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的话很少。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要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李宗仁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
“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
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二十七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
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正在这时，李宗仁派来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
“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经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的。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
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五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二十七岁的我和已经七十六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这场被中外媒体报道的特殊婚礼，都以男女相差四十九岁的“老少配”为题，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头条新闻刊发播出。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国务院机关管理局的通知，他们说由于周总理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婚礼的当天没有来得及参加德公和我的婚礼，但他一直牵挂这件事情，对此，特别向德公夫妇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两天后，周总理再次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门为德公和我安排好车辆，前往着名旅游胜地北戴河度蜜月。
来到北戴河的当天，我和德公被安排住在北区的法式别墅里。在北戴河度蜜月期间，我们还被安排去了一趟山海关，当我们在山海关下信步游玩的时候，有的游人发现了我们这一老一少的真实身份，于是，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问候，不久，就把我和德公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唯恐会发生什么事情，极力阻拦，叫司机赶紧把车开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赶紧上车离开。
有了这次游人的意外围观，陪同我们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再也不敢大意，他们为了德公的人身安全，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擅自外出。由于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所以，接下来在北戴河待的时间我就感觉不像往常那么快乐了。在北戴河我们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心里真有点发急了，开头的几天还真不错，快快乐乐的很像个新婚度蜜月的样子，而接下来就感觉太没意思了，放不开手脚，处处受到非常热情的关照，还有不能随便走动，不能随便串门等一长条的规定，德公和我知道这是为了我们好，但这样的规定太死板了，太过头，真让人受不了。由此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好处。整天待在宾馆里，或是在规定的小圈子里活动，真让人憋死了。
于是，有一天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很不高兴地对德公说，我想先回北京。看我一脸的阴沉，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德公像哄小孩一样地对我说，他也一块和我回去算了。
我们在北戴河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就这样打道回府。回到北京之时，我和德公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真是惊呆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太不明白了。只见满街的大字报，满街游行的人，满街都是红旗，满街都是大喇叭的高叫。
接着，我们通过报纸一看，才明白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从首都北京开始掀起来了。
从北戴河回到“西总布胡同五号”的李公馆家里，几天下来，除了晚上睡觉之外就是看报纸，收听广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安排，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最好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接完电话，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同在北戴河一样像是被软禁了吗？只不过家里没有外人，除了厨师就是我和德公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的要么看报纸，要么听收音机，要么聊天，简直是又枯燥又单调，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个朋友也不曾来过。我和德公的牵线人张成仁更是早已不见任何踪影，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好像是一阵风、一片云似的从人间蒸发掉了。
杜月笙与孟小冬
近期书市中，梅兰芳和孟小冬成了一个热点，有关他俩的书出版了不下十几种。
孟小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的口述《我的父亲：海上闻人杜月笙》，其中介绍了杜月笙的妻子孟小冬的一些情况。为我们了解孟小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现摘介如下——父亲杜月笙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我的外祖母叫筱兰英，筱兰英与恩晓峰、李桂芬等，是中国第一代京剧女演员中最有成就的几位。李桂芬是卢燕的母亲，我喊她大姨，我们和卢燕家的关系很近，在上海时她也经常住在我们家。母亲叫姚玉兰，唱老旦出身，和父亲结婚后她还唱戏，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会之类。
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我父亲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高兴时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父亲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梅老板每次来上海都来拜访我父亲。梅兰芳和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和孟小冬的关系应该分开来说。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外祖母比较接近。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一段时间后，和父亲结识，正式有往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母亲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她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他们分开时的一些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一九八三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什么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梅家不答应，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到比较微妙的关系。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的涉及。
父亲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为孟小冬而受到影响。一九四七年父亲过大寿，上海的中国大戏院组织了十天的堂会。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们没有同台——十天的大轴，梅兰芳占八天，孟小冬占二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父亲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除了我们家人之外，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拍了几张照片。
婚礼的照片现在还存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与马连良、万墨1950年，孟小冬和杜月笙的结婚照（摄于香港）林和孟小冬弟子钱培荣的合影。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父亲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亲，她同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现在出版的那些书，像《梨园冬皇孟小冬传》，讲我父亲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们说的那一套不可靠。
孟小冬与父亲结婚后，我们喊她“妈咪”，管自己的母亲叫娘娘。平时，孟小冬喊我母亲叫姐姐，在与父亲成为夫妻前，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她们的关系都不错。
孟小冬跟母亲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总归要吵架，她们中间有时候也有很多事情摆不平。
孟小冬年轻时很漂亮，她从前抽大烟，但这也不影响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虽然后来她不怎么唱戏了，但还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