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在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10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在奇特之处。但他广博学识，也是举世闻名的奇特之处。而这些，又是由学而来的。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忖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可见其所学之多、之广。
学习是没有局限的，古今中外，只要是精华，就要学习。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这些如果没有苦学做基础，怎么会如此呢？
赵元任曾讲过司马迁的例子，鼓励青年人学习。我国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幼年起开始漫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前后花了60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
陈景润说：“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之前，曾经历了将近10年的准备时间，在这10年中，我夜以继日地学习，有时一连运算几天几夜，连吃饭、睡觉也都忘了。”他还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他能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正是勤奋努力的结果。
蒋善国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
“在静安先生自沉时，任公先生患溺血症，初入德国医院治疗，继又入协和医院，施用手术。迄未愈而座。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也。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于逝世前一日，余曾赴协和医院视疾，医生嘱勿见人，遂留名刺书数语而归，乃次日即闻讣音，伤哉！盖任公先生性好动，所谓自强不息者，其在研究室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约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而每晚又必与家人弄麻雀牌，以资消遣，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当时名医萧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次后安葬，余亲为执绋，送葬于西山茔地，其墓近卧佛寺，即民国十四年任公先生为其夫人营葬处也，至此与夫人合葬焉。
静安先生之学深邃湛远；任公先生之学伟大宏博，尤富组织力，不仅其文汪洋浩瀚，娓娓动人已也。静安先生年五十一岁自沉及任公先生五十六岁病殁，先后相距只一年之久，研究院竟丧二大师。如天假之年，则二先生对于国学，当更有发扬也。”
清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给了我们启示：好学、多学、广学，要有一颗求知的心，你才会不断进步。
耕耘与收获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如果春天的时候没有耕耘的辛苦，那么秋天的时候就不会有丰收的喜悦。学习如此，做事如此，如果要成功，你就要为成功做好准备，不停地前进，直向成功的目标。
一位清华学生这样说他自己：我在初中时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各好学生，不能让别人说笑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高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
中考的成绩并不足以使我进入省重点学校，但金杯赛的成绩使我进入了省重点高中。由于担心跟不上会被开除，高一上学期我疯狂地学习，即使其他人玩的时候我也在学习。除了一些课外兴趣活动，我几乎都在学习。那段时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成绩迅速升到年级前几名。从此以后，我学习起来便轻松了一些。我个人认为，高一第一学期是万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在高中和初中，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差异很大，而且大多数人中考后玩了一个暑假，即使到了高一也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而少数人的努力使成绩一跃居上。而且成绩好了以后，无论是自己的要求，还是周围的目光也都不允许你有明显的退步，正像大家看到的，过了高一第一学期，成绩已经相对稳定了。我劝刚入高中的同学不要放松，让自己一入校便停留在很好的位置上。如果没有以前的基础，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转折。
高二后，我投入到物理竞赛的准备中去。因为保持高一的那种学习的刻苦精神，在竞赛中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并进入国家集训队，进而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做什么事，都是要以许多为代价的。有一个同学，她的成绩是让人望尘莫及的，我也不明白她何以如此高的成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书桌上放着3本做完的物理精编时，我才感受到什么是付出。其实，古训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我们实力还不够，独自苦学时也正是人“穷”之时，而有朝一日学业有成便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实力去证实自己，去实现理想了。辛勤地付出则是你达到目标的方法。
梅贻琦的父亲梅臣（字伯忱）只中过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梅臣生子女各五人，贻琦为长子，一九年（琦十一岁）随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后返津，家当又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生活困难。一九四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一直是高材生，一九八年毕业时名列榜首，他的名字一直被铭刻在南开校门前的纪念碑上。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一九九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以优异成绩中取。十月赴美，成为清华“史前期”的第一批学生。抵美后，入吴士脱工业大学（WorsecterPolytechnicInstitute）习电机专业。在校期间勤苦攻读，且省吃俭用，常把撙节下来的余钱积少成多寄回贴补家用。一九一四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Xi”（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组织）。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一九一五年春回国，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九月，即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教。一九二一年，他利用休假机会再度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物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翌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师生群起挽留，发展成一场“校务改进运动”，成果之一是从这以后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定，而是由全体教授公选。四月，梅贻琦被公选为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
从梅贻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人的优良传统令人敬仰；从那位学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的希望而令人欣慰。
求知的心是最有生命力的，只有抱定这样一种心态，奔向成功，路上才会多出几道耀眼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