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业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
蒙古统治者在占领全国的过程中，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和侵夺有主民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场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王公贵族所控制的。
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王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三百顷，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两万顷之多。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拥有田地数以十万顷计。金、宋末年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继续兼并土地，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饥寒灾荒而卖身，或因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有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佃户有官佃和私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养鸡妇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劝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的主要标准；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限制抑良为奴，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者，鼓励垦荒；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赈济灾民，储备种子；举修水利等。这些措施是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14000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35000余顷。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177800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理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其显着，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
粮食生产不平衡。元初北方和中原农业生产破坏最甚，恢复程度不一，大致以关中、江淮、山东恢复最为显着。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两淮屯种的荒闲田岁得粟数十万斛。但北方大都等地的粮食供应仍依赖江南。南方粮食产量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至元二十六年（1290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10万匹，公元1296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可见产量已相当高。苎麻、西瓜、红花、蚕豆在元代已广泛种植。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杭海、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瑞州、咸平、茶剌罕、剌怜等地，西北的忽炭、可失哈耳、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罗罗斯等12处。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着，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层的腐败和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灾荒的频繁，农业生产的发展呈现停滞、衰敝现象。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劝农机构形同虚设，水利建设渐见减少，军民屯田多有废弛，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户逃亡破产者增多，大德、至大、天历、至正年间都有大规模天灾发生，农业生产破坏日益严重。
黄道婆与纺织术
黄道婆又称黄婆，是元代棉纺织的革新家。她是松江（原属江苏，今上海市松江县）乌泥泾村人，从小爹娘死去，无依无靠，她八岁当了童养媳，受尽虐待和折磨，后来她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崖州，落户在黎寨内草村。
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一套擀、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至元三年（1337年）为她立祠院，1957年新中国又在上海为她建墓园并立纪念碑。
黄道婆到了内草村后，虚心向黎族的姐妹们学习纺织手艺，因为她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而且能织出色彩鲜艳、花样别致的筒裙和被面，大家见了，都啧啧称赞，黄道婆的美名也因此传四方。
一天，突然有个外地商人窜进她家，用高价跟她买纺织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朝。黄道婆婉言谢绝说：“我织布还不够自己穿，哪里有布出卖。”商人威胁说：“宁可自己没有穿的，献给皇朝的贡品却不可少，否则怕担罪不起。”黄道婆答道：“你有钱人只知道跟皇朝打交道，我们没钱人只知跟土地打交道。你要贡品献给皇朝就自己织布去。”那商人冷笑说：“这也是州官的旨意，你如不答应，别想有站脚之地。”黄道婆也毫不示弱，下了逐客令：“这里是我的家，也没有你的站脚之地，快给我滚！”那商人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几天，州官果然来命令：“不准黄道婆在内草村安家落户。”乡亲们舍不得黄道婆离开，都劝说道：“暂且到我家躲躲，不要出头露面。”黄道婆说：“鸡蛋碰不过石头，我不愿连累大家，我还是自己另找避身之处。”夜里，认她为女儿的一个老大妈，给她准备了干粮和行李，带她悄悄上路，到远离内草村一百多里的保定村，安置在亲戚家里。
黄道婆到了保定村，很快又跟保定村的姐妹们熟悉起来，经常在一块琢磨纺纱织布工艺。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天，多建峒的头人又忽然登门道：“黄道婆，你要在三天之内，给我织出一幅最美的崖州被，我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天下乌鸦一样黑，黄道婆知道到处有这般人，这次她没有推辞，说：“好吧，请明天来取。”当天晚上，她忙了一整夜，织出了一幅崖州被，染上了颜色，鲜艳极了。第二天，多建峒的头人来取崖州被，笑得合不拢嘴，他回到家里，大摆酒席，宴请远近头人，当众夸耀自己的贡品。大家也都称赞不已。于是开怀畅饮，闹腾了半夜，弄得个个酒醉如泥。第二天，那头人准备起程上京献贡品。当差人从橱中取出贡品崖州被时，他大吃一惊：美丽的崖州被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幅黑粗布？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命令差人马上把黄道婆抓来处死。但当差人来到保定村时，黄道婆早已出逃了。
原来，黄道婆有意捉弄他，把一种容易变色的染料染上崖州被，当天看来十分鲜艳美丽，隔天却全变成了黑色。黄道婆晓得头人一定会来抓她治罪，便在姐妹们的陪伴下，逃进五指山腹地去了。
后来，黄道婆又重返自己的家乡，并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乡亲。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步加以改进和革新，使家乡以至于江南地区的纺织水平有所提高。经过她改进推广的“擀（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黄道婆之前，脱棉籽是棉纺织过程中的一道难关。棉籽粘生于棉桃内部，很不好剥。十三世纪后期以前，脱棉籽有的地方用手推“铁筋”碾去，有的地方直接“用手剖去籽”，效率相当低，以致原棉常常积压在脱棉籽这道工序上。黄道婆推广了轧棉的搅车之后，工效大为提高。
在弹棉设备方面，在黄道婆之前，江南虽已有弹棉弓，但很小，只有1尺5寸长，效率很低。黄道婆推广了4尺长、装绳的大弹弓，使弹棉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就棉纺织的各种工具而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纺车的改进。棉纺车来源于麻纺车，而麻纺车是由纺丝的莩车演变而成的。黄道婆推广了三锭棉纺车，使效率大为提高。在王祯《农书》里可以看到这类棉纺车的图像，它是用脚踏带动的。多锭纺车在没有发明机械化的握持工具“罗拉”以前，单凭双手握持三个棉筒捻絮，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工纺织技术之极高的水平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当未发明珍妮纺纱机时，德国有人发明了一种有两个纱锭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织工人却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可见黄道婆在这方面的成就之不易得了。
此外，黄道婆还推广和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原来“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黄道婆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被载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史册，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关汉卿与元朝的文艺生活
关汉卿，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1241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是元代着名的杂剧作家，号己斋。关于关汉卿的籍贯，有大都（今北京市）、解州（在今山西运城）、祁州（在今河北）等不同说法。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悼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由于元世祖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元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只使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地主官僚得到好处。为了满足蒙古贵族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军事的需要，元世祖还任用了一批管理财政的大臣，帮助他搜刮财富。这批大臣勾结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元王朝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叫汉人，就是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叫南人，就是原来在南宋地区的各族人民。四个等级的人政治地位和待遇不同，汉人和南人受到百般歧视。
在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贪污横行，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当时，在大都流行着一种戏剧，叫杂剧。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不满官府的黑暗统治，利用杂剧的形式来揭露官场的罪恶和社会的不平现象。
关汉卿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由于不满于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关汉卿长期“混迹”在勾栏妓院。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着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部。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诉说着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窦娥冤》。
《窦娥冤》的主要人物是楚州地方一个贫苦女子窦娥。窦娥从小死了母亲，她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