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长久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设法回答这个问题，想找出能够确切地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但是这个似乎很明白的问题真还很不好回答，有人说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是动物学家们早就发现，有许多动物，例如猩猩，鹫和海狸都会使用工具；有人说是语言，但是有实验表明，大猩猩能够掌握简单的语言；有人说是意识，但是猩猩，海豚和大象的一些行为让人相信它们显然应该是有意识的。那么什么是唯有人才具有的能力或品质呢？
近来不少学者认为道德是唯有人才具有的品质，只有人才会不以功利为动机而以道德为动力来行事。初听上去这似乎是个符合常识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但也有科学家对此有怀疑。本书作者是位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他就认为动物也是有道德意识的。
道德是个涵义广泛的概念，互惠，惩治，守规矩，同情移情等都是道德意识的表现。作者是一位观察敏锐的动物学家，他着重研究了动物到底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当然，再聪明的动物也不会说一通安慰同伴的话，同情心只能从它们的行动中推断出。而作者收集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动物行为例证，表明动物会感受到别的动物的痛苦。有次一头名叫库尼的猩猩看到一只昏倒在地的椋鸟，它把小鸟捧起来，爬到树顶，小心地把小鸟的翅膀展开，然后一手托一个翅膀，用力把小鸟扔向围栏的外边。库尼的这个行为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它想帮助这只小鸟，而帮助的动机只能是来自于同情心。在这个事例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库尼的同情心是对另一个物种而发的。而猩猩们互相之间表现同情心的例子就更多了。作者注意到，当猩猩之间发生了殴斗后，总会有没参加殴斗的猩猩来到被打败的猩猩旁，轻轻地搂它一下，显然是一种表示安慰的姿态。
如果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就更难划清了，我们的灵长类表兄弟们看来和我们更相似了。剩下的问题是：道德意识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道德”基因？或许道德完全是群居社会环境所养成的？当代的道德哲学家们和行为科学家们恐怕还要为此辩论上很长时间。
据说每颗钻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由钻石霍普而产生的故事像是一部奇异的小说。
这颗钻石产自印度，未经雕凿时净重一百十二又四分之一克拉，已属旷世罕见，更令人惊异的是它呈现的色彩，那是一种深邃神秘的天鹅绒式的蓝色。正是这个美不可言的蓝色，使它在印度得不到王公们的青睐，因为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蓝色属于下贱的种姓，属于高贵的婆罗门的是白色。这样，有个名叫塔凡尼的珠宝商乘机把它买了下来又转手卖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颗钻石也因此被叫做塔凡尼钻石而被珍藏在凡尔赛宫的珍宝室里。路易十四请来了一位佛拉芒钻石匠来加工这块稀世珍宝，结果把它切割成了一颗重六十七克拉的晶莹璀璨的钻石，成了法国王室的重宝，被镶嵌到了法王佩带的金羊毛勋章上。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颗大钻石和法王的其他珍宝一起被革命者们没收了，旋即被偷。一直有流言，说是革命者自己动的手，丹东把塔凡尼钻石从它的底座上撬下来，用它来贿赂普奥联军的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让他退兵。普奥联军本来是摆好了阵势攻打伐尔米以救援法国国王的，势单力薄的革命军显然抵挡不了。不料不伦瑞克公爵骤然撤军，法国国王马上失去了赖以支持的外援，第二天革命的国民公会就宣布废除王制。由此算来，法国国王是倒在了他珍爱的这颗大钻石的蓝色幽光下的。
不伦瑞克公爵是否受贿，这是个无头案了，但是在他死时的遗产清单里确实列着“一个非常大的蓝钻石”这么一款。公爵的女儿卡罗琳公主继承了这颗钻石，带着它嫁给了英国的摄政王。但是这场婚姻很快触礁，卡罗琳公主也陷入了丑闻而身败名裂。钻石随后转辗落到了一位名叫霍普的银行家手里，因此而得到了它现在的名称。霍普这个名字正是英语“希望”一词，我们这里有人望文生义，把这颗声名遐迩的钻石的名字译为“希望之星”，其实那是误会。
霍普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美国从拿破仑那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州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是他提供的资金。霍普非常喜爱他的蓝钻石，立下家规永不出卖，可是他的后代还是说服了法庭让他们把霍普钻石卖给了珠宝商。奇怪的是，在以后的十年里这颗无与伦比的钻石就是卖不出去，土耳其的苏丹阿卜杜拉·哈比伯打算买入，但是还没有成交，他就被一场军事政变赶下了台。几经周折，霍普钻石被转手到了精明过人的大珠宝商卡地亚那里。那时候世上正流传着关于带诅咒的珍宝的种种奇谈，科林斯的小说《月亮宝石》风行一时，而霍普钻石正是和小说中的月亮宝石一样来自印度。这种传说似乎是非常不利于霍普钻石的推销，谁会花天价去买一颗会带来恶运的钻石？可卡地亚不这么想，他深知他的那些古怪的巨富顾客，有意渲染了这颗蓝色钻石的魔力。果然，《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麦克里恩非但没有被有关霍普钻石的可怕故事吓跑，反倒对它大感兴趣，在听了卡地亚胡诌的所谓霍普钻石的诅咒的故事后，立刻决定买下这颗大钻石，并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妻子。她爱不释手，霍普钻石陪伴着她走完她多灾多难的一生。
风风雨雨以后，现在，深蓝色的霍普钻石静静地躺在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这个大自然的奇迹再也不会在人间掀起波澜了。
提起法国大文豪纪德，读者们马上会想起他的许多杰作，如《大地的粮食》，《伪币制造者》等等，但即便是爱好纪德的读者也未必知道他有部叫《高力敦》的作品，更想象不到的是纪德自己把这部作品称为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纪德的这部作品的题目取自于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一首牧歌，牧歌描绘了牧童高力敦对另一个男子的爱。从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纪德为他的作品选择了个最敏感题材：同性恋。不仅如此，《高力敦》的故事还直接影射了纪德本人的经历。纪德小说中的高力敦是个医生，他在写一本书，为同性恋辩护，但是同时他心里又明白，这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纪德在创作他的《高力敦》时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写的这样一部公然为同性恋伸张的作品是难以为人接受的，那时是十九世纪末，人人都得恪守上流社会严谨的道德标准，同性恋是匪夷所思的罪恶，简直不是正派人所能想象的。
然后，事实上同性恋却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西方的上流社会里大家都知道同性恋的存在，但是没人敢于公开地承认或接受同性恋。不要说那些右翼的保守人士，就连那些以激进或开明的立场着称的进步人士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向传统挑战。左拉把同性恋者指为是败坏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蒲鲁东声称谋杀同性恋者是可以原谅的；高尔基则把同性恋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罪恶。他们从来没想到同性恋者也是普通人，也应有自己的权利。
更可悲的是那些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文化名人，他们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大胆创新的普鲁斯特在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方面却小心谨慎，他警告纪德，“你什么都能写，就是不能把自己写出来。”好以惊世骇俗的言行耸动舆论的王尔德小心翼翼地避开同性恋这个话题。他写信给纪德劝告说，“亲爱的，答应我一件事，再也不要写出‘我’这个字了”。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社会风尚已经大大开放，同性恋还是一个不可触及的禁忌，新的一代作家如科克托、莫里亚克、格林等都是些坦诚的人，但是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的不合常规的性倾向。
纪德超越了和他同代的以及下一代的同道者，推动他公开以“我”来谈论同性恋问题的是他的良心。在得知纪德的这部着作将要问世的消息时，法国着名的神学理论家马里坦亲自上门做说客，请求纪德在出这样一部书之前先听听上帝的意见。纪德回答说他很久以来就太熟悉基督的思想了，不需要现在再去问了。
纪德知道《高力敦》的出版不会容易。他从一八九○年间开始写，到了一九一○年才自己花钱私下印行了十二本，过了十年，又自己印行了十三本《高力敦》的修订版。一直到了一九二四年伽里玛出版社才接受正式出版《高力敦》，第一次印刷了五千五百本，几个星期里就销售一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西方一位重要作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的身份。纪德的这个行动当时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甚至他的朋友们也认为尽管书是好书，但是纪德不该把它公开出版。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欧洲的同性恋者们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到市政厅在市长的主持下登记结婚，人们非但不再把纪德的这部书看作是一个耻辱，而把它看作是纪德非凡的道德勇气的表现。
法国和日本的现代艺术之间有着难以说清的因缘，从印象主义开始的法国艺术家们都迷上了日本艺术，而日本艺术家们则几乎无人不对巴黎怀着朝圣的心情。不同艺术之间的互相影响对这两种艺术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对于涉及其中的艺术家们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少日本艺术家，满心仰慕法国梵高等大师，尽力地模仿他们的风格，当他们来到巴黎后，却发现法国人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他们自以为是深得当代艺术神韵的作品，法国同行们却不屑一顾，这不是因为日本艺术家没做好功课，也不是因为法国人的傲慢。法国艺术家的意见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学我们的风格而扔开自己的优秀传统？名画家佐伯佑三负笈西行，把自己精心创作的画作带到巴黎，可是得到的是“派生产品”的定评，郁闷之下竟一病不起了。直到今天，日本艺术史家和西方艺术史家对他的评论还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有一个日本画家却在巴黎和日本都大获成功，此人名叫藤田嗣治。他绝顶聪明，一来到巴黎以后立刻明白巴黎艺术界需要的是什么。藤田千方百计地打入巴黎的社交圈子，以怪异的服饰引人注目：蓬乱的头发，巨大的金耳环和眼镜，身上披着用色彩艳丽的窗帘布做的长袍；他还会时不时地露一手绝技，如表演一下相扑什么的。很快藤田就成了巴黎时髦派对争相邀请的对象，巴黎的大百货公司还以他为服装模特。当然，想以画家来立身，光靠这些小伎俩是不行的。藤田苦心钻研美术，终于开拓出了一种糅合东西方艺术特点的画风，声名日隆，开始了和毕加索等大师的交往，俨然一个东方艺术大师的样子。
不料，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战爆发，藤田突然变了个样。他回到了日本，挥舞起画笔来为大日本帝国服务，成了战争宣传员，卖力地画起颂扬日军赫赫武功的大幅战争场面。看到过他在巴黎颇有颓废气息的画作的人难以相信这些满是血腥味的画会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藤田还脱下了巴黎时那副男不男女不女的服饰，换上了皇军的战斗服战斗帽，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宣传画前，为每一个向画布前的钱罐里投钱给皇军捐款的观众鞠躬致意。
可是皇军还是失败了。几乎是战败后的第二天，藤田就成了美国占领当局的热忱支持者，也是用他的画笔，为麦克阿瑟他们设计些明信片之类的小小美术品。
大概是战后的新日本不太合藤田的口味吧，他还是想回巴黎去。但是法国人记着他在战时的表现，一直拒绝给他签证。他不死心，靠着和美国占领当局的良好关系，先去了纽约，费尽周折，还是进入了法国。
藤田最后在一九六八年死于法国，死时他已经改名叫利奥那多，说是为了纪念达芬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