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灵的探寻》扉页，写着：“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还有这样一段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
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这里，有着鲜明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这也是《心灵的探寻》一书的核心概念。这是我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的一个发现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怀疑的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社会，现实，重新审视既成观念中的先验的前提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自我灵魂的煎熬与升华之路。”对这一段话，还有过这样一个说明：“这里说的不只是我自己，或许也包括……我的许多同代人……而且这样地与鲁迅相类比，也并非想攀附前贤，不过是强调这一代人从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五四’那一代挣脱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缚是同样‘艰难’与伟大的。这时间上至少间隔了两三代的两代人也因此而结下了精神上的不解之‘缘’。”
这大概是很能说明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期，在文革结束以后，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既有一种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的束缚以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却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这是一个最震撼心灵的发现。《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这样谈到了自己，以及这一代人的精神迷误——“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这里，从奴隶向奴才的转化，是真正可怕的。对于我来说，这或许还另有一种残酷性：当我终于发现并承认自己已经被奴化与驯化，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承认与正视自己对鲁迅传统的背离：“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陷入重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研究周作人，则更是引发了内心的激烈冲突：“是周作人唤起了似乎已经忘却、否定、埋藏了的本来的‘自我’”——这个“自我”由于家庭的背景，由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本能地趋向个性独立与解放，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但经过以后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又获得了以追求社会平等的乌托邦世界，强调思想统一，意识形态化与崇尚斗争哲学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并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从外表的衣着、谈吐，到内在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感情、文化心理、审美意趣……都发生了‘异化’，形成了新的‘本能’。”
这样的未经改造的旧我与改造了的新我，个人自由、民主观念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相互诘难，打架，造成了价值判断上的摇摆，而当时在心理上的感觉，则是仿佛“陷入重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尴尬极了，也难受极了”。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文章。文章发表了，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诘难。极“左”派以维护革命正统为己任，认为我离经叛道，而且因为是内部造反，就如当年鲁迅所分析的，“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而新派则以为我的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仍不能摆脱革命意识形态传统的束缚。
有缺憾的价值，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而我当时是认同于新派的年轻人对我的批评的，但鉴于历史的教训，我知道必须忠实于自己，即使是局限，也只能如实呈现，在未彻底想通并真正找到新路之前，不要轻易变动；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可以说每迈一步，都强烈地感受到与时代、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观念、思维定式、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以至语言习惯，对我们的束缚；于是，我们只能一面挣扎，一面前进。我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形象，经常处在‘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与惶惑之中。
我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就如鲁迅所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在明确意识到自己“能做、能达到什么”与“不能做、达不到什么”的基础上，就有了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意义与价值的一个基本估计，我提出了“有缺憾的价值”的概念，在自我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有限度的自信与自我肯定。
而造成价值缺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是我一再痛苦而无奈地谈及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化断裂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由此形成的“先天的知识结构的欠缺，是以后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的”，这就造成了某种历史的尴尬：“一方面学术发展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担当‘承上启下’的责任，我们现在也确实处于当代中国学术的中坚地位，但自身的知识结构的先天缺陷却使我们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我们的悲剧性正是在于，尽管就个人才华、天赋而言，特别是后天努力、勤奋的程度，我们未必就一定逊于前辈与后人，但身受‘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思潮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之害，致使我们中间很难出现大师、大家级的人物：非不愿、不为，乃不能也；而这‘不能’又确非自己的责任。这里的痛苦是别代人很难理解、体味的，我们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只能如鲁迅所说，躲进丛林，自己舔干净身上的血迹……如果有人抓住知识上的缺陷全盘否认这几代人，我们只能报以苦笑。”
另一方面，“既对于学科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又清醒于自我的局限性，于是，在积极方面便时时产生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敢有半点松懈；消极方面却又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自己背起的‘十字架’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这确实是生命的不堪承受之重。我曾在一篇悼念文章里谈到这一代人的内心的苦楚：“时代先赋予我们热情、天真的理想主义的气质，接着又教我们懂得世故、现实。一次次的磨难，使我们变得似乎坚强，而我们内心却十分软弱；我们愤世嫉俗，又忍辱负重。历史的使命感使我们强烈地要求为事业献身，无情的现实却使我们不能不瞻前顾后。我们的心向着未来，羡慕着青年人的勇敢；行动却往往为古老的鬼魂所牵绊。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在许多人心目中，我们却是无出息的一代。夹在老年与青年，历史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中间，我们身心交瘁；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几十年苦斗中练就的内在的坚韧力量……然而，再坚韧的弓弦也会绷断……”
写作的“自我惩罚性”，赎罪与还债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谈到了历史记忆所造成的“心灵的风暴”，以及由此形成的写作的“自我惩罚性”“正是这样的已经化为血肉的（个人与家庭的）‘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本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而且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只有在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近二十年来，我从不放下手中的笔，不敢有一日的松懈，其实并非勤奋，实在是出于这内心的驱动。而且现在还看不出心灵的风暴已经停息、可以住笔自慰的任何征兆－－－我大概就要这样无休止地自我惩罚，‘写’下去的罢。”
“自我惩罚”也就是“赎罪”；此外，还有“还债”。在我的第一本随笔集《人之患》里谈到了“在中国做‘人’之难”“处在‘人伦’关系网中，每当提笔写作时，总是觉得身后站着许多人－－－我的前辈（父母、兄长、老师……）与同辈人，他们养育、发现、塑造了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以支持与鼓励，这种‘恩惠’对于我都成了一种精神的威压；另一面我又时时感到身前也站着许多年轻的朋友，我寄希望于他们，似乎又自觉承担了某种义务与责任。正是承受着上下两代人（还有同代人）的压力，我常有生命不堪重负之感，唯有靠写作来自寻摆脱。”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所做的，就是“还债”的工作：我不仅实实在在地为我的老师、父母、兄长编辑了文集、纪念集，写了回忆、悼念文章，而且将我的这一时期的著作全献给了他们，即扉页题词中点明的“四大献书”“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心灵的探寻》）、“献给我的导师们”（《周作人论》）、“献给我的同学和同代人”（《周作人传》）、“献给我的老伴可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此外，还有在“后记”里说明“献给贵州那一方土地上的我的精神兄弟姐妹”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尽管这已经是下一个时期的著作）。本以为债已还清，可以竦身一摇，使自己轻松一下，不料很快就意识到对同时代的牺牲者和养育自己的土地与人民的责任，开始了下文将要详尽讨论的新的写作－－－看来，“负罪与还债情结”将永远伴随我的写作，并成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一个基本特质。
带着自己的丰富“经历”闯入学术界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的大蜕变”。这两个方面的经历都对我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因此而对“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国民性及自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抱有极度的敏感”与高度的警惕性，这也就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底线：对任何时候、任何形态出现的专制主义，都坚持一种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在自我反省中，“对自己曾一度自动地放弃‘自我’，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内疚’情绪，因而反过来极度强化了对于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这也构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底线。在下文中还会谈到，我正是带着这样的经历与经验去接受与理解鲁迅的“立人”思想的，直到世纪末，我仍然坚持这样的底线：“‘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
这里，显然存在着对他人与自我的生存状态与“奴性”的极度敏感与高度警惕。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引述了增田涉的回忆：“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并且作了这样的解说：
“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触到内心’的现实，‘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因此，这也是对鲁迅与自我的一种双重发现。
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
也就是这样的自省，触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兴趣，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立场与态度。而最初阶段的思考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首先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发生半是自动、半是被迫地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权利、放弃对个人独立、自由的追求这样的历史悲剧？初步的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发生的迷误
在《心灵的探寻》“后记”里，我这样写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的封锁——五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六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形成了这一代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国家的独立、富强献身的巨大热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本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色与优越之处，但历史的教训在于这一代人却由此出发，陷入了一个陷阱，这是鲁迅早已警告过的：在强调“一致对外”时，要防止对国人正当权利的剥夺。“二十世纪中国却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这其实是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特点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这里所发生的，正是鲁迅所预言的悲剧：人们只注意了‘一致对外，反帝反霸’，却因此而放松了对国内封建（专制）主义的警惕”。迷误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在五六十年代高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在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就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但发展到极端，就逐渐变成了盲从，并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现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如前文所分析，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权利”。这里有一个转换：听从“国家”的意志变成了听从“国家代言人”的意志，服从“国家利益”为之牺牲亦如此。但这也正是一切“牺牲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