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一种工具，它可在黑暗的日子鼓励你，使你大胆地走入一个别开生面的境界，使你适应这种境界的需要。
金圣叹说过：天下才子必读书。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不仅是天下才子必读书，应当说每一个想适应社会，图谋发展与成功的人，都必读书。
中世纪的阿维森纳为苏丹王治好了病，苏丹王要赏赐给他黄金和美女，他再三表示不要黄金和美女，只要求能允许他到王宫图书馆里去看书。
爱迪生在火车上卖报，每当火车在台脱罗布市停留时，他便一头钻进了该市最大的图书馆里看起书来。
年轻的罗蒙诺索夫自愿帮助别人白干四十天活，由此来换回一本算术书。
奥本海默以他卓越的才华赢得众多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前去任教，他自己却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问他：“许多大学聘请你去，为何你选择了我们学校？”他坦率地回答说：“贵校有许多古典书籍。”
“宇宙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在少年时曾患过猩红热，双耳不幸失聪，被学校逐出了校门。按大多数人的看法，他可以说是成才无望的人了，难以“脱离牲畜而上升到人类”。但是，他却在莫斯科的图书馆里获取了书籍的不断滋养，而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滋养令他从书中茁壮成长起来。他去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年仅20岁的他在校方考试时展示出了出色的数学才华。
中学校长为之惊叹不已，问道：“你的老师是哪位？”他的回答则是：“书。”
当你选择了人生的方向，选择了人生的理想之时，你一定要牢记高尔基所说的话，大脑的“饥饿”，比肚腹的饥饿来得可怕。而能让你果腹的，只有书籍。
学习要持之以恒
学习和做其他事情一样，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这样才会有所成效，才能真正地让一个人长知识，添智慧，为事业的成功做好准备。
春秋时的乐羊子少无大志，而他的妻子却聪明勤快，总想借机对丈夫进行劝导，以激励丈夫立志。有一天，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非常兴奋地拿回家给妻子看。妻子对他说：“我听说有志之人见盗泉水，耻于饮用，清廉之士见嗟来之食便拒绝接受，更何况这种拾遗求利玷污名声的行径呢！”
乐羊子听了，很惭愧，他想：妻子是个小女人，有如此见识，何况自己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怎么就如此缺少志气呢。想到此，乐羊子便跑到野外，将拣来的金子丢了，回家向妻子表示，要寻求自己的事业。妻子听了很高兴，便帮乐羊子整理行囊，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以免自己在家牵挂。
乐羊子出外学习刚刚过了一年，就回来了。他的妻子以为他学成所归，十分高兴，一问，才知并非这样。她问乐羊子：“夫君为何中途而返？”
乐羊子说：“没什么，日久思家，想回来看看。”
乐羊子妻害怕丈夫故态重演，磨灭了志气，便拿着刀走到织机旁，一下将织物割断，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由丝成寸，由寸成匹。如今我把它给割断了，不但不能成布，而且把以前所用的时光也白白浪费了。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应当知道时间一去不返，要利用宝贵时光尽快完成，以成就自己美德，若半途而废，与我割断织品有何不同呢？”
乐羊子听了深受启发，他立返求学之地，7年都没有回过一次家，最终学有所成。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认为自己学得已经足够用了，那就是你不再进步的时候。
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是绝无仅有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嗜书帝王。他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苦读四书五经，和李光地、熊赐履、汤斌、张英、高士奇等理学大家为友，而且对自然科学也倾注了很大精力。
他不仅是政治成就大大超过以前的历代帝王，而且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还没有亲政的时候，康熙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康熙初年发生的历法之争，更让他意识到，作为君主，很多方面都要熟知。
明朝以来，因为长期袭用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误差积累日趋严重，交食不验时有发生，节气推算也常常发生差错。
因此，崇祯年间，崇祯皇帝采纳大学士徐光启提议，聘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并改进历法并修成《崇祯历书》137卷，但是并未及推行，明朝就灭亡了。清朝入关以后，顺治二年(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将这本历法改名《时宪历》，向世人颁发。
顺治去世后，四个辅政大臣掌握手中大权，对顺治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大变动。康熙三年(1664)，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对汤若望所编新历加以指责。因此，四辅政大臣将汤若望逮捕下狱，改任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废时宪历，改使用新历。但是由于杨光先无知不学，历法推算连年出错，还出现了一年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的笑话，受到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的批评。
康熙亲政后，为了弄清对错，在康熙七年(1668年)十二月让大学士图海等会同监正马祜监督测验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每项都符合，吴明矩每项都不符合。康熙于是遂下令将杨光先、吴明炬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恢复使用时宪历。
通过这次历法之争，康熙深知，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更要通晓科学技术，才能不被人蒙骗，更好地科学治国。后来他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尔等唯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宫同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睹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怎么能看出是对是错，因自愤而学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亲政后不久，康熙就开始自己认真学习自然科学。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与工具，为了精通天文历算，康熙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予重视，数学科学不但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灰飞烟灭。
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却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这样的榜样，康熙就拜南怀仁、南安多为师，钻研数学。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乱前两年中，康熙以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钻研，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天文学、静力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强烈的求知求变愿望，康熙一有空就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
三藩平定后，清朝统治日益加强，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由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的学习热忱日益高涨。为了这一目的，除南安多、南怀仁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白晋、张诚、苏霖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
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帮助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让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的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当中，康熙态度认真，不但仔细地听讲，不懂就要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知识。
与此同时，因为治国所需，康熙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像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
在他的同意下，康熙二十一年(1682)，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只要擅长天文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都非常欢迎。
在康熙的招徕下，白晋、洪若翰、苏霖、张诚同时来华，在朝廷为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又让法国传教士白晋回欧招聘。
康熙三十八年(1699)，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也应召来华。就是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与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天文、算法、律吕、内科、画工、外科学问几人来中国以效劳。
康熙一方面广揽人才，同时发奋自学，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试验之中。康熙出巡的时候，经常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来进行实验。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使用大型子午环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常测定塔与山的高度或是感兴趣的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
农学与百姓的生存、国家的强弱息息相联，所以康熙很早就给予了关注，并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培育过御稻米与白粟米两种优良品种。其中御稻米不仅气香味浓，而且生长期短，北方也能种植，南方则可以连收两季。他还作过南北作物移植的试验，北京丰泽园、热河避暑山庄种有南方的修竹、山庄的千林岛遍植东北的樱额，关外的人参，每至夏天，硕果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对于医学，康熙也大力研究。为此，在宫中设试验室。对于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还极力推广。像他发现点种牛痘，对于防治天花非常有效，在边外49旗及喀尔喀蒙古积极推广，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他还谕令西方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一书以满、汉两种文字翻译出来。
对于兴修水利、地图测造、兵器制造等项知识，因为和巩固统治关系非常密切，康熙更是十分关心。如对治理黄河，他不但对前代有关河务之书，都予以披阅，而且还乘六次南巡之机，实地视察河工，同时又四处询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最终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黄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从而改变了黄河连年溃决的现状，呈现出了40年的安定局面。
对于地理测量，他的态度也十分积极，每次巡幸或出征，他都携带仪器，在此基础上，从康熙四十六年到五十六年，他又组织一批中西学者对全国进行实地考察，编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
康熙还特别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在三藩叛乱当中，他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研制改制火炮，并亲至芦沟桥阅视新炮的实弹演习。三藩叛乱平定后，他仍表示重视并且下令继续铸造，分别配备于全国各战略险要之地。
因为长期坚持钻研，在一些领域中，康熙颇有建树。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他根据实测结果认定据西洋新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时刻稍有差错。并怀疑可能是计算的人出现了错误。
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根据实测得知当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历推算的“午初三刻”。总之，康熙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弱，学习自然科学成了康熙皇帝终身爱好的事业。
康熙帝业的成功，与他善于学习不无关系。帝王况且如此，当今的人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
通过学习，康熙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行家，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决策的时候能分清是非，避免和少走了不少弯路。
康熙重视自然科学还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长期以来人们轻视自然科学的错误倾向。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人士投入数学、天文学、水利、医学、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这样的风气能够持续下去，中国很早以前就完成了现代化，也就不会受列强的欺辱了。
康熙在历代君王中成为了很多个之最，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使得他成为帝王中成就和修养最多的人。和别的人不一样，康熙对自己的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学问水平，才能正确处理国家大事，才能更好地行使权利。
不做书呆子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知识来充实你的大脑，也同时就拥有了什么样的人生。有人说知识是智慧的源泉，这话十分准确。但有的人虽然拥有了知识，却不知如何把它转变成自己的智慧、抓住人生的机遇，结果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
战国时代，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自幼便饱读兵书，每每谈起兵法就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就连赵奢都难不倒他。
但在公元前260年，秦国与赵国在长平开战，秦军便使出了一个反间之计，宣称秦军最怕赵括。赵王误信谣言，不顾丞相蔺相如和赵括之母的反对，让赵括替换了廉颇将军。
赵括初掌军权，兴奋不已。他率大军进驻长平以后，把廉颇的部署全部作了改变，照搬兵书上争取主动的教条，进行出击。而秦军却佯装失败进行诱敌，把赵军分割成两部分后，重重围住。赵军的援粮被断绝，45万大军只得全部投降，最后落得一个被白起坑杀的下场，而赵括也在乱军之中被射身亡了。
无独有偶。清朝时，有一个姓张的读书人，他讲古书时，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并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若让他去处理世事时，他却显得十分迂腐。
有一天，他得到了一部兵书，如获至宝，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了数天，并自以为熟通兵法。正好，有一群土匪聚众闹事，于是他招集了乡兵，前去平乱。然而，在他按兵书上所说的作战示意图行事之后，初次交锋就被土匪击溃，他自己也险些被土匪抓走。
后来，他又得到了一部关于水利方面的书，他苦读若干天之后，就自以为能让所有的土地变成沃土，所以他让人按他的图纸兴修水利，可水却由四面八方的渠里流进了村子，险些把村里的人全部淹死。
这两则故事背后隐藏的道理就是，只掌握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一个人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才是最丰富最生动的。
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强调，读书要注重理解和运用，不要死背教条，与实际相脱离。
毛泽东同志在读到马列主义著作之时，就能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应用，使得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20年后，当他刚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与他的同代人如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相比是较少的。但是由于他注重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一旦掌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在这个根本点上，他是出类拔萃的。
毛泽东既重视书本知识，也十分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死读书是盲目地对书进行崇拜，认为凡是书上所讲的都是正确的，与实际脱离，其结果就是把书读死了，成了一个地道的书呆子。
活读书则立足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与实际密切地联系，对书分析批判地读，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对所读之书有所发现，有所应用。
读书与致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的目的就是更好地致用。如果读书不重视致用，不重视联系实际，那么它就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