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现实与平凡的人品，还使他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原型”“学而优则仕”，以求得官做为神圣；注重生命的安乐，使得中餐举世闻名；注重礼让，反对冒进与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世的儒生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果然把孔孟之道当成了追求功名富贵、当官做老爷的敲门砖。不仅如此，孔子入世与遁世的进退有路，成为最早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原型。余英时认为：“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这一点我毫无异议。余英时进而指出：中国的“士”非常近似西方现代的知识分子，即做为“社会的良心”和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理性、自由、公平等），“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余英时的结论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不像希腊那些沉浸于智慧之梦而不顾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像中古基督教的教士，而更像中国的“士”。我觉得恰好相反，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正是西方传统的合理发展的产物，而与中国的“士”差异甚大。
中古教士对于现世持批判态度，对于世俗统治者有一种独立精神，只不过他们关注的是神的和灵的世界，但是，当上帝死亡而人们“忠实于大地”的时候，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不就脱颖而出了吗？但是，除了实践精神一点之外，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却不见于中国的“士”。按中国的阴阳观念，除了国君一人属阳之外，包括“士”在内的其他一切人皆属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不就是把“士”比成了国君“丈夫”的“妻妾”了吗？孔子到了国君面前面色端庄而做出恭敬害怕的样子，后世以香草美人自比怀才不遇的士，不就是这种阴阳观念的一种演绎吗？
固然，孔子让“士”以天下为己任，乃至以“天心”（社会的良心）为己心，但是，如果淫乐昏庸的君主不听“士”的话怎么办？孔子早已做了“士”的榜样：躲藏起来，隐身自乐。于是，国君的淫乐昏庸终于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然后是“成者为王败为贼”，一切再从头开始，而一大群“士”又围上了新的“君”这不正是“士”的悲剧吗？而且“士”与“官”是连在一起的，“士”之为“官”，就使得中国的“士”不能做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去监督“官”了。在传统中国，“士”不为“官”，就会成为被“官”瞧不起的“穷酸秀才”之类。因此，中国的“士”对于国君缺乏批判精神，而唱颂歌捞油水者多。固然，中国的“士”有时也能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如余英时津津乐道的汉末党锢和明末东林党，但那正是王权松弛、“君”不像“君”的时候；而“君”一旦像“君”，儒者们自然就温柔敦厚了。因此，孔子进退有路的“文化原型”，在“进”的一面固然造就了岳飞、文天祥等“不识时务”者，但岳飞不敢自立为王恢复中原却正是岳飞的悲剧，而在“退”的一方面，则被道家发扬光大了。而更多的“士”，则是沿着孔子开辟的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进退有路、儒道互补、“一阴一阳”的路走下来的。
与孔子平凡的人格相反，耶稣则闪耀着超凡脱俗的神的光芒。
耶稣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一降生，就惊天动地，早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看见他的星，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特来拜他。希律王为此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尽了。耶稣一出世，“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马太、路加、约翰都没有报道耶稣受教育的信息，但是耶稣一走进会堂，就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众人很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是很独断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都不能废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要传播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为众人受难，赴死，复活。等到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度降世，人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因此，与孔子之为平凡的文化圣人不同，耶稣是充满神性的文化超人。
这位文化超人的个性有什么特点呢？凯德伯瑞说：“也许，以独特、新奇、独到等字眼来形容耶稣的独特之处，还不如以激进、热情、极端来形容更为精确。”耶稣确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激进分子，有时简直就像害了热病。“对观福音书”本是记叙文，但由于耶稣的激情资质，加之以比喻训众，就使人读来像抒情诗。耶稣的狂热性格，以及与众不同的言行，使耶稣的亲属“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痴狂了”。耶稣进行战斗的几件事，譬如他教训他的敌手，敌手抓他，他就飞身逃跑；一进耶路撒冷的教堂，就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买卖人的桌子凳子；都令人感到他确是与众不同的狂人。他的门徒死了父亲要回去安葬，耶稣却让死人管死人，让门徒跟从他这种狂热的性格最适合于革新和革命，而身为犹太人的耶稣，也确实发动了一场对于传统的犹太教的革命，使得基督教终于从犹太教分离出去，乃至成了冤家对头。陈鼓应把耶稣的狂热性格归为地理环境使然：“犹太民族处于热带地区，暑天酷热炙人，气温经常高达四十五度。被这昏热病所迫促下的人们，不是超乎理智，便是达不到理智。”但是这却无法解释俄罗斯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科夫斯基式的巨大热情。事实上，耶稣的狂热性格，在西方中古以前，让我们想到希腊的酒神；在中古以后，让我们想到哈姆莱特骚动不安的内心独白，浪漫派的热情冲动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狂热的性格使耶稣常爱走极端。因此，与“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孔子不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可是，极端的爱总与极端的恨连在一起，所以耶稣又常常以地狱示人，要把人“丢在火炉里”，而且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于是，在爱人的反面，又透出了恨人的思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这种极端和偏执贯穿于耶稣性格的始终：“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因此，与孔子的微温中和、不偏不倚、冷静稳当、循规蹈矩极为不同，耶稣性情狂热、激进、偏执而爱走极端。
耶稣之为文化超人，还在于他违背常识而施行奇迹。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许多疾病是由于邪灵、魔鬼（撒但）占有了患者的身体所引起的。而耶稣既然是属神的，那么自然就有神力驱逐魔鬼，使病得愈。所以有病的人一看见耶稣，身中的魔鬼就发抖害怕，根除了魔鬼，病就好了。于是，耶稣似乎无病不能治，甚至能起死回生耶稣对那“死了一般”的孩子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除了到处训众，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的第二大职业似乎就是驱鬼治病。不是别的，正是驱鬼治病，才使信耶稣的人愈来愈多。自然，除了驱鬼治病，耶稣还行了其他一些奇迹。有一次，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又有一次，耶稣在夜里只身在海面上走，门徒以为是鬼怪而惊慌害怕。彼得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耶稣拉他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中国人读“对观福音书”，就像读《西游记》、《封神演义》，然而《西游记》之类的书是游戏之作，除了一些“愚民”，我们中国人是并不相信的；但是，信奉基督，却意味着信奉这个奇迹的王国。所以，基督教传入中国，在“愚民”那里反而有市场；而在读书人那里，耶稣正是应该敬而远之的“怪力乱神”。因此，与满足于常识的孔子精神不同，耶稣精神崇尚用神力战胜自然的奇迹。
耶稣之为超人，还表现在他不随顺传统和众人，而成为被众人所弃绝、被家乡所驱逐、被故国所残害的先知。因此，尽管耶稣被圣灵充满，有神恩在他身上，但却被家乡的人所厌恶。有一次，耶稣在家乡训众，因其对家乡人的批判，使得家乡人“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耶稣也明知家乡人不信他、厌恶他，却偏要自讨苦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因为“家乡”正是先知所处的现实，先知来得早，众人不能理解他，他就攻击“家乡”而为“家乡”所弃绝。所以，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又变成了“家乡”而冷落和迫害耶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稣到地上来，明明是来拯救犹太人的，然而却被犹太人钉了十字架。当时管犹太人的彼拉多明明想放耶稣出去，而杀强盗巴拉巴，但是，彼拉多征求犹太人的意见，犹太人却坚决要求释放巴拉巴，钉耶稣十字架。在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唾他，戏弄他，打他，连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我们且看鲁迅根据《马太福音》而作的散文诗《复仇》（其二）：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他。
看哪，和他同钉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诅咒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鲁迅《野草》中这篇散文诗基本上是对福音书的“实录”，只不过使“神之子”变成了“人之子”，就使得耶稣成了一位“向庸众宣战”的个性主义者。但是，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耶稣形象更像以色列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该受责罚，该受神的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但是，一旦人们不是拜倒在基督脚下而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照着耶稣的榜样做事，就会出现拜尼采那样的超人事实上，耶稣不与众同而为民众所害，在古希腊也并非无迹可求，苏格拉底不就是一位爱雅典人而为雅典人所害的圣者吗？而耶稣甚至在“复活”之后，也不为犹太人所信，终于使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成仇因此，与安于家庭随顺众人以不脱离群众为美德的孔子之教不同，耶稣精神容易造就一些去众离群的孤独者。
耶稣之为超人，在于他是以拯救世界的受苦受难者和救世主的面目来到世界的。尽管耶稣被家国驱逐和迫害，自己连枕头大的地方都没有，连地上的狐狸和空中的飞鸟都不如，但是，耶稣自甘受苦受难，他是以自己的受难来拯救世界的。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特别是要拯救“饥寒交迫的奴隶”或者说“被压迫阶级”，他要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以耶稣不仅同犹太人最瞧不起的税吏和娼妓混在一起，以为“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法利赛人或文士之类）先进神的国”。而且耶稣不管走到哪里，就围上一群老弱病残者，“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种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是神又是老师，却没有多少师道尊严和“神道尊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做为“神的独生子”，耶稣明明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被治死，但他毅然决定去赴死，以自己的死带走世人的罪恶，使人与神和好。我们且看“最后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进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耶稣的被钉死和复活对于基督教来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耶稣以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复活，意味着耶稣与人类同在，并将在世界的末日来审判人类。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忿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因此，孔子和耶稣同是拯救世人，但是，孔子偏于拯救上层贵族和统治者，耶稣偏于拯救“饥寒交迫的奴隶”（尽管从另一更现实的意义上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孔子救人，能救则救，不能救则退，进退有路，而且救人一般需功名富贵的报偿；耶稣救人，则具有执著于苦难而殉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