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他，因此告诉晏子。晏子说：“不可以。那些儒者，是傲慢而自作主张的人，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去亲自治理政事；主张命运而懒于做事，不可以派他们去担任官职；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慈爱百姓；奇装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民众。孔子修饰盛打扮那华丽的面容用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用以招集弟子，把登堂、退下的礼节弄得很复杂，用以显示礼仪，勉力于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用以让众人观看。虽然博学，但不可以使他议论时世，劳尽心思，但不可以以此有补于民生，长寿的人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积累的财产也不能供给他音乐的花费。过多地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张旗鼓地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遒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子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孔子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要讨伐鲁国，告诉子贡说：“端木赐，现在是办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讨伐吴国；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使之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受了灭国的灾难，死去的人数大约上亿，这是孔子的罪呀。
原文
孔丘为鲁司寇，舍公家而于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氏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椹。十日，子路为享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译文
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国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他逃到城门跟邑人争门关，孔子举起城门放季孙逃走。
孔子被穷困在陈国、蔡国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买酒，孔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割下来的肉不正他不吃。子路走上前来问道：“（您）为何与陈国、蔡国时的态度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从前我和你苟且偷生，现在我和你急于取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活命，在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原文
孔丘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就然，此时天下圾呼！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胖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译文
孔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局促不安的样子，这时天下危险吗？周公旦也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孔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凡是做弟子后生的，他的老师必须使自己的语言完美，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法则。一直到自己力量不足、智慧不及才停止。现在孔子的行为是这个样子，儒士们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些怀疑他了。
解读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墨子是先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发现儒家学说有许多不足之处，为纠正孔门儒学“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久丧伤生而害声”。因此自创新的学说。
墨子此篇主要是为了批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礼义思想。墨子反对儒家婚丧之礼，实则是反对“君、亲有差”。又指责儒家的礼乐与政事、生产皆无益，又通过晏婴等之口，讽刺孔子与君与民都是口头上讲仁义，实际上鼓励叛乱，惑乱人民。本篇反映了儒、墨两家在思想认识上的激烈斗争。
活学活用
墨子认为孔门儒学是“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久丧伤生而害声”。而他自己却提倡“非乐”、“节葬”、“节用”、“兼爱”等理论目的在于反对儒学。儒学真的是一无用处了吗？现在我们来看看儒学衰微时期，人们是怎么对待儒学的。
儒学衰微
尚书郎、南阳人樊准因儒家学风日渐衰颓，便上书说：“我听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光武皇帝承受天命，使汉朝中兴，东征西伐，顿不得安居休息。但他仍然放下武器，讲说儒家学问；停鞍歇马，讨论圣人之道。孝明皇帝日理万机，事事经心，但却爱好古籍，留意儒家经典，每当行过飨射礼——在学校举办宴会和射箭比赛之后，部坐在正位上，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则一同聆听，全国四方欢欣喜悦。他还广召著名的儒家学者，将他们安置在朝廷，每逢宴会，便亲切地和他们讨论疑难，共同研究治国和教化之道。即便是期门、羽林的武士军官，也都人人通晓《孝经》。儒学的影响从圣明的君王身上开始，扩展到野蛮荒凉之地。因此，每当人们称颂盛世的时候，都谈到明帝水平年代。如今学者日益减少，特别是京城以外的远方尤其严重。博士把坐席放在一旁，不再讲学，儒生则竞相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忘掉了正直忠诚的原则，只熟悉谄媚阿谀的言词。我认为应当颁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等到将来圣上上学的时候，为他讲解经书。”
邓太后认为樊准的意见很对，便予以采纳，下诏说：“三公、九卿和中二千石官员，要各自举荐隐士、大儒；被举荐者务必具有高尚的德行，以劝导晚生后进。那时再从他们中精选教授经学的博士，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
智慧金言
墨子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兼爱”，他所提倡的“兼爱”是无差别的、无等级之爱。因此他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注重的“君臣有别”的等级之爱。他认为孔子所提倡的礼义只是口头上的仁义，只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而不管人民的死活。这与墨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考虑是背道而驰的。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
西周时贤臣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时，担心成王年龄大了而放荡纵欲，便写了《多土》和《毋逸》劝勉成王。《毋逸》里说：“父母长期艰辛创业，儿孙们却骄纵奢侈，忘记了其艰辛，因而使家业毁败，做儿子的能不慎重吗？”往昔商王中宗，敬畏老天赋予的使命，不贪图安逸，治理人民，勤于政事，所以能当政75年。高宗时，因他长期在民间劳作与百姓共同生活，从不敢怠政安逸，一心一意治国，大小事都受人赞赏，因此为政55年。到了祖甲，他知道百姓爱好，能保护并恩惠于民，不欺慢鳏夫寡妇，所以祖甲能当政32年。《多土》说，从汤王到帝乙，都恭顺地祭祀鬼神，修明德行，各帝没有违背上天意志。到后面的纣王，极度放纵享乐，不顾及民众和社稷的安危，民众都认为他应受惩罚。周文王从晨到暮，为了国事无暇顾及吃饭，所以能当政55年。可见，远在百周，“一饭三吐哺”的周公就知道为政者要知道居安思危不能只图安逸享乐而葬送统治。
诸葛亮最了解居安思危的道理。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诸葛亮为蜀国建立立下了汗马之功。然而，刘备称帝不久即死去，在死前，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从此，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实际统治者。虽然说三国鼎立，天下相对平安，但诸葛亮没有安于享受，而是励精图治，居安思危。对内，政治上励行法治，注重选贤任能；在经济上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对外，诸葛亮非常注重边防的安危，一是对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西南、贵州西部、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军事镇压和“和抚”并用的政策，解除了蜀汉的后顾之忧；二是采用北伐曹魏，以攻为守的政策，避免曹魏的巨大压力。诸葛亮曾先后5次北伐，而且每次必亲率大军亲征亲战，转徙于战火纷纷的战场和崇山深谷之中。诸葛亮虽安居偏僻险地的蜀中，但却忧国忧民忧天下，采取了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治国措施，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唐太宗与魏征也经常谈“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区别。病人觉得身体有好转，更需要调理保养，否则会旧病复发，那就必然有丧命的危险。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更应小心慎重，倘使一安定就骄奢淫逸起来，必然导致失败。现在天下安危，系在我一人身上，所以，我一天天谨慎小心，该休息也不敢休息。”魏征说：“内外治安，我不以之为喜事，只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阿。”第二年，唐太宗又对侍臣们谈居安思危，他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兴旺的有衰败的，就好像每天有早晨有黄昏一样，衰败的都是因为蔽塞耳目，不知道时政的得失，忠正的人不敢说话，邪恶的人每天进谗言，因为不知道过失，所以灭亡了。我虽在九重之高位，但不能看见天下所有的事，所以安排你们各位大臣，用来做我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留意了。君主可爱，民众可畏。有道德的统治者，人们共推举他。没有道德的统治者，人们抛弃他，这就是民众可畏的意思。”魏征回答说：“自古失国之主，都是居安忘危，处处忘乱，因此不能长久。现在陛下统治之下四海之内富殷，国家内外清明平静，还能警醒治国之道，经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的统治自然比较长久。”唐太宗后来又多次和魏征论述过为政者居安思危的必要性。如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见晚年的唐太宗开始骄纵自满，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力陈太宗“十失”，劝其居安思危。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仍认识到作为君主应格外谨慎小心，他说：“作为君主只有一颗心，而对付帝王的人却很多。有的人用武力，有的人用善辩的口才，有的人谄媚奉迎，有的人实行欺骗，有的人则投其所好，就像车轮的辐条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对付帝王。各个人都期望能表现自己，以便得到君主的宠爱和高官厚禄。君主如果略有疏忽，而上当受骗，那么危险便随之而来，这就是君主难当的道理。”唐太宗为政期间，总体而言，一直居安思危，身在安逸，心却忧虑，唯恐失足落入悬崖之下，所以唐太宗还对侍臣说过：“人们都说天子至高无上，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却认为不然。对上畏惧天意，对下害怕群臣瞻视，兢兢业业，还担忧不合天意，不负众望。”魏征回答说：“这确实是为政的要害，愿陛下谨慎能始终如一，那样就好了。”可惜的是，到了晚年，唐太宗不太居安思危，对内不愿纳谏，对外实行扩张。但总体来说，唐太宗和魏征对居安思危的理解是深刻的，其辉煌的业绩也离不开居安思危。
清朝康熙帝，也算是一个居敬行简的皇帝。外国传教士白晋曾说康熙是“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见过的伟大人物”。虽然，白晋的话有些夸大其辞，可康熙的为政、为民、修身、多才确是中国历史上堪称独步的帝王。他身居帝位，拥天下所尽有，但其俭朴一生，不求奢华。他穿的皮袍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制成，这种皮袍在宫中极其普遍。他的御衣也是用粗劣的丝织品制作的，衬衣总是旧的，破得缝了不少补丁。冬天，康熙穿的羊毛呢外套也是当时一般的服装。夏天，他有时穿着用麻布做的上衣。另外，除举行盛典外，他很少穿华丽衣服，他惟一的豪华装饰是帽檐上嵌了一颗大珍珠，因为这是满族人的风俗习惯。康熙有时乘坐轿子出皇城，那轿子是用很粗糙的木材制成的。不仅如此，康熙还大力节省宫中开支。据记载：明代时，每年宫中用金银共96.94万余两，康熙时仅3万两；明代每年用木柴2600多万斤，康熙时只七八百万斤；明代用红螺炭1200余万斤，康熙时仅百余万斤；明代各宫床帐、车轿、花毯之类费用2万余两，康熙时皆不用。明代有宫人9000人，内监10万人，康熙时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
上面几位贤臣、明君，都以民以国为本，从而能正己修身、勤政爱民，不但在当时富有政绩，而且历史上也永远传颂。
智慧金言
居位越高，越易受人蒙蔽。即使是亲自巡视，看到的听到的未必又不是经过伪装的，许多君王都是在糊里糊涂当中丢掉了江山。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也不要粉饰，不要好大喜功，而应多向前看，从一片赞扬声中去找出容易致败的苗头，用唐太宗的话讲，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家自然能长治久安，即使出现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也可以很轻易地恢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