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拂过的山坡上，洁白的山茶花争相绽放在树梢，昭示着来年的丰收，红叶掩青松，色彩绚烂奇目。朝阳冉冉升起，将它金色的光辉温和地撒满山林。山茶花瓣上的露珠如散落在花片上的钻石，将阳光反射出七彩光辉，清晨的茶山美丽安祥。可是在诗人看来，最美的是点缀在花下的那一张张笑脸，是在树林间劳动的“标致的蓝布小围裙”，人民能够在如画的环境中自由地劳作，幸福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当我们刚要沉浸到这一幅美丽深情的南国茶山晨景中时，却突然听到“北地江山”“恶信频传”，眼前宁静如画的生活将如露珠般逝去，这种强烈的对比下，我们便只有对侵略者加倍仇恨了。“北方月夜的雪地，/南方雨后的蓝天。”（《南方与北方》），北方月夜的雪地，寂静安祥，孕育着串串美梦，南方雨后的蓝天，清新明媚，放飞了无数理想；诗人就这样从最平常的细节下笔，拉开歌唱祖国大江南北壮丽山河的序幕，留下了酝酿高潮的充分空间。
“在早晨，我站在黄土山岗的山腰上，/金黄色的太阳光，正抹着山顶，/酸枣刺上的露珠还滴着。……”（《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这是延安的充满希望的清晨，“我”面阳而立，心中翻涌着希望的歌。“也曾想，/深山猎舍，/烧落叶，/煮山泉，/摘野花为寿……”（《也曾想》）。好一幅隐居图，低矮猎舍、金黄落叶、清澄山泉、缤纷野花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画面，成为多少文人雅士心中永远的梦。
像这样寥寥数句就描绘一幅美丽多姿又耐人寻味的画面，在周立波的诗中比比皆事。它们既大大提高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也体现着诗人的创作追求。
为了便于抒发炽烈的情感，也为了在诗中描绘完整的画面，周立波选用了一种散文化的诗歌语言，熔口语入诗，朴素自然，诗句不拘长短，不讲押韵，形式极端自由。
周立波认为：“形式不过是诗的骨骼，情意才是诗的血肉，技巧的工拙是诗神的末事。”也许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也许是他从未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所以他不刻意地追求诗歌形式的雅正、语言的精致、数量的多少，而是用顺手拈来的语言表达奔泻而出的情感，形成其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
艾青说：“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演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周立波也是用这种最浅显的语言—口语来传情达意的，“你爱南方呢？还是北方？/我不知道呵，/先生，/我不知道。/我只晓得。/这一切，都是祖国的，/而我，/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先生，/我是永远的，永远地爱我祖国的一切，”（《南方与北方》）。这里没有或很少用书面语汇，这些朴实无花辉—（《华的口语表达浓烈深沉的爱国情怀，真挚亲切，是化浓为淡的大巧之朴。这样饱含情绪的自然简单的口语，构成他的诗歌语言的主体，从而使诗歌具有朴素、明快的风格，如：“我想起了樟树、鳜鱼、竹鸡和春笋，/我想起了阳雀子、狗尾巴草和五月的稻花的香气，/我想起了好象黏着在禾场上、谷仓里、山茶下和藕塘边的童年的种种记忆。”，“饮马长城窟，”/我曾记得这古时代的名歌，/到如今/它已经有了新的意义。”
周立波的自由诗基本不押韵，且篇无定节，节无定句，无定字，有时一行诗长达60多字，有时短至2个字，似乎无异于散文的句式。他很善于用这种灵活多变的散文句法抒情写志。一般说来，不同长度的句子有不同的节奏性能，顿数多的长句子能显示凝重沉郁的情调，是“抑”，顿数少的短句子是“扬”，能显示急促昂扬的情调。长短句交错，抑扬顿挫的节奏就出来了。诗的结尾收束简洁有力，像一首交响乐，在高潮迭起之后便戛然而止，让人回味不尽。如《牵引你的》、《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因为困难》、《南方和北方》等诗都有这样的特点。
此外，周立波还喜欢采用排对、对比等修辞手法加强表达效果。尤其是排比，是他惯用的手法，一方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充分地表达了丰富的情感，给诗歌造成了一种气势，形成感情的激流。排比的句式也使得一个个零散的诗句巧妙结合起来，化零为整，表达同一个主题，如《我们有一切》中：
“我们有一切，
不但是大地，不但是海洋，
不但是希望，不但是芬芳，
不但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温暖，
也有忧愁呵，也有褴褛，
也有寂寞呵，也有深仇
也有饥饿呵，也有鞭子，”
连用两组排比句，节奏流畅，气魄宏大，这种同一语调的不断重复，显出层层递进的气势，获得强烈刺激的效果。
由于周立波的自由体诗在艺术上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使人感到读他的诗有一种浪漫主义气息迎面扑来，不由自主地被感染，被激动，这与读他的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如果说读完他的小说会掩卷深思，会心一笑，那么读完他的诗后一定会使人热血沸腾，激情荡漾。
三
随着人到中年，周立波的小说创作渐入佳境时，他的思维越来越理性，对社会、人生、人性的理解更加深沉，尤其是解放后，国家安定，生活稳定，他把注意力也转移到了用小说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注上，诗歌这种形式便不再适宜表达他对社会的思考，所以后期周立波的诗歌创作更加业余化，而且所作全为格律诗，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怀人，二是记事。
怀人之作是周立波格律诗创作的主体。1938年，他与朋友舒群分别后，曾寄诗表达别情：
潇洒临风日，悲歌沉醉时，
残春怀胜季，余勇上征骑。
同行逾二月，劳燕忽东西，
男儿无别泪，书此报依依。
用一首五律表达了男儿赴国难，无泪亦有情的豪迈情致。作家沙汀既是周立波的在文化战线的战友，又是私交甚笃的朋友，在1977年沙汀去世后，他曾赋诗两首送别，其中有：
燕地嘉陵隔万山，
何时再见故人还？
登高遥望峨眉秀，
别绪离情漫两间。
晚年刚获自由却痛失知已，想去送别却“燕地嘉陵隔万山”，于是觉得，万山之间都弥漫着他的别绪离情，悲怆之情无以复加。这一类的诗作还写给妻子的《赠步涵》以及题赠王震、胡乔木、王首道、茅盾、周扬等人的诗，表达了他的怀念景仰之情。
记事之作则多半是因重大事件而记。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他写下《悲悼毛主席（七律）》和《悼周总理》，追忆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也表达发自内心的悲痛与悼念。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他赋诗歌颂这一重大事件：“气动山河势绝伦，雷霆一夜静烟尘。满城花炮腾空起，庆祝中央决策人。”以表达内心极度的喜悦与激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时，周立波因病不能出席，病榻之上，赋一首《祝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艺术群英集一堂，放谈国庆好时光，扬眉奋笔歌四化，万里文园百艳香。”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周立波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这使得他在创作格律诗时显得得心应手。其主要艺术特点在于：
一、情景交融。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征，周立波并没有因为自己诗歌表达的主题是现代的而放弃对这一艺术境界的追求。在他的诗中，很好地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境界。清溪村是周立波的家乡，六十年代他回家乡时，看到了“山边大树迎风啸，村外机车逐鸟啼。”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建设，家乡已有铁路通过，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却将这一欣素之情表现在对家乡景致变化的记录中，车鸣鸟啼之声如交响曲，奏响在山乡，也奏响在周立波心中。《赠步涵》（林蓝原名王步涵）中“远处驼铃人不寐，灯花无耐泪花何，”驼铃与灯花，一远一近，一虚一实，将夫妻分别后的相思之情写得悠远、绵长、凄恻动人。
二、感情基调昂扬向上，表现出诗人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周立波的格律诗大多写于文革后，此时他刚从巨大的政治厄运中走出来，但其诗作丝毫不见颓唐沮丧之气，反而对党对前途充满坚定的信心，表现出积极的“向前看”的乐观主义精神。即使是悼人之作，也是如此，如“寒梅送得残冬尽，桃李芳菲次第来。”（《赠胡乔木同志》），“山河抹去原来样，铁马金戈再建功。”（《歌唱新的长征》），“巨木倾颓群树在，云旌猎猎万年红。”（《悼周总理》）。这种乐观既是诗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个性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