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事实上，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依据，后来到阜康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不承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样做虽然欠妥，但在商场上也不是没有。阜康却没有这样做，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说穿了，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看到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主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生意才会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揽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阜康支付了罗尚德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阜康的经历，使阜康的声誉在军营一下子就传开了。很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心“长期五息”地存人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务运转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不会长久。
胡雪岩做生意坚持“赌奸赌诈不赌赖”。“赌奸赌诈不赌赖”是以前流行于赌馆牌桌的一句行话。大意就是你可以运用你能运用的任何手段去攻击对手，只要你做得高明巧妙不被人发现，即使机巧奸诈也都被允许。但必须愿赌服输，下出的任何赌注都必须兑现，不许反悔。
胡雪岩引用这句话，批评他在杭州钱庄的档手谢云清在挤兑风潮开始时不卸排门做生意。
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阜康钱庄不得不关门暂停营业，由此引发的后患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四十万两，如果挤兑风潮席卷而来，明显难以应对。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最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议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没有更好的主意。
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事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而停业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如常开门，应付裕如。没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马上掀起了极大风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户纷纷涌至阜康钱庄，要求立即提现，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此情景后挺身而出，才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螺蛳太太与谢云清商量暂时关门停业，也都有他们各自可以理解的想法。在螺蛳太太看来，是想能够就此先为胡雪岩保住阜康钱庄现存的几十万两现银，留作万一无可挽回时东山再起的资本。上海既已在挤兑开始之后不久就提前关门停业，表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她不能不为胡雪岩做最坏的打算。而谢云清则是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另一方面认为有一个可以回旋的时间对存款大户做些安抚，同时起用可以调动的头寸，以应付危局，不致众怒群起，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想法，实质上与螺蛳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总之，他们都是为胡雪岩着想。
不过，在胡雪岩看来，无论怎样做对于客户来说，我们都是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如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中断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同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所以，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曾国藩特别留心结交朋友，他与倭仁、何桂珍、吴廷栋、梅曾亮、何绍基、汉学家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交往最为密切。他结交的这些朋友，一般都是有些许声望，但是还没有登上真正政治舞台的人。他们的出身、地位、名声相差不大，没有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必要，反而结下了互相激励、互相促进的真正友谊。曾国藩后来办大事，也要得利于他们的帮助。
曾国藩的师友中，以当时的名儒唐鉴地位最为显著，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唐鉴曾经教导曾国藩治学方法，告诫他读书要专一，要先找到入门的方法，并指导他精读《朱子全集》，给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曾国藩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一直对他以师礼相待。后来唐鉴去世，曾国藩不但为他向朝廷请求赠谥号，还给他写铭文。
在这些师友之中，理学大师倭仁对曾国藩也影响很深。与唐鉴不同，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曾国藩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主要记的都是日常琐事，经过倭仁的教导，他主要记自己一天的得失，在不断的反省中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这以后，曾国藩的人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些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心学问，不说空话，每个人各有专长，而且都心怀大志，不甘堕落之辈。朋友们经常互相针砭互相鼓励。他们后来都有各自的成就，也为曾国藩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择友，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对那些甘于平庸或者大言欺人的人，他是避而远之。
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有一个刚从外地回京的人，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曾国藩非常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如庞作人，慕名来与曾国藩结交，曾国藩见他好说话，不着边际，以后和他的交往就逐渐减少了。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庞作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但曾国潘一见便觉厌恶，在日记中写道：“有庞作人者，什么都知道，而好讲学，自在京已厌薄之。今天更为看不起他。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这位仁兄只好无功而返。
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认识了很多有志之士，交际视野也慢慢宽广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与不断扩大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交友不慎，不断加以诱导。曾门弟子与同年进士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在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最要好。沈葆桢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与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回乡操办团练，沈葆桢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两年后，沈葆桢被封为九江知府，但那时候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他无官可做，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照料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咸丰六年(1856)，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长，就遇到太平军杨秀清率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作鸟兽散。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他的妻子林普晴暂时出城回避，她坚决拒绝，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救。当沈葆桢从河口镇驰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如今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若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便是我的葬身之所。”后来幸饶廷选率领救援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另眼相看，在同治元年(1862)极力推荐，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李鸿章与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交往频繁。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同沈葆桢促膝长谈。后来李鸿章与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马上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密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上任江苏巡抚，沈葆桢则担任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官场中，两人相帮互助，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
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只有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陈鼐等、郭嵩焘，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在京时期，他在曾国藩的指引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成为他后来事业成功的人际基础。
只凭单打独斗，难成大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加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做为一个工作来做。
多交可信之人
明珠下台之后，刑部尚书徐乾学拜左都御史，很受康熙皇帝器重。秉承康熙皇帝意旨，徐乾学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弹劾不避权贵，言路顿开。明珠被郭弹劾罢，朝臣都认为徐乾学暗中主持。于是，朝臣又趋之若鹜。徐乾学同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都以鼎甲而位显朝廷，当时号称“昆山三徐”。
他们以诗文负重名，广为结交，轻财好客，与朝中汉大臣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诗文往来，互相标榜，在当时朝廷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如此一来，不但明珠死党对他们恨之入骨，不少朝臣也为之侧目。
因而，为时不久，即有原湖广巡抚张沂上疏控告徐乾学纳贿，尔后左都御史郭棉又上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同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效法。郭棉在疏中逐一陈述高士奇等的罪行，认为高士奇有“四可诛”。
其一，高士奇出身微贱，供奉南书房，本应该竭力奉公来回报知遇之恩。却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致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声名赫奕如此，前无一人，其乃沽名钓誉之辈，可诛。
其二，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同王鸿绪结为死党，科臣何楷为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摇。
同时，凡督、抚、臬、藩、府、道、县、厅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也不属党者，也有常例，名曰“平安钱”。高士奇常常朝臣面前标榜“我之门路真”。
其三，剥夺民膏，侵吞国帑。高士奇拥有多处田产房屋，来历都不明白。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多年，唯恐事发，遂潜伏于直隶天津、山东洛口等地。后将虎坊桥一幢价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余间送给高士奇。
同时，于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置买，并派何楷帮助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有四十万。
此外，于其老家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在杭州西湖、苏、松、淮、扬等地广置田产，修建花园宅院，哪来这么多金银？
其四，欺君灭法，背公行私。高士奇置皇帝的谕旨于不顾，皇帝告谕严禁馈送，违者定以军法治罪，高士奇同王鸿绪竟公然违抗。在淮扬，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黄金，潜遗土奇。疏末，郭棉言：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豹狼成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害怕权势的人只是看热闹而不说，趋利者负拥戴而不肯言。因为这样，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弹劾。
对于高士奇、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康熙皇帝向来颇为器重，但是为了尊重舆论加之弹章所引多属事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让高士奇、陈元龙、王鸿绪等一同回籍。
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穷追猛打，上疏弹劾徐乾学律身不严，言其“乘修史为名，邮于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招摇纳贿，物议沸腾。他子树毂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既无好运止，没有好的言论好的功名哪能写出好的文章？”康熙皇帝命徐乾学明白回奏，徐乾学唯有乞罢归里。
不久，部议许三礼所劾之事不实，遂将许三礼降二级调用。许三礼不服，再次上疏弹劾徐乾学，举其考试舞弊、纳贿置产、违禁取利九大罪，而且牵连徐乾学弟弟徐元文，疏中言：“乾学伊弟拜相之后，同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都知。”且指斥徐乾学“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势倾中外，权重当时，成例可灭，朝纲可紊”。
康熙皇帝以其所奏多为不实之词，且有借机反复之意，着严饬行。徐乾学也只得再次乞休，康熙皇帝遂允其所请，命以书局自随，且亲书“光焰万丈”匾额赐之，以送其行。
言路开放以后，虽然整治了朋党，打击了党争，但也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臣下有人借机报复，有人相互抬扛，导致是非不分。康熙三十年以后，康熙皇帝想法消除其不良影响。一方面广开言路，同时，又不为大臣之奏疏所牵制康熙皇帝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被奏疏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像景初御史郭棉参劾河道总督靳辅，言其“迄无成效，治河多年。皇上爱民，开浚下河，欲拯淮、扬七州县百姓，而靳辅听信幕客陈潢，宜加惩处，百计阻挠”。
时隔不久，户部尚书王日藻又参劾靳辅屯田累民之事。康熙皇帝并未草草了事，他让靳辅与主张疏浚的直隶巡抚于成龙辩论，各抒己见，表示：“理在事先，并未顾情面？况专擅之人，近经黜革，岂更令其专擅乎？”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重视言路。同时又重视调查，核查事情的真伪。
为此，他越来越多地指派亲信，暗中调查，进行密奏，各级官吏多为了各自利益，不据实上奏，而言官之论亦多片面。有了亲信密奏，康熙皇帝就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事情的全貌，特别是对互相攻讦的朋党，亲信密奏就可以不带偏见，有利于客观地对待问题。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在福建、广东的内阁大学士席柱就有着向康熙皇帝密奏的任务。康熙皇帝向他询问了广东督抚、原任江南总督、福建提督、河道总督等人的情况。而从席柱的密奏中，康熙皇帝也获知了一侍卫至铁索桥挂匾，“彼地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之事，康熙后期，康熙皇帝更加重视大臣的密奏，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日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于公于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都是朕亲批。”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之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省矣。”
这样，康熙皇帝就可以不受各级官员的蒙蔽，并能随时掌握各级官员的真正方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蓄意攻讦、无中生有的诬陷之事。因而，康熙皇帝非常得意地说：“密折便知天下事。明太祖、宋太祖都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耳。然此等事，朕断不行。如果这样做，举国臣民，以有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也有损大体。”
后来，在处理一些案件时，康熙皇帝即用密折了解情况，以使事件得到大致公正的处理。像处理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案件，即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