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辩男人，好男人真是难觅!男人最博大的情怀总是真的，男人的绅士风度可以成就一生，男人的真假好坏并不挂在面具上，男人出身低微往往是优势!
■境界中的男人
□最博大的情操总是最真的
斯维登堡的道德洞察力，对通行的谬误的纠正，对道德法的宣布，使他独步于现代文坛，使他有资格在人类立法者中间占有空缺了许多代的一席之地。他所获得的那种缓慢而威严的影响，就象其他宗教天才们的影响一样，有它的高涨和低落，然后才慢慢形成一种永久的价值。
“在天堂里，从来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站在别人后面，看人家的脑勺，因为那样的话，来自主的灌输就被搅乱了。”天使从一个人的声音能知道一个人的爱；从声音的清晰度能知道他的智慧；从话的意思就能知道他的知识。在《夫妻之爱》中，他展示了婚姻的科学。关于这本书，人们常说虽然原理极为高超，却并不怎么成功。它简直有些象情歌，都是柏拉图在《宴饮篇》里力图写的，也就是但丁说的卡塞拉在天堂的天使们中间所唱的那种爱。这种爱如果在它的起源、完成和效果方面歌颂得当，倒可以使灵魂狂喜，因为它会开创一切制度、习俗和风气。如果把其中的希伯来教义省去，如果不要用哥特风把法律道德，如果具有事物性质所需要的状态上升的余地，这本书就是一部辉煌的著作。它是婚姻科学的一种优秀的柏拉图式的发挥。它指出性是普遍的，不是局部的。阳刚在男子身上限制着每一个器官、行为和思想；阴柔在妇女身上也亦然。
因此在现世或灵界，婚姻的结合不是暂时的，而是不断的，总体的；贞洁不是一种局部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美德，不贞洁在交易、种植、说话或哲学探讨中发现的跟在生殖中发现的一样多。虽然在天堂里看见的处女们是美丽的，但是妻子们更是美丽绝伦，而且越长越美。然而，斯维登堡按照他的方式，把他的理论固定到一种暂时的形式上。他夸大了婚姻的状况；虽然他发现了人间虚假的婚姻，却幻想在天堂有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然而，在前进的灵魂中，一切爱和友谊都是暂时的。“？”的意思是“你看见同一个真理了吗？”如果你看见了，我们就因具有同样的幸福而欣喜，然而，不久，我们俩中间就有一个感知到新的真理——我们离婚时，自然界没有一种牵引力能把我们拉到一起。我知道这种爱的酒是多么香甜——我为你而存在，你为我而存在，然而这是一个孩子对他的玩具的依恋，那是一种尝试，要使家庭和洞房永久，要保存用来给我们教启蒙功课的图画字母表。
上帝的伊甸园光秃而壮观，就象户外的风景，从晚间炉火旁回忆起来，好象寒冷而荒凉，而这时你却在煤火上瑟缩着；然而一旦又来到户外，我们就可怜那些能放弃自然的壮丽、贪图烛光和纸牌的人。也许《夫妻之爱》的真正主题就是“会话”，会话的法则却被深刻地出来。如果把会话照字面应用于婚姻，它就是虚伪。因为上帝是灵魂的新娘或新郎。天堂不是两个人的婚配，而是所有灵魂的交流。
我们在一种思想的庙堂下相遇，停留片刻，然后分别，仿佛我们未曾分别似的，然后进入别的欢乐的友情中的另一种思想。在“你爱我吗？”的粗俗独占的意义中，非但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你委身于比我们俩都高贵的一种感情，从而遗弃了我时，发现自己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定睛注视着我，并且要求爱，我反而遭到排斥。
事实上，在灵界里，我们在时时刻刻改变性别。你爱上了我身上的价值；于是我就成了你的丈夫；然而，决定爱的不是我，而是价值；而那种价值是我力所不及的价值沧海中的一滴水。与此同时，我爱慕另一个人身上的更伟大的价值，所以变成了他的妻子。他追求另一个精灵身上的一种更高贵的价值；便又成了那种影响的妻子或接受者。出于提防思想家们容易犯的一些罪，他曾经熟悉一种自我探询的习惯，在清理和表露那种特定形式的道德病，即一种良心无法抵抗的敏锐时，他是否养成了这种习惯呢。我指的是他感到“根据科学的观点”。思想亵渎了善良的东西。“对信仰的推理是怀疑和否认。”他痛苦地注意到知与行之间的分歧，而且这种感受性不断地被表达出来。
因此哲学就是形形色色的毒蛇、痔疮、飞蛇；文人就是魔术师，江湖骗子。然而这一论题暗示出了一种后顾之忧：在这儿我们发了他自己痛苦的所在。成功的人，或者一个幸运的天才，似乎依赖于心脑的一种适当调整；依赖于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一种很难达到的适当比例，这种比例也许遵循那些构成化合所必需的体积比例的化学比法则，就象气体只会按固定的比率混合，但不会随便混合一样。一只满满的杯子很难端。此人天生感情丰富，思想充实，很早就陷入自身的危险矛盾中，在《动物界》里，他宣称他喜爱分析，不喜爱综合，使我们大吃一惊；年过半百之际，他倒提防起自己的智力来；虽然意识到真不孤独、善也不孤独，然而二者必须结合，但他向自己的理智开战争，支持良心，对抗理智，并在所有的场合诋毁它，亵渎它。亵渎立即得以雪耻。当天堂的一半——真遭到否认时，也就等于怀才不遇的人的痛苦导致了讽刺、毁灭了判断时，美便蒙受耻辱，爱就不再可爱。他聪明，但那是在自怨自艾中表现出的聪明。
在这个可怖的宇宙中，有一种无限悲哀的气氛和恸哭的声音。一个吸血鬼坐在先知的座位上，带着阴暗的欲念求助于痛苦的形象。这位看见灵魂的人围绕着每一伙新的罪犯在下面建造一个新的地狱，一个比一个更可怕，的确，鸟儿筑巢，鼹鼠钻地也不会比这更容易。他是从一个好象是铜制的圆柱里放下去的，其实那是由天使似的精灵形成的，这样他可以安然无恙地下降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间，亲眼目睹茫茫的灵海；在那里，他长时间地听到他们的哀号；他看见了折磨他们的人把痛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看见了骗子的地狱，刺客的地狱，淫棍的地狱，强盗的地狱。他们在杀人煮人；骗子的大桶状的地狱，像粪便似的一个个地狱，复仇者的地狱，他们的面孔好象一个大饼，他们的臂膀象一个车轮一样旋转。除了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教长，谁也没有那种关于污秽和腐败的知识。
这些书应当谨慎使用。塑造这些逐渐消逝的思想形象是危险的。它们在过渡中是真的，一旦固定下来，就是假的。要公正地理解他，就需要一个跟他不分轩轾的天才。然而当他的幻象变成年龄不同、能力各异的千千万万人的老生常谈时，它们就被歪曲了。希腊族的智者习惯于带领德才兼备的青年参加埃留西斯秘密宗教仪式，作为对他们的一部分教育，在那里，通过盛大庆典让青年学会古代圣贤所掌握的最高真理。
一名热情奋发、深思冥想的青年二十来岁时也许会把斯维登堡的这些著作，这些关于爱和良知的秘密读一遍，然后就永远丢在一旁。在地狱和天堂向它开放时，天才总做着类似的梦。然而这些梦境被看成神妙莫测的，也就是说，被看成真理的一种十分任意和偶然的画面——却不能看成真理。别的任何象征要是同样好，那么这个画面就算被看得十分真切了。
斯维登堡的世界体系缺乏中心自发性；它是能动的，但却是没有生命的，因为缺乏产生生命的能力。它里面没有个人。宇宙是一块巨大的水晶，它的一切原子都排列得有条不紊，团结统一，但显得冰冷而静止。带有个人和意志色彩的东西全没有。有一个调解的巨链从中心伸向八极，它使每一种力量丧失了一切自由和特点。在他的诗里，宇宙在一种催眠引起的睡眠下受苦，而且仅仅反映出催眠者的心灵。每一个思想通过感应从包围每一个心灵的一个精灵社会进入每个心灵，再从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进入那些精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一切类型就是寥寥数种相同的事物。他的一切人物都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他的所有的对话者都斯维堡化了。
巴勒斯坦作为宇宙史里的一章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在教育中却是一种不怎么有效的因素。斯维登堡的天才虽然在这一思想领域里是所有近代人中最大的，但把自己浪费到复活和保存已经到期的东西上了，在伟大的长期的天佑中，在西方思想和表现方式面前，它的声望在日益衰退。斯维登堡和伯麦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依附于基督教象征，而没有依附于道德情操，而道德情操却胸怀着无数的基督教精神、人性和神性。
那种过多的影响表现在不适当地输入了一种外国的词藻。不耐烦的读者问道，我跟碧玉、缠缠丝、玛瑙、绿玉、玉髓有什么关系？跟约柜、逾越节、以法、以福德有什么关系？跟麻疯病患者和痔疮有什么关系？跟发面供品和死面饼，跟喷火战车，戴冠、长角的龙、巨兽和麒麟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对东方人有用，对我毫无意义。你越是引经据典加以解释，就越显得风马牛不相及。我跟斯巴达人一起说，‘你为什么把不沾边的事说得恰到好处呢？’我的学问就是上帝在我的出生和习惯中给我的，在我的目光的欢愉和探究中给我的，与别人的一切无关。
在一切荒诞之中，这是一种外国人的荒诞，它打算拿走我的词藻，换上他的，用来使我开心的是鹈鹕和鹳，而不是鸫鸟和知更鸟；是椰子树和西蒂木，而不是用黄樟和山核桃——这种荒诞似乎是最不需要的了。“洛克说，”上帝在创造先知时，并没有毁灭人类。“斯维登堡的历史加强了这种说法。教区居民在瑞典教会里，在路德和梅兰希顿的朋友和仇敌之间争论“信仰“，而“善行”却闯进他对宇宙和天国社会经济的思辨中。他是一名路德教主教的儿子，天堂为他敞开着，这样他就在最丰富的象征形式中新眼目睹了事物可怕的真理，而且在他的书里就象受了天命一样又说起道德性的无可争议的秘密——尽管这一切显赫都落到他身上，他仍然是路德教主都的儿子；他的判断是一个瑞典辩论家的判断，他的巨大的扩展是由坚硬的局限赢得的。他带着论战的记忆去访问灵魂。米开朗琪罗在他的壁画中，把得罪他的红衣主教放在一座魔鬼山下烧烤，他就象米开朗琪罗；但丁在报复性的乐曲中，对他的一切个人错误都雪了耻，他就象但丁；或者更象蒙田的教区牧师，如果冰雹袭击了村庄，这位牧师就认为世界末日到了，吃人生都已经有气无力。斯维登堡用梅兰希顿、路德和沃尔弗的辛苦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同样也把我们搞胡涂了，因为他把自己的著作在天使中大肆宣传。
在同样的神学钳制下，他的很多教条都受到了约束。他的主要道德立场是应当象避罪一样避恶。然而说过恶要当恶来躲避的话后，谁认为任何阵地仍然要被占领，谁就不知道什么是恶，或什么是善。我并不怀疑他受了要插入神的个性因素这样一种欲望的引导。
按照古老的哲学家的说法，恶就是酝酿中的善。纯粹的恶能够存在本身就是无信仰的极端见解。一个有理性的代理人不信这一套；那是无神论，那是最大的亵渎。欧里庇得斯说得有理：“在众神身上善与存在合而为一，谁把恶推给他们，谁就使他们解体。”
哥特式神学遇到了一种多么痛苦的歪曲，斯维登堡不承认邪恶灵魂的皈依!然而神圣的努力从来没有松懈，腐尸在阳光下就会转变成花草，人虽然在妓院里，在监狱里，或在绞架上，但正在向善与真迈进。彭斯以狂放的幽默对“可怜的老尼克·本”呼唤：“但愿你想一想再改正!”他具有报复性的神学家的好处。每一种事物都是表面的，必有一死，只有爱和真理是例外。最博大的情操总是最真的情操，我们感觉到印度的毗湿奴更加豁达的精神——“我对全人类都是一样。没有一个值得我爱或值得我恨的人。心情崇敬奉侍我的人——我就在他们心里，他们也在我心里。如果一个人的道路全是邪恶的，那就单独奉侍我，他就像义人一样可敬；他就被完全雇用了；他很快就有了一种善的灵魂；获得了永恒的幸福。”
至于对另一世界的《启示》所做的反常的卖弄——只有他的诚实和天才才能使它得到认真的对待。由于他做的启示流于繁琐，反而使人无法相信。如果有人说：圣灵已经通知他：“最后的审判”(或者审判的最后一次)发生于1757年；或者告诉他荷兰人在另一世界里单独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英国人单独生活在一个天堂里，我的回答就是，那神圣的灵魂是矜持的，沉默寡言的。拘泥于法则的。幽灵和恶鬼们在喃喃细语，那是在聊天，算命。高级精灵的教导是有节制的，一涉及细节，便矢口否认。苏格拉底的天才没有劝告他去行动，去发现。
然而，如果他决意做一些无益的事情，他的天才就要加以劝阻了。“上帝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什么，我倒知道。”印度人把“最高存在”称为“清净”。受到启示的贵格会教徒把他们的灵光解释为不是导致任何行动的东西，而好象是对任何不适合的东西障碍。
然而适当的例子就是个人的种种经历，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严格地说，斯维登堡的启示是一种混淆级别——这对好此博学的一个分类学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把表面法则引进物质层次，把个人主义和它的矫饰引进到本质和一般事物的领域，那就是错位和混沌。天国的秘密世世代代都保守着。没有一个轻率的、好交际的天使事先露出口风，要回答圣徒们的渴望、凡人们的恐惧。我们本应当跪下倾听任何特别喜爱的人的话，因为他通过更严格的顺从，已经使他的思想跟天流并行不悖，能够向人的耳朵暗示新近分离的灵魂的景象和状况。然而肯定无疑的是，这个灵魂必须符合自然界最美好的事物。它的格调不可低于雕刻天体、写道德法则的那位艺术家的已知作品。它必须比彩虹鲜艳，比泰山稳定，跟鲜花、潮汐和早升晚落的秋天的星星一致。一旦自然和精神的嘹亮基调响起，声如银铃的诗人将会象市井歌谣一样沙哑，因为那是大地的节奏，海洋的节奏，心的节奏，它合成了伴随太阳运转的曲调，造成了血球和树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