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往事——王元化先生
日本金泽大学李庆今年五月九日，是王元化先生逝世一周年。
一个当代杰出的思想家远去了，他的思想、学识、观点应该永远留在我们的身边。
现发表李庆先生的文章，以表示我们的怀念——元化先生去世，一晃就一年了。媒体报道，渐渐减少，在一般人们的视野中，他的身影渐渐消淡。历史长河，依然如故，不停地向前流淌着。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和元化先生接触的那些往事，却难以忘怀，他思想的闪光，显得益发明晰。
记得去年五月十日，接到元化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过分的惊讶。
三月底，因为要出国，我曾到瑞金医院去看望过他。当时已经很少见外人了，他姐姐让我进了病房。当时即使见面，一般也只允许十分钟左右。但是那天，他还是非常费力地和我讲了好一会儿话，主要谈他的病，说是肺部有问题。我给了他一本自己新出的小册子。告诉了他关于他的《着作集》日译本第二卷出版的消息，他说已经知道了。要我到日本后，向有关友人问好。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他感到非常疲惫，向我双手合十，说：“我没有力气了。”然后慢慢地躺下，闭上了眼休息。
我感到元化先生真是竭尽全力了，失去了往日的神情。直到生命临终，他一直关注着学术和思想的研究。
望着他那因放射性治疗而有些浮肿的脸，由衷地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同时也隐约感到一种不祥。我曾把这一感觉告诉过也非常关心元化先生健康的章培恒先生。这是我见到元化先生的最后一面。
令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报纸关于他去世消息的报道：
着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因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王元化，一九二〇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一九八三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着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读莎士比亚》等。
这里，他是个“文艺评论家”，他最倾注心血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清园近作集》（以下略称为：《反思录》《近作集》）等后期的着作都没有提及。
后来，举行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有名望的和没有名望的人都出席了。
有关报道中，上述一些着作也终于列入了。可以说，颇享哀荣。
我不知道，元化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参加追悼会的人中，有多少是认真读过元化先生的着作，理解，或关心他所追求的，探索的，批判的，反思的内容的。
在报刊的舆论和纷纷扬扬之声中，除了悲哀以外，我感到一种寂寞。
当时，有好几位朋友和我谈起，约我写一点东西。我都拒绝了。不敢去碰那悲哀的创伤。但痛后再想，仍难以忘怀。
先生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敏锐而充沛的思维能力，通达而坦诚的生活态度，这些年来一直影响着我，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真正要忘记一个人，也是非常困难的。
和元化先生相交，是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间。
其实，在一九八四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我是见过先生的，但是，没有直接接触。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我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只是远远地见过他，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真正开始接触，是在一九九三年，斯德哥尔摩市东南郊的萨尔舍巴登大饭店(CrandHotelSaltsjobaden)附近的湖边。
我应邀去出席“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国际会}义。我收到正式的邀请，是因为我写了一本题为《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的书。我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化中“死”的观念》，是全书中的一节。在会议前，我到所住的酒店外的湖边散步。见他一个人，穿着一身休闲服，运动鞋，也在湖边散步。于是打了招呼，这是首次和他交谈。
在那高远的蓝天，飘逸的白云，深湛的湖水，还有绿色的树丛，呈现着北欧最漂亮夏季风光。在停泊着许多多彩的游艇和小船的湖边，我们简单地聊起来，我告诉他，我是从日本来的。或许当时他看我年轻，不太在意，所以印象中，误认我是去日本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其实，我没有在日本留过学，很久以后，我才告诉他。
此后，在会议间又有接触，他对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比较赞许，谈得就深入了。
因为我带着照相机，给他，还请人给我们一起，拍了些照片。特别是参加斯德哥尔摩议长在诺贝尔授奖礼堂举办的宴会时，我给他单独拍了一张照片。回国后，他有点执着地一定要我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同寄给他，结果，我剪下两张照片的底片，寄上，那就是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思辨随笔》和在其他一些书前的照片。而现在我手边底片也没有了。关于那次会议，元化先生曾经发表过文章，其实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容以后有机会再谈。
于是联系渐多，谈论的内容也就海阔天空了起来。他给了我他出版了的主要着作。我大多都拜读了，有不少收益。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清园夜读》的书评。对他所谈的某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非但没有不高兴，还很有兴致地送了我一幅他写的字：“为学不作媚时语”，大概是鼓励我的态度吧。
他要我为他主编的《学术集林》杂志做点事，具体是担任“东亚”——当然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学术联系工作，并且希望我写点有关日本汉学的文章。结果发表了后来在学界引起一些议论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疑古思潮”的文章，还有关于留存在日本的一些近代重要人物的遗墨。这成了我和其他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编注《东瀛遗墨》的契机之一。
元化先生八十岁时，他的学生们为编辑纪念论文集，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当时想，还是提供一篇没有发表过的为好。
因为我正在撰写《日本汉学史》，先生和我的谈话中，又多次问及有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就写了一篇《投海词人孙点》。孙点是清末到日本的一个词人，后来悲世愤俗，投海自杀，但是，在看校样时，编辑的朋友指出，这是“祝寿”性质的纪念文集，写“自杀”，有点不合适。我开始实在没有顾及到。但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改了一下题名。我把这事和元化先生谈了。他哈哈一笑，说“没有关系的”了之。
自从他知道我在撰写《日本汉学史》，就一直给我鼓励。要我不要搞成时下那种“文格渐卑庸福近”（龚自珍诗）的东西。他还对我说，他主持的上海古籍整理小组的古籍整理经费，虽不多，前一时期都支持了《金文诂林》，但你也可以申请。
我当然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和提携。但是考虑以后，还是不申请。对此，他也没有不高兴。
此后，他曾寄给我一幅他写的条幅，就是印在《元化先生画传》前的那幅，他在那幅字后，题上了我的名字，或许是对我的鼓励和要求，我一直铭记着。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回国的次数增多，和元化先生会面的机会也多了。
其间多受教诲。我感受最强烈的，是他强调：人的思想会不断发展。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标志，就是能不能进行“反思”。而“反思是痛苦的。”（《反思录》第328页）
他在晚年的论着中，多次反复地谈到过这一点。如《（文心雕龙）讲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再版的《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中的《近思札记》，《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见《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等等，都谈到了“反思”。他曾说，自己“重要的文章，都是六十五岁以后写的”。
但是，“反思”不是对过去的完全否定，反思表现在各个层面。笔者在八年前，曾写过一篇有关元化先生《反思录》、《九十年代日记》的文章，谈到过他的思想和变化，给他看了，他觉得不错。现在看来，我基本还是那样认识，当然，又有新的感受。
在哲学层面，元化先生主要是对黑格尔哲学认识的反思。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是怎样的，这是一个还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从上一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黑格尔的哲学，有很大的影响。
黑格尔关于把整个历史作为一种逻辑展开的思想，曾经使无数在黑暗中探求理性之光的青年人感到振奋和倾倒。王元化先生在年轻时期，也同样如此。感受到其中“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反思录》第26页）但是，在晚年，他认为，黑格尔过于刚性的思想体系，在现实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反思录》中，元化先生说：“从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感到黑格尔哲学”的缺陷，（第27页），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再次重点谈了对黑格尔哲学反思的过程。（见《近作集》第10页，此文为《思辨录》
的序言）他认为，历史的展开和逻辑的展开，并非都完全一致，现实的生活远比抽象的逻辑丰富。（见《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反思录》第228页）
元化先生指出：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只有感性——理性这样两个对立的层次，还应当有“知性”的阶段，认为：“知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有着自己的特点，“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很重要”。
（见《思辨随笔》第120～123页）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面，对于黑格尔哲学关于“普遍、特殊、个体”
关系的思想，作了阐述：
他说：“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于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
“过去我曾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
（《与友人谈公意书》，见《反思录》第92页）哲学层面的探究，是元化先生“反思”
的基础。这样的思想转变，使得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都产生了变化。
四
元化先生晚年，多次谈到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到过对所谓“公意”的看法。
这个问题，在他晚年的脑海中，盘旋了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他哲学观念在政治学和国家学说中的反映。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已经写了不少文章，都发表了。如：
一九九二年写了《与友人谈公意书》
（见《思辨随笔》第199～202页）。
一九九七年底至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他整整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阅读思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探讨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写了长达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文汇读书周报》
上。当时我在国外，他特地把文章寄到日本让我看。
二〇〇一年，在《反思录》中，把先后三篇有关的文章收入。题为《卢梭（社会契约论）笔谈三篇》
在二〇〇三年三月六日的《社会科学报》“学术思想”版上，又发表了《研究（社会契约论）所作的笔记》。
他特地要我把这些文章带到日本，请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收入在他的日文本着作集的第三部中。可见，这个问题，他思考探讨了多年。
他在《与友人谈（社会契约论）书》中说：“我认为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全书的核心。我曾在《谈公意》一文中，将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和黑格尔的普遍、特殊、个体作了比较研究。”（《反思录》第108页）“公意”是什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元化先生认为，按照卢梭的看法“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他指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表面上非常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公意，在实际上是非常专制、非常不民主的运作的产物。
有的学者，把公意理解为排斥私意的概念，或认为私意和公意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就是“私意”把公意对立起来，（见《研究（社会契约论）所作的笔记》）元化先生认为，这很成问题。卢梭把“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的想法，有其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