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警示可能到来的中国股市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金融危机，以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尤其是经常处在信息不对称而后知后觉的广大中小股民，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未来四五年里将会如何发展。我要告诫广大股民，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牛市，但可能也免不了要目睹股市中最惨烈的暴跌。如果我们明白了股市的趋势和周期，我们就能为超级大牛市和随后到来的股市危机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乾隆陵墓之谜
徐广源
在清朝三大皇家陵园中规模最大的清东陵，现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八年间，清东陵曾先后遭到三次大规模的盗劫，变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
第一次盗劫一九二八年，也就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七个年头，挂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制造了第一次东陵大盗案。案情大致是这样的：时任奉军二十八军某连连长的马福田是河北遵化人，早已对东陵的地下宝藏垂涎三尺。当时他正好带兵驻扎马兰峪，便与当地惯匪王绍义秘密勾结，准备俟机而动。没想到他们的野心被驻扎在马兰峪四十里之遥的孙殿英所侦知。其实孙殿英对东陵也早有觊觎之心，肥肉岂能落入他人之口？孙殿英立即命师长谭温江率兵攻击马福田，两军在马兰峪展开一场激战，马福田终因兵微将寡而狼狈逃走。于是，谭温江率“得胜之师”进驻马兰峪。他们以军事演习为名，实行戒严，封锁消息，断绝交通，在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盗掘了随葬品最丰富的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将地上、地下珍宝掠夺一空。盗案发生四十天后，正在天津的清逊帝溥仪派宗室遗臣匆匆赶到东陵，对被盗的陵寝进行了善后处理，将被抛出的尸体进行了二次安葬。这次盗案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尽管溥仪强烈要求缉拿并严惩盗犯，但由于孙殿英重贿民国政府要员，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次盗劫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在当年的后半年和次年年初，东陵地区的民主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政治上出现了临时真空，一些不法分子和土匪便乘机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盗案。这次被盗的陵寝有康熙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和慈安陵，陵寝被盗之多，损失之惨重，超过了第一次。这次盗案发生前后，其他陵寝也相继被盗，陵区外围的大量陪葬墓也几乎无一幸免于盗。
第三次盗劫第二次盗案发生后，尽管政府进行了严厉镇压，但仍然有一些人贼心不死，欲壑难填。一九四九年，东陵地区的某些不法村民丧心病狂，又对那些被盗陵寝进行了一次全面“扫仓”。所谓“扫仓”，就是对地宫进行二次搜查，不使珍宝遗漏。经过这次扫仓，那些幸存的文物，特别是地宫金井中的珍宝，全部被盗掠一空。
清东陵的三次被盗，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浩劫。它给子孙后代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遗恨，将无法弥补！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定陵进行发掘，实际是为发掘明永乐皇帝的长陵而先期进行的一次试点性发掘。然而，此事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后，国内便兴起了一股挖掘帝王陵墓的狂潮。
为此，在明定陵地宫发掘后不久，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二人当年均对发掘定陵持反对态度）的联合提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可是，十几年后又有开启乾隆帝的裕陵之举。
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偕夫人到清东陵进行参观旅游。名为旅游，实际上是一次工作暗访，所以事先既未通知河北省、唐山市，也没有告诉遵化县和东陵保管所。
清东陵陵寝虽然有十五座之多，但当时开放的却只有慈禧陵一座，游人也很少。当时东陵保管所的办公室和接待室就设在慈禧陵的神厨库内。王冶秋夫妇刚刚进入参观区，就被经常进京出入国家文物局大门的谢久增认出。他急忙将王局长夫妇请进接待室，休息了一会儿，由乔青山所长和谢久增陪同，参观了慈禧陵。参观结束后，乔青山向王局长汇报了工作，并重点介绍了开启裕陵地宫的想法。王局长听得很认真，但未作任何明确表态。王冶秋先生是当时掌管全国文物工作的最高长官，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文物专家，他问开启裕陵地宫需要多少钱？有关人员回答说两万元就够了。王局长点了点头，当天就回北京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王冶秋走后的第七天，国家文物局就拨来了两万元钱。不久，河北省文物处派人来监督指导裕陵地宫的开启工作。
裕陵地宫自一九七五年开启，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其中仍有许多谜团未解，疑云笼罩。现择其主要，略作介绍。
女尸之谜东陵盗案发生后的一九二八年八月，溥仪派载泽、耆龄等人进行善后处理。他们在清理裕陵地宫时，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参与清理重殓的清室遗臣在东陵期间所做的日记中，都曾提到此事。据这些宗室遗臣判断，此具女尸就是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卒年四十九岁。裕陵地宫中的六位墓主人，有比她先死先入葬的，也有比她晚死晚入葬的；有比她年龄小的，也有比她岁数大的。为什么其他五人都成了一堆乱骨，唯独她却尸体完整，没有腐烂，面目如生？至今无法解释。
出水之谜裕陵建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建成当年地宫里就再现了渗水。乾隆皇帝曾命大臣三和等加紧维修整治，费了很大劲儿才解决问题。当年，葬入了孝贤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乾隆二十二年和四十年，又分别葬入淑嘉皇贵妃和令懿皇贵妃（后追赠为孝仪皇后）。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乾隆皇帝正式入葬。在这前后四十七年的时间里，地宫里始终没有再出现渗水情况，说明乾隆十七年那次对地宫的整治是十分成功的。可是，在一九二八年重殓裕陵遗骨时，地宫里竟有两米多深的积水。自一九七八年裕陵地宫开放至今，每到盛夏阴雨连绵的季节，更是必须天天抽水，否则渗水就会涌冒上升。裕陵地宫为什么会出现积水，渗水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再度出现的？这些都未找到答案。
棺椁漂起之谜裕陵地宫里的每具棺椁的四角，各有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龙山石，将棺椁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下部伸出的四棱形榫，根部细，头部粗。榫插入石制棺床上的长方形眼中，向旁边相通的方眼一推，由于这个方眼口小下大，龙山石便被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上面凿有纵向和横向的通槽，椁的竖向边棱被卡在龙山石的纵向槽内，椁底部伸出的横向边棱被龙山石横向的槽卡压，这样棺椁既不能升起，又不能前后、左右移动。然而，孙殿英匪兵在进入裕陵地宫时，竟发现乾隆帝的棺椁不在棺床上，而是顶住了第四道石门。既然棺椁的四角都被龙山石牢固卡压，怎么会飘浮起来呢？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金券歪斜之谜裕陵地宫前后有九道券，最后是金券，乾隆帝的棺椁就位于金券正中，方向与金券一致。如果我们站在第一道石门门口向里看，会发现乾隆棺椁是歪斜的，与前七券的方向明显不一致。这表明金券的方向与前七券方向也是不一致的，经实地测量，它们之间形成了10度的夹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有人解释说，前七券的方向是风水线，金券的方向是子午线。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测量并非如此。所谓风水线，就是陵寝建筑的中轴线方向。测量表明，地宫的前七券还真是风水线，与地面建筑的中轴线方向是一致的。但金券方向却与子午线（即正南正北方向）偏离15度。因此，这种解释不正确。
有人认为这是工程上的失误，在开槽时把金券挖歪了。这更不可能。因为在封建社会，皇陵工程是国家的天字第一号工程，称为“钦工”，而地宫又是其中最关键的部位，不允许存在丝毫失误。在测量工具和技术还不十分先进的时代，如果在数千米的建筑线上出现几度的误差，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在只有五十多米长的地宫中，出现用肉眼就可以明显看出的10度误差，那就很难解释了。再者，裕陵地宫内的所有图案雕刻，都是事先在样坑中刻好的，各石块编好顺序号码，从样坑中拆卸出来，再按顺序砌到地宫中。如果地宫的槽挖歪了，带编号的石块砌到地宫就会出现偏差。事实上地宫内各石料不仅结合得非常严密，而且所有图案、文字毫不错乱走形。这就说明金券歪斜不是工程失误，而是工程设计人员的有意安排。从已经开放的崇陵地宫、慈禧地宫、纯惠皇贵妃地宫和香妃地宫看，都没有这种情况。裕陵地宫金券究竟为什么歪斜？
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潜心研究，已有所进展。大概情况是：裕陵用了两个方向，即地面建筑和地宫内的前七个券用的是“亥巳兼壬丙三分”方向，金券则用“壬山丙向兼巳丁巳分金”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夹角为10度。裕陵为什么不用一个方向而要两个方向呢？这在风水学理论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灵城精义》载：
凡葬法得金井与门户为一向，乃正法也。有如外就堂气，则先到之砂水不可不收，聚会之堂气不可不纳，此众口以为必然者。却与龙法之生向不合，则当以天星卦气为主，作内外二向。假如亥龙宜作巽向，外面砂水宜作巳向，则内用巽向以乘生气，外用巳向以接堂气，亦何嫌于作两向也！
裕陵的外向即是裕陵地面建筑的中轴线方向，以金星山为朝山。金星山是顺治帝孝陵的朝山。山状如覆钟，高大雄伟，与他山不相连接，是一座不可多得的理想朝山。裕陵以后，道光帝的宝华峪陵寝、同治帝的惠陵皆以金星山为朝山，表明金星山确实是朝山的最佳选择。裕陵以金星山为朝山，说明它选用了地面上（即外向）的最佳方向。如果金券也用这个方向，则有不足之处。而将金券方向顺时针扭转10度，即“壬山丙向兼巳丁巳分金”方向，则“脉气最盛”。这个方向从地面上看，裕陵的背后正对一山峰，峰的两侧又各有一个稍为低矮的山峰，左右对称，形成左辅右弼之势。这样一来，裕陵的地上、地下方向均为最佳。
关于裕陵地宫的金券与前几券方向不一致问题的研究，目前虽有所突破，但还没有得到历史文献的证实，也没有被国外专家、学者一致认同。因此，这个谜还没有被完全解开。
石柱之谜现在裕陵地宫的前三道石门，每道都用四根巨大的四棱形石柱支顶，共有石柱十二根。人们一看便知，这些石柱并非原来就存在，而是后来增加的。如果原来就有石柱，巨大的棺椁是根本无法进入地宫的。
为什么要支顶这些石柱，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支顶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前三道石门的上门槛及以上的枋子，带门簪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裂璺，其中第一道石门尤为严重。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后果会不堪设想。这十二根石柱中，第一道石门里侧的两根和第二、第三道石门的八根，都是一九八九年由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古建队支顶的。而第一道石门外侧的两根石柱。支顶日期至今不明。
一九二八年孙殿英匪军盗陵时，是不会支顶石柱的。是否是溥仪派出的东陵善后大臣所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在东陵善后期间，每一位都做了详细的日记，就连一些琐碎小事都有记录，但对支顶石柱之事却只字未提。一九七五年开启裕陵地宫时，这两根石柱就已存在，更不是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支顶。
这样看来，两根石柱只能是清朝遗物，而且只能是在乾隆入葬地宫后、隧道填堵前那几天支顶的。因为乾隆入葬前的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在修筑裕陵地宫隧道券内的斜坡地面时，曾计划筑打夯土，但负责工程的大臣绵课发现“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为了避免震动，遂奏请皇帝，将筑打夯土改为用砖铺砌，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隧道券砖铺地面。
石门上槛出现裂缝，嘉庆皇帝是不会置之不管的。可是，在乾隆帝入葬后，绵亿、弘谦、特清额、成林在向嘉庆皇帝奏报“敬修填砌裕陵元宫门隧道并成砌琉璃影壁等工”的奏折中，并未提及支顶石柱之事。是根本没有支顶，还是因为事小，没有必要写进奏折？我们不得而知。
这两根石柱到底是什么时候支顶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棺椁顶门之谜一九二八年，孙殿英匪军在盗掘裕陵地宫时，曾顺利地打开了前三道石门。但第四道石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开，便气急败坏地用炸药炸开了石门。进了金券后，发现原来有一具巨大的棺木顶住了石门。后来从这具棺木中找到了乾隆帝的头颅骨，才知道这具顶门的棺木就是乾隆帝的。溥仪派善后大臣重殓裕陵遗骨时，将乾隆帝的内棺重新摆放在正面棺床上的正中之位，并将一帝一后三妃的遗骨殓入棺内。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开启地宫时，又是乾隆帝的内棺顶住了石门。
为什么两次都是乾隆帝的棺木顶住石门？地宫内的积水主要是从地面的石缝中渗出，平缓上升的水面，不会产生波浪水流，更不会有冲击的力量。所以地宫内积水不会将乾隆帝的棺椁冲下棺床。乾隆棺椁顶门之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克格勃的过去和现在
高金虎等
如果要问，哪一个国家情报机构能与美国情报界相比，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原先以克格勃为代表的苏联情报机构，今天以联邦安全局为代表的俄罗斯情报机构。
用恐龙来比喻克格勃并不过分：全盛时期的克格勃，规模达到几十万人，令世界上其他情报机构望尘莫及。
人们习惯于用克格勃来指代苏联情报机构，即便在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后依然如此。但是，俄罗斯情报人员更喜欢另一个名字：契卡。他们把自己称为契卡人。正是这个机构，使他们与沙俄时代的情报工作血脉相连。
苏联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之所以如此顺利，还得益于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十月革命后，欧洲和亚洲都出现了革命形势。德国发生了十一月革命，匈牙利发生了武装起义，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乐观地判断：世界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资本主义也许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掉。
在这种乐观的估计下，莫斯科开始推波助澜。一九一九年三月，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如果说前两个国际只是一个松散的国际工作联合组织的话，那么，第三国际更像一个工人政党，俄共（布）成了事实上的领导。莫斯科就此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许多仁人志士，不远万里前往莫斯科接受列宁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