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
周立波（1908—1979）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多面手，作品涉及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译作等多种体裁。同时，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周立波还以论文、短评、讲稿等形式，对文艺现象、文学创作、作家作品等予以了广泛的涉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观点。他的文艺思想涉及了文学本质、艺术典型、情节构造、悲剧审美、文学语言、写作技巧等问题，其中既有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也有文学的要素、技巧等具体问题。尽管周立波的这些文艺论文，留有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语言的某些特征，但是其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永远是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基本的与重要的问题，只要文学存在，这些问题就和文学一起前行。比如，周立波文艺论文所谈到的关于文学的思想、情感、责任的问题，在今天这个许多人慨叹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并没有变成无足轻重的问题，反而在这个日益技术化实利化的时代中，成为文学工作者和文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文学的思想、情感、责任三个问题切入，谈谈周立波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
对深刻思想的呼唤，是周立波文艺思想的核心主题之一。周立波认为，深刻的思想，是文艺价值的重要内核，是伟大艺术的基本品质。他反对把艺术纯粹看作个人情感的表现，认为“感情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是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结”，因此，伟大艺术的真挚情感中总是包孕着深刻的思想，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即“一切伟大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周立波：《文艺的特性》，《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他举例说，即使像托尔斯泰这样的理论上的艺术主情论者，他在创作和作品中，仍然渗透了深刻的思想。在周立波看来，文学中的思想，是对时代本质的把握、对历史趋势的把握、对人物复杂性的把握，也是对一切人类活动的活跃生命本质的把握。
周立波认为，文学的思想首先在于对时代本质的把握。在他看来，文学中的人物，如果“在社会环境之中找不到它的根底”，“抓不住时代的本质”，“在社会意味上是很少价值的”[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他坚信，“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便愈不朽”[周立波：《文学的永久性》，《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周立波认为，文学的思想也在于对历史趋势的把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新的社会典型”[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因为，“现实当中有日益成长着的新的人物，也有日益没落着的旧的人们，我们只有明确地把握了这个，把他们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连贯起来，造成我们的文学典型，才是不朽的典型”[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对人物复杂性的精准把握在周立波看来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体现，而这种精准的把握还需要艺术化的手段。只有成功地塑造出“极复杂的矛盾”的人物，才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和“极大的社会意义”。有时，“为了浮雕一个性格”，就需要在这个性格的周围配选“许多对立的或附属的性格”，这就是思想与艺术的结合。
周立波强调，文学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直面“一切人类的活动”和“活跃的生命”的。伟大文学的形象是用“整个的灵魂”孕育的，而没有思想的形象只是静止的现实，消遣的玩具，缺乏本质的关联。
可以说，周立波是文学的思想决定论者。他主张“一切美的形式只有从属于一定的思想，才有意义”[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他也提出思想必须渗透到作者的心血中，是思维、感知和现实的统一，思想的传达必须从事件和情境中自然流衍出来等，还是体现了对文学思想的内在真实和艺术性的一种坚守。
二
对伟大情怀的呼唤，也是周立波文艺思想的重要主题。他提出，“伟大的作家都是带着无限的严肃和崇高的目的去作小说的。”[周立波：《怎样读小说》，《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在周立波看来，文学的伟大情怀不只是简单的情感问题，在本质上也是文学对于生活的能动精神，是希望生活更美好的热情和襟怀。因此，文学的伟大情怀是与嬉戏人生根本对立的，内蕴着对待人生的科学精神和改良人生的崇高目的。
首先，文学的伟大情怀是与嬉戏人生相对立的。周立波反对把文学当作“时代的麻醉品”、个人的“自传”、卖弄的“性史”等。他针对当时文坛的状况，尖锐地指出：“有些恋爱小说，永远在三角四角上兜圈子，用最陈腐的题材，使青年逗留在极狭隘的人生范围里，看不见时代的丰富，更看不见历史的动态。用这类题材的人，不管他有时也谈谈思想，把主角卷入所谓‘恋爱与革命’的漩涡中去，依然不仅是没有社会意义，而且常常把伟大的社会事变窒死在个人的享乐或颓废的情境中。这样的题材常常有劝诱青年逃避现实，看轻社会事业的作用，是时代的麻醉品”[周立波：《选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还有一些作家，心思只在自己身上，“描写自己，把自己夸张；自己的身边琐事，毫无遗漏的移到艺术的书页上；自怜自叹，自己忏悔，自己抚爱”[周立波：《选择》，《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更有一种艺术，游荡着的只有“个人的生物学的激动的要素——性和死”，展览的是“肉体生活的五花八门，欲情和情绪的世界”。在周立波看来，这些文学都是沉浸到个人的世界中，着意的是狭隘的个人体验，它们只是没落艺术的表现，是内心的空虚、贫乏、悲观的表现，是内容的干枯硗薄的表现。
其次，文学的伟大情怀也表现为对待人生的科学精神。真实不等于伟大。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比普通人站得更高，努力去观照社会的全貌，把捉社会的矛盾与发展，舍弃照相式的烦琐记录和无价值的琐末细节。周立波指出，“许许多多文学的宗师，都是科学的热烈的追求者”[周立波：《文学的界限和特性》，《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他们不仅是“出色的艺术家”，也是“科学的社会思想家”。文学上那些“‘永远的’主题——自然，爱和死”，都可以描写，但“应当有新的解释，新态度”[周立波：《我们应该描写什么》，《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如情爱，“应当表现它在生存挣扎过程中所能贡献的积极的意义”；如英雄的死，所激起的不应是“生物学上个人命运的悲哀”，而是“挣扎图存的全民族的悲壮剧”[周立波：《我们应该描写什么》，《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再如现实人生，除了“事实的表面”外，还有“内在的矛盾和发展”、“事实的关系与因果”，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分析把握，也是文学对待人生的科学精神。在周立波看来，一个作家思想的进步和深刻，是对待人生的科学精神的重要保障。
此外，文学的伟大情怀内蕴了改良人生的崇高目的。文学不是为了好玩。周立波把“流连于形式”、“斤斤于技巧”视为“诗的末运”。他指出，文学需要有“寻找光明的力量”，去消解“自然的美”和“人生的丑”的矛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文学不能“麻痹”。伟大的作家不能让环境限制了对生活的开拓。相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悲郁的真实，他更欣赏“不屈服”的“带着海洋般澎湃的力”的“高尔基式的人物”，欣赏“要创造新的人格和世态”的罗曼·罗兰的作品。他强调，文学要有对人性的深刻的观察，要有对感情的科学的分析，要有对德性和意志的评判与规导。从思想到灵魂，首先要作家自己感到，而后让人们神往。他不认可生活中存在着抽象不变的情感和永久的人性，主张一切“大艺术，一定积极的引导读者”[周立波：《莫泊桑和他的〈羊脂球〉讨论提纲》，《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以改良人生美化人生为自己的崇高目标。
三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周立波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还结合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深入探讨了关于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与具体问题。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和革命作家，可以说，对文学承担的呼唤，是周立波文学思想的神髓。
周立波坚定地把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相联系。他说：“要先有国家和民族的存在，然后才能得到艺术的坩埚。而且，也只有在爱国爱民族的火一般的情热和深湛的理智中，才能产生目前中国最伟大艺术和文学”[周立波：《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学》，《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他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一系列重要作品，都是民族家国情怀的形象体现。
周立波认为文学的承担也是一种人类视野与襟怀。他指出，“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经历着丰富的实际生活，而且终身挚爱它”，“他们的欢喜和烦恼大都是关心人类历史的社会情感的流露”[周立波：《泰初有为》，《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于世界史，对于全社会要具有最大的关心”，文学的主题就是“在这种关心之下描写出的世界与人间的必然的行动”[周立波：《泰初有为》，《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他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等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周立波看来，文学的承担也是给予人生温暖与照亮。文学并不是实际的人生，文学也不是改造世界的基本物质力量。但是，“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就是乐观与和谐”。他们的作品，像“明亮的阳光一样的温暖”，“纵令是在可怕的失望的最黑暗的时机”，也能“给予人们安慰与希望”[周立波：《梅里梅和他的〈卡尔曼〉》，《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周立波曾分析过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不同思潮，他自己显然属于后一类阵营。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主张崇高内容与优美形式的统一，反对艺术的形式化、职业化。在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他主张两者的结合，反对自然主义倾向，指出文学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它与“主观主义的空想”是不同的，这种源自现实的幻想是有生活气息与生命力的。尽管周立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但他始终把献身精神、爱、信仰、理想等看成作家的核心素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理想情怀是可以贯通的，文学也能够穿越一切黑暗、虚无、痛苦、悲郁、寂灭，昭示希望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