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大发明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有四大发明，即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开创者，但四大发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
众所周知，纸有广泛的用途。它虽是一种极普通的东西，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可是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有漫长的一段时期文字不是写在纸上，因为那时候人们不会造纸。我们祖先除了把文字写在甲骨上，还把文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但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了，于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国家知道了中国的造纸术，他们特别想看一看中国的纸是什么样子，更想得到造纸的方法。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纸也就传了出去。
在纸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把字写在石头、蜡板、纸草、羊皮上。纸草一经折叠就会断裂，不易保存。羊皮价钱很贵，抄写一部《圣经》就要用三百多张羊皮，成本太高了。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后，立即引起了一场造纸战，各地纷纷设立造纸工厂，改进造纸技术。再到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造纸术也传到了美洲，这样，造纸术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全世界。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发明了拓碑和印章。唐朝时我国人民受拓碑和印章的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把木板锯成一块一块的，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到了北宋仁宗年间，毕昇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的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一个字，再用火烧硬。印书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板就排好了。最后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我国的印刷术，首先传到了朝鲜，后来又传到了日本、越南。元朝时，有许多欧洲人来中国，他们发现元政府印的纸币可以代替金银使用，觉得很新奇。在杭州印书的地方很多，有些欧洲人在这里住了几年，写了许多笔记，带回欧洲，这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很有启迪作用。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木板雕印的课本、宗教画等，到15世纪中期，雕版印刷术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了。与此同时，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活铅字印刷，这比当时中国的印刷方法先进得多，但是他比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晚了四百多年，不能不说他的发明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的。
中国的印刷术传到了埃及、美国、加拿大，传遍了全世界。被称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广泛传播，为世界各国出版大量书籍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为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我国最早指示方向的工具叫司南，唐朝时，又创造了指南鱼。指南针大约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发明的。当时北宋有个人叫朱彧，他写了一本书，书中讲到，当时渔船上的人为了辨别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阳，阴天下雨就看指南针。
到了南宋，人们已经用“针盘”航行了，说明指南针和罗盘针结合在一起了。罗盘是用木做的，也有用铜做的，盘的周围刻上东西南北等方位，人们只要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和盘上所刻的正南方位对准，就可以很容易地辨别航行的方向了。
明朝时我国是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需要同海外各地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明政府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下西洋的宝船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这些船上就有罗盘针和航海图，还有专门测定方位的技术人员。这只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过非洲东岸。在这样多次大规模的远航中罗盘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有了指南针，人们在航行中，还能慢慢摸出一条条新的航路。元朝时，我国许多书上记载着到海外各国去的航路。这些航路，因为是靠指南针得来的，所以当时称为“针路”。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把指南针用在航海事业上的国家。海船从此有了眼睛，人们在海上航行，再也不怕迷失方向了。航海事业发达了，也就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北宋年间，我国的海船往来在南海和印度洋上，能一直开到阿拉伯，与阿拉伯人做生意。阿拉伯人来我国的也很多，大多都是乘中国船来的。他们看到中国船都用指南针，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而且把这个方法传到了欧洲。12世纪末、13世纪初，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用指南针来航海了。
指南针通过美丽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对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15、16世纪，欧洲各国航海家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完成了环球航行。他们用来辨别方向的法宝，就是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火药的发明，跟炼丹有很大关系。在宋朝初年的一本书中记载着：隋初，有个叫杜子春的人去访问一个炼丹老人。天色已晚，炼丹老人留他住下。夜里他一觉醒来，看到炼丹炉里突然冒起大火，火焰一直升到屋顶，把房子都烧了。这就告诉我们，在那以前，可能已经有些炼丹家发现火药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爆炸起火，经过一次又一次冒险试验，终于有人找到了恰当的比例，进一步把硝石、硫磺和木炭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配制成火药。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唐哀帝年间，有个叫郑璠的人去攻打豫章。他命令士兵“发机飞火”，把豫章的龙沙门烧了，他自己带领一些人突火登城，身上也被烧伤。那么“飞火”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火炮一类的东西。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了。用这种武器的目的，就是燃烧，它的燃烧力是相当大的。那时，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除了火炮之外，还有火箭。根据记载，宋太祖时，有个叫冯继升的人，向宋朝政府献上了做火箭的方法，宋朝政府还赏赐了他一些东西，作为奖励。
火药不但具有强烈的燃烧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爆炸能力。北宋时，我国已经开始制造爆炸性的火药武器了。到了南宋时，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爆炸性的火药武器。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非常密切，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的船队到达其他国家时，自然也把中国的技术带到了他国。我国的炼丹术传到阿拉伯大约是8世纪或9世纪，与此同时，硝石也传到了阿拉伯和波斯等地。南宋时，我国与阿拉伯交往频繁，火药的制造方法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传过去的。后来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各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大发明的外传，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17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就曾称颂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曾改变了整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显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如果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的外传或许要更晚些。
（二）宗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昙摩耶舍、菩提达摩、法显、义净等。同样，在伊斯兰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名港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留下了不少伊斯兰教的遗迹。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也大都通过海路而来，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东方热潮。中国既是宗教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曾对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佛教在传入日本、朝鲜的过程中，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其影响巨大。此外，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海外移民而传入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其影响不容忽视。这些都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和了解。
佛教传入中国有陆路和海路两条途径。当外国僧人或中国僧人取道海路来到中国港口城市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休整，有的干脆就在当地修建庙宇或直接去当地佛寺进行研习，宣扬佛法。例如广州的王园寺（今光孝寺）是由昙摩耶舍创立的；广州的西来寺（今华林寺）是由菩提达摩创立的。同样，当僧人们取道海路前往他国时，由于候船、季风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得不在港口等候，港口城市的佛寺和居民也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唐代的鉴真和尚曾六次东渡日本，只有最后一次成功，说明海上航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唐代以后，中国僧人取道海路求经弘法的人数仍有显著增加，这在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半数以上的高僧是从交趾、广州两地乘船出发的。可见，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发展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了。
海上丝绸之路帮助大量的佛教经典传播到中国，这些经典大多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原本，打破了中国佛教以北传佛教（大乘）为主的模式，为中国佛教注入了南传佛教（小乘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使中国佛教走上了大小乘兼备的发展道路，而且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通畅。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中国佛教在吸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影响到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例如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巨大。804年日本僧人最澄和空海都随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最澄等搭乘的第二艘船在宁波靠岸，空海搭乘的第一艘船则漂泊到福州长溪县。他们在中国系统地学习了佛教经典，回国后，最澄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空海则开创了真言宗，确立了日本大乘佛教思想。同样，日本禅宗两大流派临济禅和曹洞禅的创立者荣西和道元与宁波也有着不解之缘，至今日本曹洞禅的大本山永平寺仍将宁波的天童寺视为祖庭。高丽僧义通被尊为宁波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1055—1101年）率弟子寿介搭乘海船入华求法，回国后大力宣扬天台宗的教义，创立了高丽天台宗。他收集了四千余卷佛经，编出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并按这个总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续藏》。
从唐至元，伊斯兰教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是显著的。元代吴鉴在泉州《重立清净寺碑》中介绍了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漠阿津、哈梯卜几种职务，摄思廉现今翻译为“谢赫·伊斯兰”，意为伊斯兰教长老；益绵即“伊玛目”，在清真寺里率众礼拜并掌管教规；没塔完里是主持寺产、看护寺产的人；漠阿津今译为“穆安津”，即宣礼员，主要职责是每天呼唤穆斯林做礼拜；吴鉴没有介绍哈梯卜，哈梯卜是宣讲教义教法的人，主麻日站在讲台上念呼图白。伊玛目（益绵）、海推布（哈梯卜）、穆安津（漠阿津）形成了三掌教，这种制度在中国流传了数百年，直至17世纪末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阿訇选聘制度开始出现，但并未完全代替三掌教世袭制度，阿訇选聘制和三掌教世袭制两种掌教制度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阿拉伯的服饰、建筑、绘画、饮食也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广州怀圣寺中的光塔是一圆柱形砖结构建筑物，高约三十六米，外观呈下大上小两个圆柱体叠加形，充分显示了伊斯兰独特的建筑风格；泉州清净寺的尖拱门、穹隆顶，同样具有阿拉伯清真寺的建筑特色。
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亚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天主教等在东南亚和中国得到了传播，以利玛窦、汤若望、丁韪良为首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圣经》，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中国热。这些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文化格局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中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突破了以前的思维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次革新。这些接触到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当时的玄虚学风对国家少有益处，他们开始提倡实学，进而提倡吸收外国科学知识中有用的成分，“会通以超胜”，“并蓄兼收”，“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希望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优异的中国文化，这种与西方竞争的意识是“西学东渐”后的某种觉醒。
利玛窦、柏应理等传教士将中国的“四书”等经典翻译介绍给欧洲，使西方对中国的哲学产生了兴趣，进而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接受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中国人是最有德行的民族。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伏尔泰（1694—1778年）曾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政教冲突干扰的国家，关键在于孔子的学说。他在自己的住宅中专门安排一间挂有孔子肖像的房间，甚至把自己的住宅称为“孔庙”，戏称自己是“孔庙大住持”。除了儒家学说，中国的道教、佛教经典也陆续被介绍到了西方，中国的哲学思想对欧洲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中国佛教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外，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教和一些民间信仰也对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