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耶稣”有什么可比性呢？孔子是人，耶稣是神。即使把耶稣看做是历史上实有的人，也是与孔子截然不同的人。固然，孔子与耶稣的教诫有相类的地方，然而这种相类之处也打上了深刻差异的烙印。我觉得，孔子与耶稣可以比较的惟一理由，就在于孔子在儒教中的位置与耶稣在基督教中的位置是相似的，因而孔子与耶稣的异同就显示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因此，我们不去考据耶稣有无此人，也不去考据“四大福音书”哪一个是耶稣的真实写照；而是依照《论语》和“四大福音书”，从孔子与耶稣的比较去认识中西文化的契合之处与深刻差异，并进一步探究儒教、基督教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节）孔子与耶稣的文化立场
孔子虽然是殷商的苗裔，但到孔子出生时，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了。孔子说：“丘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出身并不能决定文化立场与“阶级立场”，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也可以为“小人”代言。然而，孔子总忘不了“过去的好时光”，使得出身终于决定了他的文化立场与“阶级立场”。因此，就纵的一面看，孔子总想使“过去的好时光”复活，以“克己复礼为仁”；就横的一面来看，孔子总是向上看，以统治者自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孔子固然也讲爱民，但爱民是为了民心不乱，不致危及上层统治者。
于是，孔子做了种种“君子”与“小人”、“上智”与“下愚”的区分；崇“君子”“上智”而贬“小人”“下愚”。孔子断言：“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仅如此，孔子交朋友都要向上看，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为友，“无友不如己者。”孔子的这些教导与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商鞅的“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等等一道，使得中国的政治就是“治民”“愚民”的法术，即使变革也要自上而下。
与此相反，耶稣出身贫贱，有人说他是“木匠的儿子”，有人说他是“木匠”。但是，他又是耶和华的独生子，是救世主。于是，耶稣便以神的使者乃至神的化身的身份鄙薄富有者而拯救贫贱者。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因此，有一个少年人问耶稣怎样才能得永生，耶稣告诉他，除了遵守诫命之外，“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不仅如此，生前奢华宴乐的，死后要被丢进地狱的永火中；生前受苦受难的，死后反可以去神国享福。所以，耶稣无论到了那里，都跟着一群“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稣本人就很贫寒：“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瑏瑠因此，耶稣虽为“神子”，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孔子与耶稣“阶级立场”的不同，使其教诫具有不同的教化范围。
儒教那套“文行忠信”、“诗书文章”，与不识字的中国百姓是没有多大干系的；而儒生也不想把儒教的教义通俗化在民间传播，相反，儒生是以自己的知书达礼去鄙薄“下愚”和“小人”的。就教化内容来看，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也满足不了中国百姓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这就使得儒教始终是属于上层统治者和士官的，而不是属于下层百姓的。因此，尽管儒教是中国的国教，并且大体上说，儒教伦理是中国的伦理；但是，儒教对于中国百姓，还不如佛教、道教来得亲近。儒教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从儒教中很难孕育出民主，儒教的民主是为民作主。
与此相反，基督教一开始就是下层民众的宗教，耶稣的行“奇迹”，乃至张口耶和华神，闭口天国地狱，也特别对下层民众的胃口。
而基督教一旦与柏拉图主义（圣·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主义（圣·托马斯·阿奎那）结合，就使得基督教成为全民的宗教。中古教士以向民众宣讲基督的福音为荣，办慈善机构，救济贫民难民，就与耶稣的教诫有关。固然，古希腊就以“民主”的昌盛而著称于世，但是，那是一种奴隶除外的“民主”，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有益的，奴隶天然地应该低于主人、服侍主人。而中古的教士却敢于遵循耶稣的教诫，指责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卡本特（HumphreyCarpenter）说：“19世纪西方社会最终废除奴隶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基督教压力的结果。”
孔子与耶稣文化立场与“阶级立场”的不同，使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极为不同，而这种不同对后世的中西文化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同。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置重人这点上，孔子与耶稣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若深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实质意义的不同。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乐崩坏、天下大乱的时代，东周王室的势力日趋衰落，蜂起的诸侯国战乱不止、大鱼吃小鱼。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若长此下去，在孔子看来是不可收拾了。家道的衰落和东周王室的衰落，使得孔子发愤要“克己复礼”，使大乱的天下再回到各安其位又和乐融融的好时光。孔子一生颠颠簸簸，周游列国，是为了“克己复礼”；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办教育，也还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目的在于“克己复礼”。即使不能“复礼”，至少也要维持“礼”的现状，不能再让世道继续坏下去了。所以季氏非礼无法，“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是，孔子就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原型”最好是复古，其次是维持现状。
耶稣所处的时代，也是犹太人灾难深重的时代。从被掳到巴比伦，到为坚持信仰而在罗马的统治下流血，灾难一个接一个向犹太人袭来。于是，一方面，耶稣狂热地自称弥赛亚而获得了大批信徒，“目的在于推翻罗马和赫罗德族在巴力斯坦的统治和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并且宣称要用暴力扫清通向“天国”的道路：“从施洗者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总是用暴力取得的，并且强暴的人凭借力取得它。”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其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另一方面，从尼希米以后，犹太人愈来愈把律法看成是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
“他们不再容忍那些宣讲新鲜事物的先知。其中一些迫切感到要用先知体从事写作的人们，便伪托他们发现了一卷但以理，所罗门或其他古圣先贤所著的典籍。”于是，对律法的强调逐渐窒息了独创性，“使得他们变得极端保守。”而耶稣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以对律法的批判和改革的姿态出现的。固然，耶稣也说过这么一段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实际上，耶稣对律法是灵活变通的，并时常引起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责难。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掐了麦穗吃。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除了引经据典进行灵活变通之外，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为此，“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又有一次，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而用俗手吃饭，而对耶稣的门徒有所责难，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而按基督的教诫，“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一点在基督教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保罗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保罗用了很大的努力与律法斗争，保罗说：“基督终止了摩西律法的功效，使一切相信上帝的人得以和上帝和好。”于是，耶稣就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原型”对传统的批判者和革新者。
因此，尽管孔子和耶稣都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思想，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但是，由于孔子和耶稣“阶级立场”和“文化原型”的不同，就使其教诫具有不同的实质内容。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存在，并且“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而维护传统的繁文缛节，非常强调丧礼和祭礼。传统的繁文缛节本来是由相信鬼神祭祀鬼神而来的，按道理也应该随着不相信鬼神而去。那么，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却偏要维护传统的繁文缛节呢？因为这可以在人际中分出等级次序来，贵族可以靠着这套繁文缛节高居于社会的上层，“下愚”和“小人”也不致于不知上下而“犯上作乱”。儒家不信鬼神却又墨守繁文缛节，在当时就受到了“明鬼”的墨家的批判：“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对于传统的丧礼，儒家已赋予了情感的依据：“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而对于“无鬼而学祭礼”，儒家连合情主义的解释也作不出，仅只是出于对现实和传统肯定的文化态度罢了。与此截然相反，耶稣反复强调对神的信仰，却批判“人的遗传”和传统的繁文缛节，甚至借助神来反对律法的约束。摩西律法本来是摩西与神订的“旧约”，然而，在神还没有死亡的迹象的时候，耶稣却敢于对摩西律法进行变革，确是“非圣无法”的大胆举动。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怎样，只有神晓得！这是典型的借神力以实行革新。耶稣这种“非圣无法”的大胆举动，使得许多人认为，耶稣废止了律法，而代之以爱上帝和爱邻人两条最大的诫命。
（第二节）文化圣人与文化超人：人品与神品的文化原型
《论语》中的《乡党》一篇，对孔子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孔子在本乡非常恭顺，像是不能说话的样子。一走进朝廷的门，孔子就做出一副害怕而谨慎的样子，仿佛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君主来了，恭敬而显得有点害怕的样子。经过国君的坐位，面色端庄，脚步也快，言语仿佛中气不足。向堂上走，恭敬谨慎，憋住气，像不呼吸似的。孔子在衣食睡觉等方面都非常讲究。暑天，不管是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一定要裹着衬衫，使它露在外面。睡觉一定要有小被，“长一身有半”。“席不正，不坐。”“食不语，寝不言。”而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孔子也作过一个简略的自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性情“温、良、恭、俭、让”，不与人争，如果有所争，就一定是比箭，但却以礼让为怀，“其争也君子”，也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孔子“有教无类”，但也要送十条干肉给他。孔子“敏于行而慎于言”，因为“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博学通六艺，因为“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甚至说，富贵而可求的话，“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在中国，求富贵的大道就是做官，所以孔子一生到处找官做，急于让人用他。比较而言，子路倒是“吾爱吾师而尤爱真理”。有一次，孔子去拜见行为不当、名声不好的南子（卫灵公夫人），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向子路发誓赌咒。又有一次，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造反，叫孔子去，孔子准备去。子路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反贼”那里去呢？孔子却辩解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有一次，佛肸召孔子，孔子又想去，子路又不高兴了：从前我听老师说，君子不去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去，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无奈，又做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辩解。因此，孔子首先关心的是生命的安乐、富贵、有官做，其次才是“克己复礼”。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孔子劝人，不听则止；孔子做官，看见君主淫乐昏庸，就转身而走。因为在别人不听的情况下继续劝下去，就会给自己招来烦恼、灾祸；在君主淫乐昏庸的时候，如果继续做官，就会跟着主子倒霉，如果坚持自己的“克己复礼”主张，就可能连命也保不住，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就是说，如果追求不到富贵，那么就自甘贫贱，并从贫寒中寻出乐趣来。因此，尽管孔子说了许多豪言壮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是，这些豪言壮语必须能够灵活变通以便“明哲保身”，所以孔子又让人在天下无道的时候装傻或者隐身自乐。孔子非常赞赏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以为“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不难看出，孔子确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文化圣人，孔子自己也不避讳这一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因此，无论子贡怎样把孔子比做光照天地的日月，后儒怎样神化孔子，都改变不了孔子平凡的形象。孔子“畏大人”，也爱财，到处找官做，也有过失，还会赌咒论人品，孔子有高风亮节的一面，但并非一贯正确，让人无可指责。可以说，中国缺乏西方那种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超人，鲧盗息壤以救洪水之灾本来也可以获得普罗米修斯的殉道意义，但却变成了一头灰溜溜的黄熊，而且其他神话对鲧的形象也大有损伤。墨子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大圣，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本来也近乎耶稣受难的殉道精神，但墨学显耀了不长时间，就失传了。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鲜能生长也不看重女祸、后羿、鲧、墨子这样的文化超人，而更看重现世平凡的文化圣人。这就使得孔子精神迥异于基督精神，孔子精神偏于现实与平凡，于平凡处见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