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介初说，他捐献的这些文物虽然并不非常值钱，但都是从世界各处搜求来的。在《宁波旧影》中有一张“南水关”的老照片。那是一百多年前拍摄的。古代的城门均为陆地的要冲，水上的城门实为罕见。他在一个收藏家那里发现这张地域方志上很有价值的照片，宁波的的南水关构成一道城墙，清晰地流淌着涓涓河水，见证了当年宁波城区的河道源流。他提出高价收购，被一口回绝。郑介初多次登门求购，对方提出条件，要让他在郑介初的邮集中任意挑一张作为交换，此人目光锐利，挑选了很珍贵的一张，让郑介初心痛好久。但他在二OO四年八月二日下午隆重举行的《宁波旧影》首发式上，以此赠给宁波市时，还是说，“值得，值得。”他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和历史赋予宁波市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将继续努力搜寻宁波的文化遗存，虽然只是吉光片羽，挂一漏万，但也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西方国家所写的历史，将一八四O年中英鸦片战争说成是自由贸易之争，事实上，当年林则徐只禁鸦片输入，不禁自由贸易。外国商船只要具结不夹带鸦片，就可进入黄埔港做生意。郑介初收集到的实寄函件中，就有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商船皇家萨克逊号(S/SRoyaSaxon)司务长约翰·希尔维洛克(JohnSiverock)自黄埔写给他在英国的父亲信，叙述了该船具结后进入黄埔港做成生意的详情。
一八四一年五月七日他又从广州给他在英国的母亲写信，说他为她买了中国茶叶和瓷器。郑介初收集到的实寄信中，还有一封提到一八四O年七月到一八四一年六月中国共出口茶叶五千五百多万磅。门纸黑字，证明林则徐禁烟，不禁贸易。
郑介初核查史证，必求实据。据记载，一八四O年七月，英军攻占定海。历史上，关于英军伤亡人数有两种版本。一是英军用洋统枪炮屠杀以弓箭长矛对抗的清军，英军伤亡仅几十人，但另一说是当年打定海，英军总兵力是三千三百五十三人，但死亡人数达四百一十九人。孰真孰假？
郑介初从收集到的一份自定海寄往印度的报告信中获得了答案。该信发自英军在定海的医院，内有每月住院英军死亡的人数统计，载明，七月至十一月十四日，死亡人数共四百一十九人，都是因肠胃病而死亡的。郑介初深入查阅宁波的地方志，发现当年宁波居民采取的是焦土政策，坚壁清野，城里十室十空，人、粮、牲口，都上了山。英军从英国带来的咸牛肉囚天气太热不能食用。英军抓获的当地水牛，其肉难以消化，再加上饮水不洁，以致英军大批死亡。郑介初又从印度买到了当年侵华英军的部队番号资料，进攻和驻守定海的部队番号与医院所报完全符合，其中以皇家第二十六团和孟加拉国志愿兵团死亡最多，几乎达一半以上。这就从一个侧面，坐实了国人对抗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势不两立。当年的民族反抗，跃然纸上。
郑介初收藏了一套一位英国军人给他未婚妻的情书，一共三十多封，信封上都编了号。此人自英国出发，经苏伊士运河东来，一个地方一封信，一直经上海、南京、武汉，到宜昌，其中对中国当年风土人情原生态的描述十分鲜活，足称近代史史料的生动脚注。根据旅程日期的编号，还缺三封。这三份在三年内经两次拍卖，终于被郑介初补齐，尽管最后一封的代价，高达四千余港元。当他将这一套三十五封信完整无缺赠送给上海博物馆时，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又如有外商印刷出版的山东民俗明信片，每套十二枚，一套讲婚娶，一套讲丧葬，两套共二十四枚。郑介初收集到二十三枚，独缺一枚。只有等待。每次拍卖，他都不放弃。一年多后，在一次嘉德拍卖中，他发现一大堆旧明信片中，有他独缺的那一枚。他不动声色，屡屡举手竞拍。旁边的邮友笑他为这一堆没价值的邮品化那么多钱，划不来。最后终于给他拍到了。十几枚平淡无奇的旧明信片中，却隐匿着他梦寐以求的那一枚，就是这一枚成全了两套完整的民俗信。娓娓诉说这些轶事的时候，郑介初亲切地回忆和认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古今之办事业、做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他本人的感性体验丝毫不爽地印证了静安先生的隐喻：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许多人都拜服燕京的王世襄，笔者觉得王世襄的学弟郑介初在心路历程上不遑多让。
他将花费巨资和心血在世界各地收集的数千件珍品捐献给国家。二OO-年、二OO二年分两次捐献给宁波市博物馆数百件相关的邮品和照片；与广东、北京、大连、上海等地相关的邮品、照片也分别捐给了这些省市的博物馆。二OO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庆典前出版了《香港旧影》；二OO八年奥运会前，出版了《北京旧影》；二O-O年上海世博会前，出版了《上海旧影》，还把他二十年来所收集的二千多件“百年上海”的历史见证文物无偿赠送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其中一些是他处无法求得的精品，极其珍贵。
收藏邮品，耗费大量的时间，心血，还有财力。这些当年的普通明信片，现在可是身价百倍、标价不菲了。一次，香港邮展，俄国的邮商对手中的八国联军侵华的明信片，索价几百美元一枚！经济上，夫人高哲全力支持。两人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多打一份工，用两份工的收入支撑收藏。
一九七八年他在香港的月工资为二万五千港元，夫人高哲一万港元左右，绝非富有。他俩自奉约，与人厚，每逢佳品，总是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竞拍牌。研究成果出书要钱。他最早出的几本书都是自筹款项，但同时还要继续搜罗吸纳，在经费上就捉襟见肘，有些招架不住了。同时，年老多病，觉得应对自己的藏品做出安排。想来想去，就与资质高尚的文物单位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和出书。书出来后，资料无偿捐赠。作者兼捐赠者只要一些书(courtesycopies)馈赠友人、自己留作资料就够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除办了几个展览外，郑介初前后出了煌煌二十本“用邮品编纂的史书”。
他手中的几千件邮品也都进入了各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用郑介初的话，这些藏品原本应当属于当地的父老乡亲，也就是物归原主。在出版过程中，他凭借自己新闻专业的厚实功底，对制图、排版、印刷、纸张等各方面，殚精竭虑，亲自过问，准确精美，达到了国内罕见的质量，足以传世了。人们问道，“是日本印刷的吧？”他笑答，“PrintedinChina．”
郑介初的编着，署名“哲夫”，那是鹣鲽情深，纪念燕京新闻系的同学、才女高哲；郑氏伉俪，诗咏好逑、唱随同心。一九九八年高哲罹患癌症，慧炬一熄，娑婆而去。介初自称“哲夫”，寓意更为直H：吴天不吊，伊人其萎；地老天荒，此情不渝：“我永远是高‘哲’之‘夫’也”。
威海市档案局局长张建国在二OO七年十一月接受捐赠、出版《威海旧影》的后记中说，“哲夫先生带着二百多幅原版明信片及部分珍贵档案数据来到我们的住处。我们曾从英国查询并带回三千多幅威海卫的历史照片，原以为不可能再见到多少形象图片。没想到，哲夫先生带来的明信片中，约百分之九十我们从未见过……更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哲夫先生非常慷慨，一番交谈之后，他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这些资料悉数交到我的手上。我知道这批收藏品的价值。几年来，我们费尽周折，从国外查到的那些老照片，尽管花了一大笔钱，得到的却只是复制件，好多还没有版权。哲夫先生虽然没讲到自己当初收购时所费几何，但在我心目中，这些藏品，每件都是沉甸甸的无价之宝……我接触过不少收藏界人士，他们有的视藏若命，贵贱不肯出手，有的漫天要价，拒人千里之外。哲夫先生的慷慨令我感到惊诧和疑惑。我试探着询问他有什么要求，哲夫先生的笑脸上写满了真诚：‘不收任何回报，只需用这些东西编成一本书，出版后寄几本给我，好给我的儿女和朋友，仅此而已。”’
那么，郑介初到底一辈子在追求什么？
他说，“求证历史是最大的动力。每一次对历史的收集和求证，都让我感到趣味无穷。”他把二百七十八件珍贵藏品捐赠武汉市、回答《长江日报》的采访时说，“有的人买邮品是为了保值或增值，我买回来是想物归原主，将这段历史留给后人。”他在二OO-年五月出版《老明信片选》时说，“历史记录了过去的事实，绝不容歪曲或篡改。一个忘记了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将来的民族。重温过去的历史能使我们自重自强。
有时历史会重演。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人生的冷暖取决于心灵的温度。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今天，人们内不疚神明、外不惭清议，贪污徇私，萋萋迭闻。郑介初，历尽跌荡，却仍然热血未冷，洁身自好，博学不穷，笃行不倦，想到责任，念及后人。郑介初是香港甬港联谊会的秘书长，促进境外宁波人士在内地投资两亿多元，并无偿捐助家乡的学校、医院、少年宫、修桥、铺路、造凉亭、筑海塘、造福桑梓，获得中华慈善总会表扬。
作为燕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在二OO七年十二月给《明报》写稿时说，“作为一个学者，记录和传承史料，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这样做，才不辜负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笔者认为，其言可以立儒。保罗在《圣经·新约：哥林多书》(Corinthians)中说，“Knowedgepuffsup，oveedifies”（“知识让人高傲，爱心启迪教化”）。郑介初未必认同基督教的教旨，但是，他从寄物自遣到树人醒世、从一己怡情到博爱社群、从收藏到研究、从拥有到舍弃、从增值到捐赠，实际上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过程。忠骨归葬的司徒雷登，以及亲灸教泽的各位师长，他们在天之灵，看到燕京校训，在今天的市嚣红尘中，依然得以服膺饯行，应该是负手低回，无任欣慰了。
（参考书目：夜枭：《纽约版孙中山像倒印票》；王元周：《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刘方宣：《郑介初的家世》；刘方宣：《郑介初谈‘纽约倒’》；郑介初：《集藏演绎百年沧桑》；张建国：《威海旧影》后记；张建民：《应似飞鸿踏雪泥——记香港着名邮品收藏家哲夫》；《郑介初，那一刻，做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汤化龙何至于要被刺杀？
范泓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三年之后，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字济武）又被革命党人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不过，在国民党美洲支部的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冯自由着：《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然而问题在于，汤化龙其人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之走狗”？即便是的，又何至于要遭到这样的政治暗杀？无论如何，刺杀之手段，难掩其中的血腥，有悖于政党竞争之原则，正如曾琦（慕韩）在同年九月四日日记中所言：“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
一、被推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参与立宪运动
汤化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即民国前三十八年，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为求新知，由北京进士馆选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受业于梅谦次郎。一九O八年学成返国，任民政部主事。
归国前，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被认为是汤氏“合群谋国之发轫”。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鄂都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化龙还鄂，筹备自治事宜”（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上篇，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不久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三十五岁。
筹办咨议局是清政府于一九O八年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时间表中的一项内容，即当年筹办，次年举行选举。清廷对咨议局之人选，有明确的规定：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客观上来讲，咨议局之设立，使立宪派人士获得议政的场所，又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共选出一千六百四十三位议员，大多数当选议员为立宪派，其中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立宪派中坚人物，被推为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这些新旧参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有传统士绅功名之背景，无论在学识、才德、清望等方面，皆为当时的舆论所推重。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来自革命党人武装起事的压力，他们始终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孙文语），或谓“不革命决不能立宪”（汪兆铭语）；又要面对自预备立宪公会以来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涨呼声。实际上，清廷也意识到了“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载泽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只是不久的“皇族内阁”令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一九-O年四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成立，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为会长，汤化龙为湖北省支会书记；为进一步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任为会长，各省咨议局议长参加者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汤与彼等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并到处演说、运动，冀有所成”（张玉法：《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台湾“中研究”近史所集刊）。迫于形势愈发紧张，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定一九一三年召集国会，然不少朝野人士仍觉其长，尤其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翌年即开国会，从而留在北京，再筹请愿，以图君民共治的理想……（参见张玉法着：《辛亥革命史论》，台湾三民书局）。未料，清廷因此震怒，令各省代表出京还里。代表们在失望之余，相约《国民公报》社，密议返省之后，即向咨议局通报“清廷政治绝望”，且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梁启超年谱长编》），“……化龙自京返鄂，鼓吹国会事益力，舆论既激昂，复时发电与各省相呼应”（沈云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