻脸,最终丢了性命。

用平和心态去对待人和事

平和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美德,怀着平和的心态做人,自然能妥当地对待世间的人和事,既尊重自己,又能赢得别人的尊敬,这也是低调做人的要义。

宋代有个叫韩琦的人,曾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北宋时长期任职宰相。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一走神,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担心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如何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后,无不感动钦佩。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韩琦责备一句也是应该的,即使不责备,挨烧时“哎呀”一声也于情于理。可他不但忍着疼没吱声,还怕侍卫受到鞭打惩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错误,尽职尽责,而且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事情虽小,影响却大,上上下下一知晓,谁不愿意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呢?

韩琦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格外珍爱,送给献宝人许多银子。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有一次在劝酒时,一个官吏不小心把玉杯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傻了,跪倒在地请求治罪。可韩琦却毫不动容,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的,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跪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有什么罪呢?”这番话说得十分精彩!玉杯已经被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吧,徒然多了一个仇人,众位宾客也会非常尴尬,好端端的一场聚会就会不欢而散,也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而韩琦此言一出,立即博得了众人的赞扬,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涕零,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了。

元代吴亮在谈及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鸡毛蒜皮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周旋于官场的风波之中,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韩琦一生处于危险之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又是为何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下之事,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若非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这就是韩琦处世高人一筹的秘诀。

由此可见,道有道法,行有行规,做人也不例外,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人和事,是切合客观要求,因为低调做人才是跨人成功之门的钥匙。

把信誉放在第一位

诚信是做人之本,更是经商之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信誉是无形的资产。自古以来,凡是真正会经商致富的人,都把信誉放在第一位。重信誉和诚实无欺始终被视为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相反,如果不能诚实守信,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

春秋时期越国的漆商虞孚,与计然和范蠡同时代,他不甘于过穷苦的生活,看到朋友们经商致富,也蠢蠢欲动。他首先找到计然,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计然说:“现在漆的销路很好,你为什么不种些漆树,采漆卖漆呢。”

虞孚听了十分高兴,就向计然请教种漆树的技能,计然则有问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之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开垦出了一个规模十分可观的漆树园。三年之后,漆树长成,可以割树得漆了,虞孚兴奋不已,因为如果能割数百斛的漆,就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将所割得的漆准备运到吴国去卖。恰好这时,他的妻兄来看他,一看有这么多漆,就对虞孚说:“我常到吴国去做生意,知道在吴国如何销售漆,搞好了,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呐!”

虞孚急于发财,便一再征询怎么办才能获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说:“漆在吴国是流行货,我看到很多卖漆的人都煮漆树叶,把煮出来的漆叶膏和漆混在一起卖,这样可以获得双倍的利润,而吴国的人也发现不了。”虞孚听了,来了干劲,连夜煮漆叶膏装成几百瓮和漆一起运送吴国。

当时由于吴越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互不往来,漆在吴国确实十分畅销。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虞孚来卖漆,都兴奋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而且还为他安置好了食宿。在住地,吴国的漆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讲好价格,贴好封条,约定第二天交钱取货。

等到漆贩子们一离开,虞孚便打开封条,连夜将漆叶煮的膏子掺进上好的漆中,想以此来谋取高额利润。不料由于手忙脚乱,留下了一些痕迹。次日漆贩子如约而来,发现漆瓮上的封条有启动过的痕迹,便产生了怀疑,找了个理由,当时没有成交,说是过几天再来。

可虞孚在旅馆里一连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吴国的漆贩子再来。时间一长,掺了漆叶膏子的漆都变了质。结果,虞孚一两漆都没有卖出去,连上好的漆也赔了进去。

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之后,都批评他说:“商人做买卖要诚实,商品质量不能以次充好,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谁又会可怜你呢?”虞孚没有钱回越国去,只好在吴国乞讨为生,还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最后穷困潦倒而亡。

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获取别人的信任,这个道理在《狼来了》的故事中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旦你失去了别人的信任,那带来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永远不可挽回。

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无所谓信义不信义。因为他们认为,商人似乎都有几分偷奸耍滑的手段,因此得以赚取钱财,所以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投机取巧的伎俩,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能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

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当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正是因他的仗义守信,才使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胡雪岩的钱庄开张不久,接待了一位存人阜康一万二千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润,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是驻杭州绿营兵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订了婚约不提婚期,由于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一万五千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愿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他不仅答应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勤俭节约,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一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知道这个情况后,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尽管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依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原因是他认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不幸在战场上牺牲。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属。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担心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明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担保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给他们办了手续,不仅全部照付,而且还算了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