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厕所会产生秽气，便需压在本命卦之凶方，那是东西命者(震、离、坎、巽)当置于西、西南、西北、东北四个方位上，而西四命者(乾、坤、兑、艮)可置于东、南、北、东南四个方位上。一般就堪舆学的立场而言，厕所的位置还关系着这一家人的名誉、升迁和升学读书的机运，但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许多公寓或大厦住宅，为使趋于正方形的居住空间合理利用，所以在配置上做了最佳的使用，以使有较多的房间，因此总将厕所安放在房屋的正中央，但就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若将最脏的地方安排在最中央，无论对家人的心理或生活起居，总不会有很好的影响，所以这种设计要看使用者的需求是依何种角度而定，同样的以下也举数例以供参考。卫生间风水例释
1．家庭成员
丈夫：1936年出生，坎卦，东四命。 妻子：1942年出生，坤卦，西四命。 长女：1961年出生，震卦，东四命。 长子：1963年出生，坎卦，东四命。 次子：1973年出生，离卦，东四命。 这位业主之浴厕本置于壬字，北方位上(如图所示)，但分析出这个家庭之成员大部分为东四命，最好不要摆在北方，应向前移动到西北的方位上才压在其凶处。2．家庭成员丈夫：1931年出生，乾卦，西四命。妻子：1949年出生，离卦，东四命。长男：1969年出生，巽卦，东四命。次男：1971年出生，坤卦，西四命。 长女：1973年出生，乾卦，西四命。 这个家庭中的浴厕压在未坤申字，西南方位上，对丈夫而言不太好，但对妻子是正确的方位，因此在取决时，必须视何者为要，若是丈夫则最好改在南方、东南等凶处，若以妻子为主则不必变动。 3．家庭成员 丈夫：1936年出生，坎卦，东四命。 妻子：1938年出生，兑卦，西四命。 长女：1961年出生，震卦，东四命。 长子：1963年出生，坎卦，东四命。 次女：1966年出生，兑卦，西四命。 这个家庭中浴厕之位置摆在癸字，属于北方位，可说对西四命者有利，因压在其凶处，也就是妻子及次女较能蒙受其利益，而其他东四命的家人可能较为不恰当，当然以丈夫为主，则可迁移至乾、戌字上了。(陈怡魁：《风水学研究》，伊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122—125页)
风水说有无灵验，笔者不得而知。关于风水说的态度，笔者前已说明。此处所引厕所风水的高论，信不信由你。笔者还是认为，不管风水之有无，对任何事总要以平常心待之。即厕所位置的安排，总要方便实用，看上去心里舒服为第一要义。说一段古代笑话以为本段内容作结：
一个大官穿着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地到一块据说是风水宝地的地方给自己找墓地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点福荫。遇一老农民，就问此地的风水是不是真好。老农民回答说是确实好。大官说何以见得。老农说，我已经不知道见过多少当官的来给自己找墓地了。大官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当官的。老农说，他们都像您一样穿着官服呢，不过，我只见过穿官服的来找墓地，没见过穿官服的来上坟。大官默然。古诗云：“风水先生惯说空，走南道北说西东。世上若有封侯地，何不寻来葬乃翁!”坟墓的风水如此，厕所的风水呢!?公共厕所的风水
这里的公共厕所准确地说应该包括两类不同的意义的公共厕所。一类是广义的公共厕所，是指大街小巷面对流动人口，为芸芸众生提供服务的厕所；一类是狭义的公共厕所，是指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里的厕所。相对于家庭厕所、私人厕所而言，它们可以称为公共厕所，但它们主要面对的是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和街头巷尾的公共厕所有很大区别。广义公厕不讲究
广义的公共厕所一般不讲究风水，准确地说是没办法讲究。尤其市井街巷，寸土寸金，好地方早给别的行业单位占去了，能见缝插针，安下一个厕所已经是侥幸，哪里还能挑三拣四。但是，你不讲究不等于别人也不讲究，因为你建的是厕所，会影响别人的风水，别人的富贵穷通、休戚生死全与此息息相关，因此，在当今的城市里，虽然公共厕所已如凤毛麟角般金贵，但要拆一座厕所是非常容易，而要建一座厕所却是难上加难。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虽然地理自然气候环境不同，风俗民情心态性情各异，但人们反对公共厕所建在自家附近的态度却惊人地一致。环卫部门建厕所，是有钱没钱都愁，没钱时愁钱，有钱时愁地。公厕建设有“三难”：规划难、定点难、建造难。在建公厕过程中，有些部门只要知道要建公厕，就连夜在环卫部门确定的选址上种树、立碑，以阻止公厕建造；开发商说附近建了公厕，自己的房子就卖不出去；商铺讲旁边有公厕会影响生意；居民认为厕所在家门口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带来晦气……违了民俗很难办
古都南京在金川河畔金贸桥东侧新建了一座公共厕所以方便市民。厕所从设计到建筑都很花了一番功夫，外观也十分精致。但该公厕建成后长期不能对外开放。路人“望厕心急”，就有人乘夜色的掩护在厕所外围大小便，搞得很不雅观。而公厕不开放的原因很简单：有人说金贸桥公厕挡住了他们的“风水”。原来，离公厕40多米开外，有一座“汽车销售服务大楼”，负责人自称大楼是精品形象工程。开始施工前，他们曾经了解到金川河对面全是绿圃，风水绝佳，周围环境清雅，因此大楼下层6米高的空间为通透的玻璃展示厅，按照原先设想，市民经过模范马路时，对玻璃展示厅可一览无余，他们会穿过金贸桥，进来购买车辆。由于大楼将来是用于销售，风水最重要，而建好的公共厕所正好位于玻璃展示厅偏门正前方，会挡住消费者观看视线，更挡住销售“风水”，这是商家之大忌，因此坚决阻止厕所开张，并强烈要求将厕所拆除或是挪移。更有性情暴烈者为阻止在自家附近建厕所而以死抗议。
2003年7月初，北京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准备在石景山区黑石头村某处修建公共厕所。附近的居民刘某某便向该服务中心提出异议，服务中心当时暂停施工。后来，施工人员再次进入现场，刘某某的停工要求被拒绝后，当场将随身带来的敌敌畏喝了下去。看到这一情况，施工人员纷纷散去而没有对服毒者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刘某某终于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死者家属一纸诉状将服务中心告上了法院，法院一审判决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赔偿死者家属110653．4元。虽然死者家属最终获得了赔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此没有了。环卫部门不仅经济上受了损失，修建厕所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越盖越少的公厕
老百姓离不开公厕，但又谁都不愿意把公厕盖在自家门口，视公厕为“瘟神”。北京市旧有公共厕所六千多，但绝大部分位于小胡同里，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四类公厕，60％以上是借助于居民住房的山墙或房檐建成的“勾连搭”，阴天下雨，厕所的潮湿能渗过墙去，到处串味，居民反应很强烈。环卫部门每年都要拿出大量资金用于这类厕所的维修，但要彻底改造却很困难。只要一拆厕所，居民就提出不能在原地再建。不论把厕所盖在哪儿，都有居民提抗议。结果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公共厕所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公共厕所的数量却越建越少。与早先相比，近几年北京城区居然减少了几百座公厕。北京如此，全国的城市也一样，公共厕所越建越少已经成了一个通病。单位公厕无定格
工厂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共厕所是五花八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有地方，一般都会建本单位的自有厕所。厕所的样式、格局与社会上的区别不大，砖头砌成，外面再涂上一层水泥。小便池做成槽式，大便池做成蹲坑式。总体结构上，大概除了纱厂、纺织厂这样一些女工特别多的单位之外，一般都是男厕所大于女厕所。建国初期，劳动部在部务会议上讨论《劳动保护条例》草稿时，鉴于解放前资本家限制工人上厕所，故意把厕所建得仅供几个人使用，上厕所还得领牌子的事实；曾经是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特意提出在条例中要规定：工厂有多少工人就要依人数按比例设置厕所的坑位与小便池的长度。(朱子南：《我眼中的李立三》，载《世纪》2003年11期，18页)厕所的选址也没有太多的讲究，一般当然不会放在中心位置或是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安排在犄角旮旯里，就是建筑在背阴拐角处。机关办公室里，有条件的通常也会在办公场所的附近设立单独的厕所。如果条件不具备(这主要是指地皮)，通常会在办公室走廊的尽头留出一两间房子作厕所。男女厕所或对门相望，或比邻而居。也有的会来个牛郎织女的布局，男厕所在走廊的这一头，而女厕所在那一头。房子紧张的单位会把一间房一隔为二，分出男女厕所来。把紧挨着楼梯的一间房作为厕所的单位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不仅让来访的客人感到特别方便，而且也把受干扰最大最不安静的一间房留给了公众，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还有的单位把楼梯拐角处的一小间房子作为厕所，显然是地方逼仄的无奈之举。虽然人们在里面方便会感到拘束压抑，但也只能表示理解之同情。说到卫生状况，大部分的单位厕所还算马马虎虎，基本能做到清洁卫生，气味不那么强烈。
现在的单位厕所已经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尤其是大单位，大致都是单人立式小便池，分隔式的大便间里使用的多是蹲式抽水马桶。洗手池、整容镜也成了必备的用品。与外商外资打交道多的，或者负责人受西化影响比较大的，还会为如厕者提供免费手纸。厕所里会有专人定时做卫生保洁工作。
公共厕所中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设立男女分开的厕所，也是一个史无可考的问题。我们在另外的章节中讲过汉中出土的东汉明器绿釉陶厕已经讲究“男女有别”，但是不是分开的两间厕所就一定标志着是男女分别使用的厕所，恐怕谁也不能肯定。因为，一是那上面并没有明确的男女字样或标志。二是我们在如厕风俗里讲过，古人哪怕是小便也要去厕所，而且是不要有其他人在旁边看到的。那么，按照这个习俗，即使是同性的两个人一起上厕所，也是要分开的，此说不缪，则这个厕所就不一定命名为男女厕所，而应该叫成隔离厕所或文明厕所。所以，今天许多上档次的公共厕所小便池单立，大便池单间的现实，也不能说这种说法一点道理没有。三是即使它是货真价实的男女厕所，那也是私家厕所，而不是公共厕所，因为明器是个人陪葬品。所以，公共厕所中何时出现男女分开的厕所还是个问题，我们现在能有根有据的例证就是明末清初小说中出现的那个穆太公家的私有公共厕所。
其实，按照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来推测，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不应该出现得太早，早了反而不合逻辑。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夫权制社会，奉行的是男尊女卑的基本原则，大闺女固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已婚的妇女也不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过多的抛头露面，更不要说参加什么公开的社会活动了。如此这般，大街小巷里的人流中就不会有多少妇女的身影，如果有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那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直到清末民初北京街巷里的公共厕所还是只有男厕而没有女厕，这应该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状况的。粪霸们是为赚钱而建厕所，大街上没有或很少有女人，他要建女厕所岂不是脑子有了问题。
大街小巷里公共厕所有男女之分野，或者说男女公共厕所之普及应该和西洋之风吹进中国，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密切相关。在时间上，应该是20世纪初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冲击之后，女权主义成为一种潮流，传统的男权堡垒轰然倒塌，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终于冲破藩篱，走出家门，奔上大街，融入汹涌澎湃的社会洪流之中。这时候，公共女厕所才真正成为了一种社会需求而为人们所关注，修建女厕所也是水到渠成了。但是，就整个社会的流动人口而言，女性毕竟是少数，是非主流，而男性仍然是占了压倒优势，因此，在同一座公共厕所里，总是男厕的那一边要大上许多，而女厕的一侧则相形见绌，小了不少。现在，有很多人为女同胞打抱不平，尤其是女同胞自己，讲起这类问题就一派苦大仇深，愤愤不已，说这是对女性的“厕所歧视”。其实，这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历史，这个要求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今天，在南方的许多乡村，建在路边的公共厕所仍然只是男女不分的一间，它遵循的是先来后到的原则，或男或女，谁先来谁上。在云南的许多山村，厕所都非常简易，就那么一间，不分男女。外地人要问哪是男厕哪是女厕，乡民就说“混拱、混拱”一一随便拱进去就是。想想这两个字，真是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