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九旱，严重缺水干旱的甘谷县北部山区，解决人饮水源几乎是一道历史性难题，为了破解这道历史性难题，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水进行了一次次殊死的鏖战和悲壮的突围，在一定程度上艰难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由于自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这种改变自古就带有一种悲怆和宿命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讲，甘谷人祖祖辈辈的奋斗，除了改变水的命运外，更多的是改变人的命运，因为，没有人的命运的根本改变，这些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战争，依然是一种小打小闹，一种患得患失。没办法，严酷的现实激发了甘谷人民改造山河、起而拯之的勇气，但经济发展等客观条件依然使这种努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祖祖辈辈都在重复着盼水、找水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也重复着被水蹂躏、被水折磨这样一个过程。甘谷人骨子里的抗争精神，使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改变命运的脚步，他们的脚板比路还长，他们的决心比天还大。
几回成功，几回铩羽而归，在一遍遍抚摸创伤的同时，他们又一次次悲壮地上路了。
水一次次地背叛了甘谷人的豪情，但甘谷人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于水的期盼和执著。一双双深邃的目光穿越历史向未来眺望，一颗颗心在深情地呼唤一个关于水的主题时代的到来。
命运的阴影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处北山的县第三中学任教。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空前高涨的年代，我永远怀念和感谢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开放再一次焕发了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民族激情。带着这种激情，接到分配的通知，带上一把小提琴，两大箱子书和简单的铺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来到三中。20岁刚出头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艰苦和不公平，尽管当时回县的十三个学生十一个都分县城里了，只有我和另一个上了安远和金山。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代高中两个班的课，紧接着又加了个班主任。废弃坍塌的一个土炕上搭了一页床板我在床上睡觉，老鼠在我的被子上成群结队的舞蹈，第二天讲课，除了借讲《诗经·硕鼠》时骂一声古今一样混账的老鼠外，对什么是艰苦几乎没一丝感觉。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张海迪、张华、中国女排感召和激励下，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离开大学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代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困难和艰苦可言的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别说提要求，在领导和组织面前讲困难都认为是极伤脸的事。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或报酬，甚至教室用煤也是从自己宿舍极有限的用煤中节省出来的，但寒假、暑假、节假日照样给学生补课，生怕把自己学到的不能全部传给学生，补助和报酬这些现在司空见惯的字眼，在当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几个人是我终生难忘的，他们影响了我的过去，还必将影响我的未来。
上高中时，一个被“解放”的教师王正连主动找到学校给学生上英语课，向科学技术的高峰进军是一代人的雄心。王老师当时已患了极严重的病，有人说是癌症，有人说是胃溃疡，一节课连续三次痛苦至极的呕吐，但他仍然坚持着把课讲完，下课时再也无法支撑了，被学生用架子车推到家中。还有个叫王维杰的老师，高度近视，一摘眼镜几乎寸步难行。但他，六十多岁的人，天天和学生一起背英语，每周为学生义务补课半天，那种工作热情，不是我用一个敬佩能表现得了的。
上大学时，教先秦文学的王义教授是全国知名教授，每上课，不管多冷，他都要摘下帽子放在讲桌左上角，极谦恭地给学生鞠一躬，然后侃侃而谈。王教授有严重的哮喘，引经据典的讲课，常常被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打断，有时候气抻不上来，蹲在地上粗重地呼吸一阵，起来时，脸上往往被憋得青紫，但他从没缺过一节课。还有王亦农老师，这位学贯中西的外国文学教师，在他重病缠身，粒米难进的最后时刻，还在关心我的学习和创作，等待我作品的发表。今年天水师院50周年校庆，专程看望师母时，师母在人头攒动的校园攥着我的手哽咽失声：“王老师那一代人是累死的，真正累死的呀！牛勃，你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千万别太累着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忘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永远的榜样，他们的学养和人格风范我自知不能企及万一，但我永远会仰望他们，在他们精神的导引下不懈努力。
说到80年代总有话说，不是因为80年代改变了我的命运，关键是8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经历和感受了许多。
对于生在渭河边，长在渭河边的我来说，20岁前对干旱只是听说，谈不到认识的。对水的困难甚至是完全模糊，因为即使在最干旱的时期，渭河也没干过，更没断流过，因而我也从没因水而犯过难。在三中，知道什么叫艰苦，不是住宿环境多差，而是水，特别是甜水的奇缺。
到三中任教后星期六下午回家，母亲和姐见了总说，“这么大人了衣服都洗不净。”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真以为自己洗衣技术有问题，因为那衣服上尽是一道道曲曲弯弯的白印子。下次洗时我就反复洗，可穿回家，母亲和姐照样说，我便想，我好动，可能是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时出的汗渍，可又一想，不对呀，球衣和背心上没问题，外衣一上场就脱了的。后来我把这问题向几个老师讲了，他们便全冲我莫名其妙地笑，“考考你的智力，脑筋急转弯，什么水洗衣服越洗衣服越脏？”我不假思索地说：“脏水。”“错。安远的水。”
安远的水。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安远的水我已领教过一阵了，不仅咸，而且苦，苦咸之中更有一种难闻的味儿。苦咸水碱大，那碱衣服湿时看不出来，干了全都显出来，一道一道，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谁洗都洗不干净。
要洗干净，就得用甜水，可安远那地方，说甜水就等于谈奢侈品。全校一千多学生，就一口十几丈深的井，特苦，特咸，可就这连续汲三桶时还有水，到第四桶时，就只能是半桶而且一片浑浊，要食用，得沉淀好一阵子。四十多个老师的生活用水，名义上是从县城里拉来的自来水，但大家都清楚，那水至少有一半兑了井里的水，老师们便戏称为“二迷水”。可就这，还得严格限量，一小水壶喝，一小水壶洗漱用。在同一个水房里打开水，老师打的是甜水，学生打的是苦咸水，看着学生羡慕的眼光，我除没有一丝自豪感外，还常常有一种负疚感，人有大小，口无尊贵，水，让师生间有了分明的界线。这样珍贵的甜水，有用来洗衣服的吗？拿这样珍贵的甜水洗衣服，没一种负罪心理才怪哩。于是，衣服脏了，拿回家里洗。虽说常为和母亲、姐姐们抢着洗衣服弄得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但衣服却是洗净了，再没有难看的碱渍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甘礼公路没有铺油，城里还没有自来水时，三中的水由离学校近5公里一个叫任山村的当地群众担送，一担水两毛钱，逢年过节时，安远城光景好的人家也买任山人的水吃，那水是甜的。在安远，能吃甜水的人是有一定身份的，老百姓要吃甜水，只有等老天爷降的雨水了。后来路修了，城里自来水有了，但学校经费一直捉襟见肘，因而只得心照不宣以“二迷水”充甜水用了。虽不甜，比起井水，苦咸味明显淡多了。1987年左右，学校在操场打了两个水池，将操场的雨水集中起来，师生吃水的问题才略有改观。
那些年，三中许多教师不喝茶，因为不论多好的茶叶，让安远的水一煮，没茶味不说，比开水还难喝，为了遮遮苦咸味，喝水时放一撮白糖。该喝茶时喝不成茶，到现在能喝时不习惯喝了，喝水放点白糖，朋友们便戏谑：“你怎么到现在还保持着儿童的习性。”
没办法，条件决定方式，方式决定习性，山里人对水近乎崇敬的珍惜，还不是由苛刻的生活条件形成的？
到安远工作将近一年中，每天肚子都像冲了气儿似的，胀胀的，晚饭后尤其厉害。刚开始不懂，以为有什么病，到处找医生看，吃点药稍好点，药一停马上就不行。肚子胀是件极难受又丢人的事，有时，屁会冷不丁地放出来，不是一半个，而是一长串，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不说，常常弄个大红脸。后来，马老师告诉我，“别看了，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有什么病，水的问题。我刚来时也这样，过个一年半载肠胃一适应就没事了。”还真是这样，一年左右的时间，果然就没事了。但每年寒暑假在家里待一个多月，再回到学校时，好一段时间又不适应，又拉又胀，实在没什么好办法。
刚工作时不懂事，两年后和住校生搞了一次座谈，一下让我大吃一惊，四十多个住校生，有一大半程度不同全是慢性肠胃炎，有三四个经常吃药的已经很严重了。没办法，三中的学生几乎全部是甘谷北山的，一两周回一次家，一次带的馍少则一周，多则两三周，夏天发霉，冬天冻得像铁饼，吃的菜，开水煮的多，放油炒的少，吃不好，喝的又是这样的水，长此以往，你让这些无辜的孩子们怎能不生病呢？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班有一个叫谢吉明的学生，谢家湾人，星期六回家时往往从我跟前要两酒瓶甜水，一问，原来是给他爷爷喝茶带的，寒门出孝子，这事让我十分感动。他说他们家吃的水又苦又咸，和安远人吃的水没什么差别。他爷爷身体不好，啥嗜好都没有，就一样，像甘谷农村所有男人一样，爱喝个罐罐茶，可他们那地方，多好的茶叶也喝不出个清香味儿。于是，每周六我都会为他准备两瓶甜水。两瓶水，给现在的孩子，尤其给川区和城里的学生说，会当笑话听，会不屑一顾的，两瓶水，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学校翻山过沟带回家，那是怎样一种孝心啊！好在是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可以省出半天的水来，要是平常，对于我来讲，两瓶水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因为老师的甜水也是严格定量的，用得紧巴巴的。
天水电视台记者史维虎是安远镇史川村人，在绿岛酒店他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他爷爷有个很好的朋友，每年春节拜年时，那人给他爷爷的礼物就是从川里担来的一担甜水，好些年都这样。这一担水就成了爷爷最珍贵的东西，除了来亲戚喝茶，那水轻易谁都不能动的。
两瓶水、一担水，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用甜水喝茶，对北山干旱地区的老人们来说，那是怎样一种向往啊。
十七八岁的学生，正是人生的花季，这些孩子们，一个赛一个的英俊漂亮，那脸上洋溢的青春光泽让谁都羡慕不已。可有一部分学生一说话，一张口就显得煞风景了，一口本该洁白如玉的牙，焦黄得和那张青春闪烁的脸极不相配，导致它的罪魁祸首还是水，牙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氟斑牙，是由于从小长时期食用含氟量超标的水形成的。
2009年9月10日，我去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采访，曾经当过安远乡乡长的李文福副局长和我谈起安远吃水时，与我一样感同身受。我开玩笑说：“安远吃水正艰苦时，你还在蔡家寺的甜水缸里当咸菜腌着。”
“哪像你说的这样，要说受害者，我才是苦咸水和高氟水最大的受害者。197年中央警卫团招特种兵时，我是咱县上过关斩将走到最后的五个人之一。啥都通过了，就等着穿军装当解放军叔叔，最后，还是我的这口牙害了我。要不是牙的话——”李局长多年后忆及此事，还是颇为感慨。
细节决定成败。在人生最关键的阶段，谁会想到是水搅了局，黄了事，如果——人生没有如果，没有假定，我的同班同学张智文就是这五人之一，他如愿以偿。张智文现在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少将，是甘谷引以为荣的优秀儿女。如果人生真有如果的话，我们不敢断定李文福也是少将，但他的生活状况绝对要比现在强，尽管从字面上看，他和张智文都是副局长，但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我们没办法选择出身，但有办法选择命运。问题在于出身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命运，因而，抛开豪壮和豪迈，能让我们选择的命运便是有限的，至少是有一定限度的。
小时候，到姚庄买连环画是人生最大的快意事。姚庄有一间小裁缝铺，里面有一个听说是康家滩雒家坪村的女裁缝，长得比铁梅、柯湘、江水英还要漂亮。当时几个姐坐一起，把见过女裁缝作为一种资本来炫耀，后来，听姐姐说那女的让男人不要了，嫌她的牙是黄的。我听了，便咬牙切齿地恨那个丧良心的陈世美，恨只是恨，却又无可奈何。后来我工作了，还到她那儿做过几次衣服，她依然漂亮得无与伦比，却是在漂亮中隐含着几分淡淡的幽怨，至于她的手艺，那真是哑巴亲嘴——好得说不出。便恨那男人，连这么漂亮的女人都糟践，就不怕遭了报应。
再后来，尤其是这些年，这样的事就听得多了，姑娘漂亮得棒槌弹弦子——没拨儿，可恁是让那一口氟斑牙把相给毁了，于是遭人嫌，自己一脸的心不甘，却是打碎牙只得往肚里咽。小伙子要人有人要才有才，可就是缺一口好牙，找个媳妇浑身的优点被人无端忽视，就那一点不如人，硬是被人当成缺点放大了看，心中的气不由就大了，却又压着不敢露出一丝儿。
谁之罪？非天也，亦非人也，水之罪。
曾见过这样一个女人，爱面子爱到了让人讨厌的地步，喜欢和男人一起出去，却不喜欢男人见了人说话，啥原因，因为男人有点氟斑牙，怕说话露牙让人笑话。
冷静下来宽容点讲，应该说这女人也没错，极端是有点，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说错的话，错在天，错在地，更错在水。
十年九旱，有点水，不是咸的，就是苦的，或者是含氟量严重超标的，这就是现实。可就这，随着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不是泉干，就是溪枯。好多村没水吃，几公里路上人拉畜驮，弄来的水还是咸的。谢家湾马家窑湾一带没水吃，到山下刘家河湾担水，一担水一元多，水照样是咸的。
从没好水吃，到连苦咸水都没得吃，一个水字，把北山善良的老百姓折磨得几乎死去活来。姑娘找对象，男方其他条件退居其次，有水没有，吃水方便不方便。如果说城里的姑娘把自己嫁给房子是一种自取其辱的低贱和无可救药的话，山区的姑娘把自己嫁给水则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面对生活折磨的无可奈何。当城里的姑娘像抛弃破鞋一样抛弃爱情时，山区的姑娘们却在追求爱情的山道上饱受艰辛。
水，你这残忍的家伙啊，让多少爱情贬值，让多少幸福化为梦中的呢喃。
悲壮的突围
水，是我们最早认识的文字之一。
水，是和空气一样让我们一刻也不能或缺的东西之一。
水，世世代代牵动着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