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人们都知道的道理，鲁哀公也不例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得民心者很可能就要失去天下，但有的人一坐上宝座，便“得意忘形”，很快便忘了这个道理。用权力、权术取得民心的，是霸权；用道德教化取得民心的，是王权。霸权可以暂时维持政权，不可以长久地维护统治地位。霸权中最缺少的就是人人的平等。所以，真正能得到人民拥护的，得到人民信服的，必须是用道德的王权。王权最大的优点就是讲道德，就是讲人人平等，所以在王权统治中，要启用正直公正的为政者。如果启用的是不正直公正的为政者，他们首先就会有特权思想，就会欺压人民，就会掠夺、鱼肉人民，便会导致社会的反抗，人民的反抗。所以孔子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为政原则。
20.为政者要能以身作则
【原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季康子也来问关于为政的问题：“使人民大众恭敬、敬谨，并忠诚的以劝化教导，怎么样？”孔子回答说：“管理、治理人民大众首要以庄重严肃的态度，人民大众才会恭敬而敬谨。继承先辈志向且仁慈和善，人民大众才会忠诚于你。选拔、举荐善良而教育教化不能够善的，则是劝化教导的办法。”
【说明】季康子这位大臣、权臣很会问问题，君王问了如何使民信服的问题，季康子就来问如何劝化教导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也很老实，实话实说，你敬人民，人民就敬你，你孝慈，人民就忠诚，找一些善良的人来教育不能够善良的人，就是劝化教导的办法了。孔子为什么如此实话实说地回答季康子呢？这就要看历史背景了。季氏家族从鲁桓公后逐渐得势，至鲁襄公十一年将鲁军分为上中下三军，把公室遂分为三，“三桓”各领一军，又在鲁昭公时取消中军，把公室分为四，季氏占其半，孟氏、叔氏各占余之半，大大削弱了鲁君势力。季康子在当时来说是权倾朝野的一个重臣，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国君。这样的人来问如何使民敬、忠的问题，实际上很可笑，所以孔子的实话实说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讽喻，天下人都是聪明的，你若没有真正的庄严情操，怎么能指望老百姓对你恭敬、敬谨呢？你若不孝慈，怎么能指望人民大众能忠诚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则是针对季康子而言的。你选拔、举荐一些善良的人吧，他们如果都教不会那些不能够善良的人，你自己就去劝化教导吧！
本节也是孔子“为政”思想的一个重点，为政者首先自己要“敬、忠”，人民才会“敬、忠”。也就是说，为政者首先要会为人，是人民大众的榜样，为政者要能以身作则，自己的一言一行首先要符合社会行为规范，才能成为“礼”这个社会行为规范的典范、楷模。人们才会敬爱、忠诚于为政者、当权者。
21.为政者的思想、心理、心态
【原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文】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去为政呢？”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继承先辈之志是什么？继承先辈之志就是与兄弟好友互助合作，把有关的思想推广到政治上，也就等于参与了政治。为什么非要去为了‘为政’呢？”
【说明】就是呀，孔子说了半天“为政”，实际上可能说了好几十年的“为政”问题，但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当官做政治的事呢？实际上孔子讲“为政”，不是讲什么政治哲学问题，也不是讲这个国家该如何治理的问题等。他只是说了为政者必需要有的素质，实际上也是人的心理素质问题。不论讲“道”、讲“孝”、讲“德”、讲“礼”，其实都是讲人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个社会行为规范其实就是人的心理健康，心态正常的一个准绳、一个标准。一个人，心态不正常，心理不健康，也就不会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了，何况是为政者呢？为政者的心理不健康，心态不正常的话，其为害程度就更大。普通人的心理不健康，心态不正常，其所为害的仅仅是自己或是家人，为政者就是“祸国殃民”了。一个政策、一条方针、一种路线如果不是符合社会进程，不是符合人民愿望，其施行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孔子认为，我讲了很久的“为政”，如果我的亲朋好友能够如我所说，也就等于是我“为政”了。何必一定要去为了当官而当官呢？如果是为了当官而当官，肯定不对。从孔子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一贯的思想，他之所以周游列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目的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诗歌”以及口口相传的先人们的事迹。所以一个普通人要想救人，只能救他身边有数的几个人；而当了官，就可以救一大片，当的官越大，可救的人就越多。所以，当官者、为政者的思想、心理、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坏，可以害许多人；好，则可以救许多人。这种要求心理健康、心态正常的思想，贯穿着整部《论语》。
22.为政者的言而有信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译文】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誉，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样可以为政，就如同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一样，那车怎么能行走呢？”
【说明】一般我们都在说“言而有信”，尤其对为政者来说，一定要“言而有信”。为什么呢？一个政策、一条方针、一种路线制定了并开始实施了，就要坚持实施下去。设若是“朝令夕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刚开始实施，又觉得不对，马上又改，这样的为政肯定是不行的。对于方针、路线、政策的法令，老百姓都有一个习惯过程，逐渐逐渐地习惯并接受并实行它，按照规定来办。等到老百姓都习惯了，接受了，并实行了，为政者又要改了，一般普通人就无法接受，“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誉，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样可以为政。”这是做为政者的很重要的道理。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为政者在每一个政策、每一条方针、每一种路线制定的时候，一定要“深思熟虑”、“深谋远虑”，要让这些方针、路线、政策能够适应到十几年后，或几十年后。虽然我们都懂得这个世界时时都在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但我们要适应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变化的道理。只有真正懂得了变化的道理，变化的规律，我们才能把握住变化。而能把握住变化，则就能制定出能适应变化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法令。所以为政者一定要讲信用，有信誉，否则就如同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一样，那车怎么能行走呢？国家这部大大车怎么能前进呢？
23.历史的经验是发展的基础
【原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子张这个同学来问：“先生，十代以后的盛衰和礼仪制度可以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朝是沿袭了夏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且有所减少和丰富，这是从社会的进步可以知道的；周朝是沿袭了殷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且有所减少和丰富，这也是从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知道的。其他或者有继承周朝的社会，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看，即使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
【说明】一直都在讲“为政”，为什么子张这个同学要让孔子来当预言家呢？其实，本节是第十一节的重复，也可以说是补充吧，第十一节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可能子张没有听过这节课，或许听了没弄懂，所以在这里孔子又作了补充，或者是学生们在编辑本书时想再强调说明一下。温故而知新，就是说以史为鉴，历史原来是这样发展的，今后也会这样发展。这也是哲学上的逻辑思维。为政者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人有了相当的文化、知识，有了底蕴，才能将旧有的、过去了的经验发扬光大。这样的人才能为政，才能当官。若是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没有过去的经验为底蕴的人，没有历史为鉴的人，他也就不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来。社会进步了，发展了，某些东西就会需要改变，殷朝是沿袭了夏朝的社会行为规范，周朝是沿袭了殷朝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后的朝代，也是要沿袭和继承现代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任何朝代，任何一个帝王，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改变前一个朝代的东西。所谓“改革”，也是要“循序渐进”，逐渐改变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骤然地改变，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这在孔子以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元朝，侵占了华夏，但用他们那一套东西改变不了汉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所以他们失败了。孔子不是预言家，他只是懂得这些道理，纵观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大英帝国侵占了多少地方？但都是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为政者”必须要懂的道理。
24.见义勇为的真正含义
【原文】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孔子说：“不是自己的祖先之灵而去祭祀，是巴结、奉承的行为。见到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事方式而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
【说明】能够祭祀自己的祖先，是在周朝以后开始的。夏人尚神，殷人尚鬼，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客观物质世界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相信“万物有灵”，是出于依赖和畏惧心理，因此乃有了多神崇拜的形式，由此而产生了原始自发宗教信仰。但至夏商时代，早先的信仰系统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相对应，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比原有诸神更强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这个“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的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上帝观念的产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较大的权威，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权利益的直接保护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统治诸侯方国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权统治，其统治的方式是内服的众臣和外服的侯甸男卫都没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配飨。商代认为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王纣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的这个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而周人的至上神“天”，是上帝和百神的集合体，是和祖先神群居的山岳——天室崇拜结合在一起的。至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也从小邦周始而普及了。
至孔子时代，每个人都有了祭祀自己祖先的权力。所以孔子认为，自己的祖先不去祭祀而去祭祀别人的祖先，那就是“谄”。而所谓祭祀，乃是“孝”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对逝去的祖先的一种尊敬与崇拜，通过这种尊敬与崇拜来继承祖先的志向。这种尊敬与崇拜是孔子对基本的社会对等原则的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死后成了后代的祖先，难道我们希望后代马上就将我们遗忘吗？如果我们希望后代会纪念、想念、思念我们，那么，依据对等原则，我们就应该按照同样方式纪念我们的祖先。如果说，祖先留传下来的许多好的思想对我们产生有益的作用，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许多好的思想对后代有着有益的作用，依照对等原则，我们也应该通过祭祀来表达我们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
鲁国的国君姓姬，也就是从周文王一脉相承下来的，孔子之崇尚“周礼”，也就意味着孔子祭祀的必然是姬姓祖先。如果不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去祭祀别姓的祖先，比如商姓的祖先，也就意味着背叛了周朝，背叛了鲁国，背叛了国君。这是对“非其鬼而祭之”的理解。
“义”是孔子哲学体系的一个关键，它表示着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事方式，所谓最佳，就是不去强制别人，更不会去侵略、欺诈别人，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尊重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奋斗自己的事业。把“仁、义、礼、智、信”连起来看，就是“仁”，相互亲爱；“义”，最佳的行事方式；“礼”，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信”，有信誉守信用；“智”，以上四项都要以智慧为基础，遵守了以上四项，还要用智慧来施行，这就达到了孔子所认为的“君子”的品格、情操、品质。
如果面对着最佳的行事方式而不敢去做，就是懦弱，没有勇气。为什么有最佳的行为方式而不敢去做呢？这人不是太傻了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人性，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因为诸多原因，确实不敢用仁慈来待人接物，不会爱护别人，不会去帮助别人，不会去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不守信用，没有信誉，等等。他们心中想到的仅仅就是“我”，我如何如何，我怎样怎样，从没有考虑过别人如何如何，别人怎样怎样。所认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指的就是这种“我”字第一的，有心理障碍或病态心理的人。孔子在子罕篇里说过一句：“勇者不惧”，所谓“勇”，不是指敢去打架、打仗的人就是勇敢之人，勇者，就是对人生的任何问题、任何挫折、任何失败都能面对，都敢面对；而且敢于去解决。而不是我们一般人爱采取的迥避、躲避的办法。因为“怕”、“畏惧”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勇”者（尤其是为政者），见义勇为，用最佳的行事方式待人接物，处理政事，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标准，才是为政的最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