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反思录》第92页）“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同上）可见，他是在关注国家学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我们国家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改革，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国家的机构形态，应当朝什么方向改革，都还“缺乏理论准备”（《思辨随笔》第44页）。他的思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有关顾准，有关张中晓，有关反思“文革”的一些文字，都与此有关。
一位前辈学者这样指出：“我们的理论界（无论前辈或后辈）并没有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新国家学说。”（转引自《反思录》第124页）
这显然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花大力气去探讨的现实课题。
五
在思想文化层面，元化先生晚年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走向的研究和反思，主要的论文有：《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和李辉以及其他人谈“五四”
的文章（上二文俱见《反思录》），等等。
媒体上论说和讨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
关于《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一文，我印象中，元化先生曾讲到，最初是杜亚泉的家人，把他的文章收集起来编成集，想请元化先生写一篇序。元化先生在阅读时，触发了许多问题，促使他去找资料，思考判断。于是，不断展开，成了一篇大文章。
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五四”
的资料，有一定片面性。那是根据后来人的理解整理过，描绘过的画面。因此，应当根据现在已经可以见到的更多，更全面的材料，再进行探索。
和李辉先生对谈“五四”的文章，元化先生也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最初，谈了以后，整理了一个记录稿，他作了修改，排成了要在报纸上发表的样稿。当时北京《人民日报》社把样稿发到了住在衡山宾馆的元化先生。那几天，我刚好在上海，他要我到他那里去。当时的元化先生，还相当健康、健谈。他把校样几乎改得面目全非。记得直到截稿日晚上十点钟左右，他叫我帮他把改好的校样复印以后用快件发到北京。而当时，只能到衡山宾馆一层的营业服务处发。发完后，他很高兴。
还把一份复印件给我。说，“看看，我改了多少。”这份复印件，我还保存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如何字斟句酌，反复思索。如果把发表的文字，和原来的稿子对照，是可以看出元化先生思想变化的一些线索的。
对于“五四”的独立精神，对于“五四”
对于旧制度的批判，对于“五四”以后，面对外来侵略时“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贡献，元化先生都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他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的，否定“五四”。恰恰相反，认为他自己是在“五四”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也确实认为，“五四”以来的思想走向有着偏颇的地方。具体表现在，某些代表人物，在某些时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一些过激或简单化的态度。
对于“五四”的反思，涉及到不少具体的问题。
比如，对于“人”的理解和对“知识”
“理性”这些从文艺复兴以来，就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的看法。他反对自任为“启蒙”者的高傲态度。认为，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把所谓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绝对化，神话，会造成偏颇。（见《反思录》第123页，《近作集》
第21～22页）我认为，这一见解，非常重要。
他反对把“思想和学问”“东方文化”
和“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等等概念人为地对立起来，以这种两极对立的模式来分析探讨思想和文化问题。（《反思录》第336页，《近作集》第29～30页）我和他谈到过对所谓“文化断裂说”
的看法问题，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全面反传统”的“文化断裂”，对于“五四”是否造成了文化断裂，有没有文化断裂，都可以考虑。他认为这是应该关注和研究的。
和元化先生交谈，我感觉更多的是聊天，而非“受训”，也可以说是探讨——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反正，我有不同看法也就直接提出。他曾和我讲到，认为“五四”时期的人物是反儒家不反法家的。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记得谈过两三次，结果他笑着说，“那就互相保留吧。”并没有一定要让我接受他的见解。
六
先生不仅对于理论问题，在晚年有深刻的反思，而且在具体的文史研究中，也多有创见。
他不是只在思想层面谈思想的思想家，也不是只在文学理论园地内讨论文学的评论家。他在肯定从具体到抽象的作用的同时，深刻地指出，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个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提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近作集》第16页）他认为：升华了的具体，比“理论”更为丰富。抽象，不应该抹煞具体，只有在升华了的“具体”之中，才会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生命力。
所以，他始终不断地努力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探寻着自己的理念。
如果说在他早年或中年的论着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鲜明印记：喜爱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现的热情和坚持（见《思辨随笔》
第314页，第328页），是俄国的思想家，作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的文学思想和对于真理追求的执着（《思辨随笔》第322页，第325页等），是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美和典雅（《反思录》第264页），但是，到了晚年，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则比较多的带有学术性和现实性。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国的《文心雕龙》研究，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有深入展开，和元化先生的作用分不开的。他根据句容出土的《刘岱墓志》，对刘勰家族世系的增补（见《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第一辑，又见《思辨随笔》第214页），对于《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要有“神思”“感兴”的阐述（见《（文心雕龙）讲疏》
第276页，第280页）等等，都在学界有相当的影响。他自己也担任过《文心雕龙》
学会的会长，为组织这支学术队伍，花费了相当的精力。
一是对龚自珍的研究，他特别重视龚自珍不为“俗风”所惑的特立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思辨随笔》第164页）。评价他对于“自我”，对“情”的重视（同上，第165页，第307页）。屡次引用龚自珍的诗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批判时下一些“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畸型儿”，（同上，第164页）在当时的学术文坛，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参见《龚自珍思想笔谈》，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1978年）一是对清末的学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陈沣《东塾读书记》等的阐述。（见《近作集》第92页，第98页等）一是对近代思想家熊十力，徐复观等的关注。对于熊十力，他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那殆是因为，在中年的时候，曾见到熊先生，受到过他的影响之故（《思辨随笔》第176页以降）。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比较多涉及到传统的着作，这和他想对中国文化作更深入探讨有关。
他谈到，在他年轻时期，对于胡风的文化“移植理论”是赞成的，但是，到了晚年，他有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发展——认识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近作集》第43页），所以关注传统文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元化先生决非“埋头国粹”。他仍然面向世界，决不受“国学”藩篱的困束。
他关注法国德里达的后现代哲学，美国的史华慈的史学，日本冈村繁的古典文学，还有台湾、香港的有关学者，余英时、林毓生、杨启樵、杜维明、李欧梵等学者的研究，并和他们保持着各种联系。
他不是那种只套用某种“思维框架”
再填人材料的人。他对余英时先生强调完全是从原始的材料中，来理清历史上思想展开脉络的研究做法，表示非常赞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获取思想的灵感；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探寻这中国文化的位置；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寻找发掘“具有现代意义，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已，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近作集》第46页）
元化先生曾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思辨随笔》第368页）
虽然这些具体的研究，或许有不同意见，有的还没有得出结论，但是他是勇敢的，他的思考方向，留给我们许多思想的启迪。
七
元化先生说过：“我认为，真正的英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思辨随笔》第40页）我的理解，那是说，即使英雄也都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嗜好，当然也会有不足。
我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元化先生是一个情感细腻而重友情的人。
他对于友人的关切发自内心。他告诉我，一位我也认识的老学者，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到不公待遇，是他坚持将其从外地调入到有关的单位。使之晚年境况稍有改善。
对一位年轻朋友的画，曾再三地赞赏。
他曾和我谈起，一位有才学的年青学者，犯了一点过失，他特地为之缓颊，认为不应一棍子打下去，还特地推荐他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
一位年轻的学生，去世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念及他的工作和成绩。
二〇〇四年，我父亲去世。元化先生是从《文汇报》上见到我们家发的讣告的。他特地打电话到我家，表示哀悼。说实在的，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给了沉浸在悲恸中的我和全家人，以相当的心灵上的安慰。
他还和我谈过，等《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做完后，可以回来，为学术界或教育做点事情。我至今感受着这种出自内心关切的温暖。
此外，据我所知，他对于一些认真做学问的学者或后辈都曾给过帮助，或加以提携。
当然，对各种人物，他有的赞扬，有的也批评。我的感觉，都不虚吁吹捧，也不意气用事，而是真诚相待，坦述襟怀。我想，这正是他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元化先生晚年的生活，相当简洁。他长期就活动在不大的房间中。简单的桌椅，几案整洁，不像有的学者，坐拥书城，更没有一丝当官的排场和俗气的“豪华”。他有自己的品位。先生对出版的书，讲求装帧典雅大方。比如，《思辨录》
封面的墨绿色和《九十年代日记》的紫色，以及一些封面上的图案都是他自己选定的。自己着作的线装本的字号、字体以及版式都是亲自设计的，他高兴地翻阅时，也感染了身旁其他的人。
他更多的是专心地阅读一本书，品味书中的意涵，思考有关的问题。
他喜欢干净。多余的东西，都会叫人拿开。对于他来说，思考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种人生。
元化先生，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形象，头发总是理得很整齐，在正式的场合，服装得体。只有到了最后几年，因为服用了治理癌症的药，有时汗流不止，他会脱衣，用毛巾不断地擦。但这也只限于在熟悉的人前。
我偶尔拍过几张他较随意的照片，他说，那可不登大雅之堂。
挥墨操翰，在他的晚年，有着一种怡神养性的作用。他写大字，有时是到上海图书馆的一个研究室去，而中小楷，则就在自己的屋子里。拙着《日本汉学史》写完后，要交出版社出版，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中，抽空题写了书名，那是给我留下的难忘的纪念。
元化先生不是那种刻意掩饰自己的人，和他接触，感觉就是和一位平和的长者交谈，没有局促感。在自然坦诚之中流露出各种想法，和你交流，和你共享。不时会冒出思想的火花，使你触动。时间则不知不觉中流逝。
这一幕幕的往事，至今时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元化先生曾经说过：“伟大的人格，不是一种先验的独立存在，它是在现实生活里形成的战斗要求。”（《思辨随笔》第330页）讲这话时的元化先生正好是三十岁，一股青春的热血奔突。
确实，人格是在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中展现出来的。
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而每个人的情感都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爱戴、敬仰等等来概括，文字永远是单薄的。
和元化先生的接触，他晚年生活中所见所闻，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记忆和认识，总带有个人的色彩和片面性。
但是，我相信，正因为每个时代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有温暖和光明，我们在生活中才有希望和前进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