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德国不能算是个电影大国，但德国影人却时有世界一流的佳作问世，二〇〇七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就授予了一部德国电影。很可惜这部片子不入我们负责挑选进口电影的人的法眼，至今也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电影的题目被翻译成《窃听风暴》，听起来很像是部眼下热播中的那类谍报惊险片，然而它不是。
这部电影的原名叫《他人的生活》，讲的是东西德国合并前后人们生活的巨变。
电影的主人公名叫维斯勒，他是秘密情治机构的资深特工，有次负责去监视一位戏剧作家德莱曼。不料随着他对德莱曼和他的女友克斯塔-玛利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开始同情起他的监视对象。同时他也明白了，实际上是因为他的上司对克斯塔-玛利亚别有企图才指令他去监视德莱曼的。维斯勒决定帮助他的监视对象，他违反了他的职业准则，压下了不利于德莱曼的材料。结果他受到了组织上的惩罚，被降级外调。多年后，东西德统一了，剧作家德莱曼成了社会名流，而失去组织的维斯勒沦到社会底层艰难谋生。偶然地，他在书店里看到德莱曼的一部新书，书中感谢一个无名的特工在过去的年月里曾经给他的保护。
电影故事所显示的世道沧桑人生无常或许并不新奇，令德国观众为之动容为之惊悚的是电影里描述的那个主人公所效力的前东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德文简称是“斯塔西(STASI)”，意为“国家安全部”，这在前东德是一个令人肃然的名称。尽管“斯塔西”无处不在，大家都明门它的厉害，但由于它的隐密性，东德人一般并不太清楚“斯塔西”的真面目，只有等到东德结束了以后，人们才开始了解“斯塔西”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斯塔西”的口号是做党的剑和盾，这个使命决定了它的工作范围和权力。剑和盾是用于战争的，而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决不能讲客气，因此“斯塔西”以不择手段无所顾忌而着称。它装备精良，拥有庞大的特工队伍。这都是题中必有之义。
更令人注目的是，“斯塔西”的特性决定了它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非常注重于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挖掘阶级敌人。这场人民战争的形式不限于我们很熟悉的公开地发动群众大揭大议，它还在整个东德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情报员组织，织起一张隐秘的天罗地网。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斯塔西”在社会上大力招募情报提供者，这些人现在被指为“告密者”，比较客气的说法是“线人”，在“斯塔西”内部他们则被称为“非正式合作者(inoffizielleMitarbeiter)”，以别于正式加入“斯塔西”组织的特工人员。“非正式合作者”的数量非常庞大，最保守的估计是二十七万四千人，占东德十八岁到六十岁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最高的估算是一个前“斯塔西”上校作出的，他认为如果把所有偶然告过密的人都计算进去，总共有二百万的东德公民当过“斯塔西”
的线人。如果只算专职的“斯塔西”特工和长期的“非正式合作者”，平均起来每六十六个东德公民有一个“斯塔西”的人监视着他们；如果把临时的告密者都算进去，则每六点五个东德公民就有一双“斯塔西”的眼睛看着他们。在过去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们常常听到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真的到处都有警觉的线人的眼睛，随时都会把不合时宜的言行报告上去。
有意思的是，《窃听风暴》讲的是“斯塔西”的秘密监视，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自己也卷入到了一场“斯塔西”的风暴中。
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主角的是来自原东德的名演员米厄，他在东西德合并后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斯塔西”
的档案中，很显然，在他的同学，同事，邻居和朋友中大有“非正式合作者”存在。
更使他震动的是，他觉得在“斯塔西”档案中那个代号为“燕娜”的告密者应该就是他的前妻。但是他的前妻燕妮·格罗尔曼也是个名演员，矢口否认她当过“斯塔西”
的告密者。米厄请了两个历史学家来调查，这两名历史学家在读了几百页有关的“斯塔西”档案后认为米厄的怀疑是对的。事关她的名誉，燕妮·格罗尔曼马上以上法庭控告米厄诽谤来反击。全德国都屏住呼吸等待法庭的判决。二〇〇六年七月，柏林的一个法院作了裁定，认为尽管确有怀疑的理由，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燕妮·格罗尔曼曾是一个“斯塔西”
的告密者，法院由此禁止米厄继续指控燕妮为告密者。一个月后，燕妮死于癌症，这个《窃听风暴》的后继风暴才最终尘埃落定。
东德已经消失了，“斯塔西”早不存在了，没有人会主动出来忏悔出卖亲朋的罪过，似乎这令人恶心的过去从此就能忘记了。可是且慢，“斯塔西”的官员们以日尔曼的严谨彻底精神，将他们的工作详详细细地记录保存了下来，留下了海量的“斯塔西”档案。这些档案现在成了德国国内政治上最敏感最揪心的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人曾经是“斯塔西”的“非正式合作者”？谁干过卑鄙的告密勾当？在这些档案里应该都能找到答案。
“斯塔西”多年来对整个社会严密监视，从“合作者”那里获得的材料点滴不漏都归档保存，整理好的档案如果排列起来可以形成了一个一百八十公里的长列。
在东德消亡前风雨飘荡的时刻，“斯塔西”
的首脑们很清楚档案里有太多见不得阳光的东西，就秘密下令销毁档案。他们怕火烧的烟尘会引人注意，而文件粉碎机在连续工作后马达坏了，于是“斯塔西”的诸公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手撕。在柏林“斯塔西”总部的地下室里，忠诚的“斯塔西”特工们日夜不停地撕档案，一直撕了两个月，撕下的碎片装了近一万七千多个口袋，他们撕毁的档案大约占整个“斯塔西”档案的百分之五。
这时，“斯塔西”在销毁档案的风声走漏了出去，一下子有几千个人聚集在柏林的“斯塔西”总部前抗议，要求停止销毁档案并公布档案内容。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夜里，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他们开始冲击大门，“斯塔西”的警卫居然没有开枪。示威者们很快占领了“斯塔西”总部，那些档案由此归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保管了。
东德人都知道，“斯塔西”的档案非同小可，这些无声的档案中处处都隐藏着炸弹。在东西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些档案成了一个双方讨论的大问题，在最后达成的两德统一条约中还专门有关于这些档案的条款。统一的德国的新政府里则专门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事务专员署”，专责负责处理“斯塔西”档案。
这个专员署的任务不简单。首先是要想法恢复那些被“斯塔西”人员撕毁的档案，很显然，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最先被销毁的档案肯定是最敏感的材料，包含着“斯塔西”最不想让公众知道的事情。
但是，尽管撕碎的纸片都在，要把它们重新拼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玩过拼图游戏的人都知道，拼一个一千片的拼图往往要花上几个小时，“斯塔西”留下的档案碎片多达六亿片。据专员署拼纸项目的负责人普法伊费尔计算，他的人马在十三年里一共拼完了三百二十七袋碎纸，平均一个工作人员一年拼出一袋碎纸。
但是“斯塔西”留下的碎纸档案总共有一万七千二百袋，按照这样的速度，需要再花七百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前景。
幸运的是再难的问题现代科技都能够解决。有个名叫尼科拉的电脑专家在看到了介绍这个拼纸项目的电视报道后，觉得可以用自动化技术来完成任务。他设计了一个特定的软件，把碎纸扫描了以后输入电脑，让高速电脑来进行匹配。在和“斯塔西”档案专员署联系后，经过招标，尼科拉的团队赢得了一份价值九百万美元的两年的合同，用他的电脑软件来拼四百袋碎纸。如果尼科拉的技术真是有效的，他会继续拼余下的那些口袋里碎纸，“斯塔西”最机密的档案不久就会大白于天下了。
撕碎的档案碎片还在电脑的扫描仪下慢慢现身，完整保留下来的那些档案已经在德国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斯塔西”
一解体，东德社会马上就是否要公开“斯塔西”档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批人反对公开档案，举出种种理由，比如要保护人们的隐私，要维护新时代社会的团结稳定，要给“斯塔西”的旧特工新生的机会，还有一位高官声称，不能用“斯塔西”的档案来区分谁有罪谁无辜，因为在那个体制下，除了婴儿人人有罪人人有责，我们应该忘记过去，大家为德国的统一而努力。
但是主张公开档案的声音毕竟更响，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到底有些什么。在两德统一的条约里规定了这些档案必须集中保存在德国东部，并规定了谁能够查阅档案。随后的几年里有三百四十多万的德国公民申请查阅“斯塔西”档案。
人们在“斯塔西”的档案里看到的是难以相信的历史记录，人性的软弱和险恶竟然能够达到如此的地步。亲密无间的朋友，多年的同事，和蔼的邻居，甚至同一屋檐下的家人，都曾是打小报告的告密者。许多长期的友谊以至家庭都因“斯塔西”的那些可怕的档案而破裂。“想不到他／她居然出卖过我！”这是排队查阅档案的人经常发出的惊叹，无以计数的人走上法庭求个公道，演员米厄和他的前妻的纷争只是无数个类似案例中的一个。
当然，普通人在看了档案后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身居高位的名人们就不同了。如果在“斯塔西”的档案中有他们告密卖友的记录，他们将或者成为司法调查的对象，或者因媒体的暴光而为千夫所指，不少人确实从此身败名裂。公众时时听到，许多道貌岸然的高级教士，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万众欢呼的体育明星，居然都有不光彩的记录。给“斯塔西”档案拉下马的人中最有名的是洛塔尔·德·迈齐尔，他是东德最后一任总理，亲手签署了两德合并条约。两德统一后，德·迈齐尔成了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副主席，当上了联邦议会的议员。但是人们在“斯塔西”的档案里找出证据，证明德·迈齐尔曾给“斯塔西”当过四年的告密者。这位声名赫赫的政坛明星只好黯然辞职下台。
许多人想为这些昔日的告密者辩护，说在高压的政治制度下，个人是无力抵制邪恶的。可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们指出，即使在当时严峻的条件下，如果拒绝为“斯塔西”工作，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在“斯塔西”接触过并打算录用为他们的“非正式合作者”的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拒绝了“斯塔西”的要求，这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迫害。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良知和品行毕竟是能起作用的，在整个社会的悲剧中还是应该追究个人的道德甚至法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