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职场上；不管是在人际交往中，还是在曰常生活中。细数人之所失，大都失之于言，败之于口。有道是，“言多有失”“祸从口出”。人的天性中最本质的弱点就是在与人说话时喜欢“说上句”“占上风”“夺上席”，于是便有了拿腔作势的说教、滔滔不绝的神侃、咋咋呼呼的炫耀、尖酸刻薄的批评、盛气凌人的指责、牛气十足的吹嘘，如此等等，都是言辞高调的表现。相反，有大智慧、大涵养、大城府的人，总是在言语上谦和而低调，从不与人争口边的胜利，做唇舌的赢家，这一点也正是他们在社会上成全自己和保全自己的秘密武器。
低调是至谦
低调的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自然会表现出谦逊和宽容来，这源于低调之人对别人的尊重，对成功处世的最理性思考。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特别是在对待客人方面，他的谦和平易是出了名的。
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国民党特务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监视很严，很多党外朋友无法到周恩来住处来往拜访。郭沫若居住的天宫府，不仅交通方便，而且不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郭沫若向周恩来提出可以用他的寓所会见友人。
有一天，周恩来在郭沫若寓所会见党外朋友，并亲自拟订了客人名单，让助手发请柬。由于助手的疏忽，忘了给一位朋友发请柬。时间到了，只有这位朋友没来，这才发现工作的疏忽。于是，周恩来批评那位助手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这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对自己讲是无意的疏忽，客人可能认为是有意的怠慢，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在同国民党进行复杂微妙斗争的形势下，尤其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说罢，周恩来马上派车把那位客人接来，还迎上去连连道歉。
让“小人物”感到自己受重视，没有被冷落，光靠热情礼貌还不够。有时还必须施展一些手段，把双方的面子扳平，使“小人物”脸上有光。这就需要靠低调语言来达到目的了。
面子像一块跷跷板，一头高，另一头自然就低。适度地往自己脸上抹点儿“黑”，讲一桩自己的“丑事”，通过自我“抹黑”把身份降低，大家感觉上就平起平坐了。
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新泽西州州长之后，有一次，在纽约出席一个午餐会，主持人在介绍他时，称他为“未来的美国总统”。这自然是对他的刻意恭维，可是对其他在座的人来说，却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众人的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威尔逊因此想扭转这种一人得意众人愕然的局面。他起立致词，在几句开场白之后，他说：“我自己感到我在某方面很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个人在加拿大喝酒过了头，结果在乘火车时，本该乘坐北上的火车，却乘坐了南下的火车。
“列车员发现这一情况，急忙给南下火车上的列车长打电报，请他把名叫约翰逊的人叫下来，送上北上的火车，因为他喝醉了。
“很快，他们接到列车长的回电：‘请详示约翰逊的姓，车上有好几名醉汉，既不知自己的名字，也不知该到哪里去。’”
威尔逊最后说：“自然，我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我却不能像主持人那样，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哪里。”
听众大笑。威尔逊幽默地谦逊，自我贬损的低调笑话，消除了众人敌对不服的恶意，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与政治家不可缺少的威信。
用低调弥补人们之间的隔阂
现实生活中，不只是社会阶层演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道沟壑，而且每个人说话的腔调也可能会成为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障碍，要填平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鸿沟，需要用坦诚的胸怀和低调的本色。
人称“补白大师”的郑逸梅先生在《龙门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曝其丑》的文章，尽情地“嘲讽”了一番自己的种种“缺陷”“缺点”，可以说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郑老先生是这样说自己的：
“我今年93岁，两鬓早斑，顶发全白，所谓‘皓首匹夫’这个名目，是无可否认的。加之齿牙脱落，没有镶装，深恐镶装了不舒服，未免多此一举，索性任其自然，好在我的食欲并不旺盛，能吃的吃一些，不能吃的也就算了，这岂不是成了‘无耻（齿）之徒’吗？老伴周寿梅，逝世已越十多年，鳏居惯了，反觉得不闻勃然交谪之声，一室寂静，悠然自得。但《书经》有那么一句话：‘独夫，纣’，指无道之群而言。我是夫妇之夫，单独生活，那‘独夫’名号，也不得不接受。我患有冠心病，时发时愈，所谓‘坏良心’，我是自打自招的。且老年人，骨头中减少了钙的成分，当然体重较轻一些，‘那又属于‘轻骨头’了。我每晨早餐，进粥一碗，佐餐的是玫瑰腐乳，所谓‘生活腐化’，我是实行的了。又老年人的进食，每以蔬菜为宜，可是我适得其反，午饭喜啖红烧肉，古人说‘食肉者鄙’，我又是一个‘鄙夫’，我执教鞭一辈子，中学、大学、女学教过数十所，但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参加社会的文艺活动，兼为各刊物写稿，一些朋友，和我开玩笑，说我‘不务正业’。我除写作外，什么都是低能，家中机械化的新颖用具，我都不解如何施用，必须儿媳为我启闭，因自号‘拙鸠’。‘拙鸠’也就是‘笨伯’的别称。性格带些迂执，大有‘迂夫子’之概，复自取一号‘大迂居士’。‘老而不死是为贼’，我年届耄耋，当然是十足道地的老子，‘贼’的名目又是推卸不掉的。又提倡新文化的，对于民初崇尚辞藻，写那哀感顽艳的小说，经常在字里行间出现‘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成句，为‘鸳鸯蝴蝶派’，左倾偏激的，扩大范畴，即使不写这类小说，凡民国初至‘五四’运动，在旧报上有所撰述的，一股脑儿斥为‘鸳鸯蝴蝶派’，更称之为‘文丐’、‘文妖’、‘文娼’，竭泼妇骂街之能事。那么我在这时已东涂西抹，也就未幸免带进这个圈子，‘丐’、‘妖’、‘娼’多少有些份儿了。……”
《自曝其丑》的作者，在文中将自己因性格使然，或不可抗力使然的自认为的缺点、缺陷一一暴露在人前，使人们从中得到的不只是微笑，更多的是一种教诲和觉悟。
笑谈自己的缺点、缺陷或不足之处，就如郑逸梅先生写《自曝其丑》那样，使人觉得你即使是一个名人或伟人，但你仍是一个平常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并非不可接近，人们之间的鸿沟迅速被填平，从而由内心产生了亲切感。另外，你率先说出自己的过失、不足，别人就容易从中观照自己，从而更崇敬你的为人，而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生怕说出了自己的缺点、缺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会被人瞧不起。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了隔阂的鸿沟，更加能和睦地相处，岂不是一件乐事吗？
好汉淡化当年勇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说他的祖上曾做过知县，这让人听了非但不产生敬意，反而觉得“阿更“可怜”。拿着已经过时、不好使的凭证来证明自己所急迫要证明的东西，却一再被人嗤之以鼻，不可怜吗？
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有过一段值得夸耀的历史，但此一时，彼一时，还是少提或不提的好。
有位廖先生今年四十多岁了，刚离开他待了十五年的公司。
十五年前，他跟随自己的老板创业，经营一家电器行。廖先生忠诚能干，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每天卖命地做，老板也未亏待他，二人情同手足，业务也因此一天天地发展壮大。
后来公司扩大，进口外国家电，廖先生花了半年时间建立了全省的经销网，可说备尝艰苦。老板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待遇、红利也一年比一年给得多。
十年后，公司已经粗具规模，人员增多，部门扩大，而廖先生的脾气也增加了，逢人便讲自己过去如何地为老板闯天下，如何如何地开辟市场才使得公司有今天。这样有半年的时间。一天，正当廖先生还在那大谈特谈光荣历史的时候，老板拿了一张支票放在他的桌上，要他离开这家公司......……
廖先生万分不情愿，可是也不得不离开。
“狡兔死，走狗烹”，当老板不得不肯定你的功绩时，你要提高警惕，以免功高震主。
这个故事就是“杀功臣”的故事。并不是每个“老板”都会“杀功臣”，但“功臣”被“杀”，也总是有原因的，因此，如果你的经历与廖先生相同或相近，对此就应有所警惕。
就“老板”这边来说，有的纯粹是基于私利，不愿“功臣”来分享他的利益，抢他的光芒，所以“杀功臣”；有的老板为了保持“天下是我打的”的绝对成就感，所以“杀功臣”；更有的认为“利用”完了，再也不需要这批当年共打天下的“战友”，所以“杀功臣”。
就“功臣”这边来说，有的“功臣”自以为帮老板打下天下，如今“天下太平”，自己正可以握重权，领高薪，甚至“威胁”老板顺从自己的意志；有些“功臣”因为的确“功绩不凡”，颇受属下爱戴，因而结党营派，向老板“勒索”利益；有的“功臣”则不断对外炫耀自己的功绩，忘了老板的存在……
总之，功臣让老板产生威胁感、剥夺感，老板自尊被损，又不愿功臣成为负担，从义理、私心考量，于是不得不假借各种名目把“功臣”“杀”了。说老实话，有时候“功臣”还不得不“杀”，因为有些功臣在立下“战功”后，会认为自己的功劳天大地大，其嚣张跋扈反而成为大局的危险因素，“杀”了他，反而可使大局清明稳定，所以“杀功臣”这件事并不见得都应受到责备。
廖先生的事很令人同情，但恐怕他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也应从中得到警示。
如果你是一位“功臣”，不妨分析思考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不仅要能“进”，还要能“退”，关键时刻毫不犹豫，这是做人圆满之绝招。
闲谈莫论他人非
“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才是真正的处世之道。
为什么要“闲谈莫论他人非”呢？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而环境造就了每个人的处事原则与方法上存在着差异，这就好比穿鞋，倘若我们不穿上别人的鞋，怎么会知道别人的脚是舒服还是痛苦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使得前苏联在建国初期相当贫穷，购买大部分的东西都必须排队。
有一个穷人，为了招待他的外国友人来访，正兴致勃勃地卖力打扫自己的房子。正当他卖力清扫的时候，突然竟将唯一的一把扫帚给弄断了。他愣了大约有一分钟，才回过神儿来，顿时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他的几个外国朋友恰逢这个时候赶到了，见到他望着断掉的扫帚痛哭不已，便纷纷上前来安慰。
经济强盛的美国人道：“唉，一把扫帚又值不了多少钱，再去买一把不就行了！又何必哭得如此伤心呢？”
知法守法的英国人道：“我建议你到法院去，控告制造这把劣质扫帚的厂商，请求赔偿。”
浪漫成性的法国人道：“你能够将这把扫帚给弄断，像你这么强的臂力，我连羡慕都还来不及呢？你又有什么好哭的啊？”
务实的德国人道：“不用担心，大家一起来研究看看，一定有什么方法能将扫帚黏合得像新的一样的，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方法的！”
最后，可怜的人哭着道：“你们所说的这些，都不是我要哭的原因，真正的重点是，我明天非得要去排队，才可以买到一把新的扫帚，不能搭你们的便车一起出去玩了。”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既定的立场，也因此而习惯于执著在本身的领域当中，忘却了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有着他自己特殊的一面，永远不要用自己的思维去审视别人，更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评价别人。
倘若我们正遭受着别人的非议，千万不要以骂止骂，而应该多向释迦牟尼学习，只有像他那样处世，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无言以对。
慎言的妙处
有人把语言形容成刀剑一样，因此愈显得慎言的重要。孔子是一个非常慎言的人，他待人诚恳恭谦，看起来好像不善言辞，但在公开场合里，他乂非常能言善辩。所以，孔子一直在陈说一个道理：“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人的脸孔上，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却只有一张嘴巴，这奇妙的组合，蕴涵着很深的意义，就是告诫人们要多听，多看，少说。
《伊索寓言》中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还是舌头。”中国还有句谚语：“背后骂我的人怕我；当面夸我的人看不起我。”因此，人要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管住自己的舌头。
范雎在卫国见到秦王，尽管秦王求教再三，他都沉默不语；诸葛亮在荆州，刘琦也是多次请教，诸葛亮同样再三不肯说。最后到了偏僻的一座阁楼上，去了楼梯，范雎和诸葛亮才分别对秦王和刘琦指示今后方向，所以历史上的“去梯言”，就表示慎言的意思。
东晋时代的王献之，一日偕同两个哥哥王徽之、王操之去拜访东晋名人谢安。徽之、操之二人放言高论，目空四海，只有献之三言二语，不肯多说。三人告辞以后，有人问谢安，王家三兄弟谁优谁劣？谢安淡淡说道：慎言最好！
人生，有人喜欢饶舌，但也有人习惯于慎言。饶舌的人常常会吃亏；慎言的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
艾子发高烧，梦游阴曹地府，正见阎罗王升堂问事。有几个鬼抬上一个人，说：“这人在阳世，干尽了缺德事。”
阎王命令道：“用100亿万斤柴火烧煮。”马面鬼上来押解。
那人私下里探头问马面：“你既然主管牢狱，为何穿着这么破烂的豹皮裤子呀？”
马面说：“阴间没有豹皮，如果阳间有人焚化才能得到。”
那人立即说：“我姑姑家专门打猎，这种皮子多着呢。如果你肯怜悯，减少些柴，我能够活着回去，定为你焚化10张豹皮。”
马面大喜，答应减去“亿万”两字。煮烧时也只是形式而已。
待那人将归时，马面叮嘱道：“可千万不要忘了豹皮呀！”
那人回头对马面说：“我有一诗要赠送给你：马面狱主要知闻，权在阎王不在君，减扣官柴犹自可，更求枉法豹子皮。”
马面大怒，把他又投入了滚沸的水锅里，并加添更多的柴煮了起来。
艾子醒后，对他的徒弟们说：“必须相信口是祸之门啊！”
由此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人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有些话，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谋略较深的国家。为我们的嘴巴洒几滴馨香的甘露吧，让我们的言行种几棵芬芳的树吧！让它行列井然，终日咏快乐，生活在美妙的欢乐园里。
“说软话”也是种策略
俗话说：人抵不过三句好话。而这种“好话”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软话”，也就是对方喜欢听的话。所谓“说软话”就是一个人在语言交谈中故意表现出来的低姿态，它是在承认对方、尊崇对方的基础上所表现的谦让、低就和退步。虽然说这是一种退，一种让，但是说软话可以办硬事。退是一种暂时的权变措施，软话便是实现这一措施的有利武器。
某山区支部书记带领群众修路时，不慎在放炮时炸碎的石头把路边一家农户的桃树砸断了，可能在其他地方，一棵桃树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偏远山区，这棵桃树可是这家农户的财源，每年这家农户就靠着卖桃子挣一点收入。于是主人揪住支书要他赔偿自己的损失。可是支书因为修路要用很多钱，所以支书答应他，秋后一定赔偿。但是主人不肯，于是，指挥自己的兄弟一拥而上，把支书好一顿打。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村里的党员和群众都火了，要求狠狠整治打人者。于是第二天紧急召开村民大会，郑重其事地将桃树的主人带到了现场。
不料，大会开始之后，桃树的主人并没有挨整，而是支书开始做起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