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
冯克力
冯克力先生曾参与创办并主编《老照片》这本杂志书十六年，他见过的老照片成千上万。当今能接触如此多的老照片，冯先生可称得上是个佼佼者。
我们了解以往的历史，靠的是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而对近百年来说，照片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材料，老照片留下了许多形象而珍贵的画面，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阅读这些老照片，会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特请冯克力先生开辟专栏，谈谈由老照片而引起的一些思索。
——编者
《老照片》创办之初，从新华社摄影部的资料室里获益很多。
也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吧，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新华社摄影部的图片资料开始对外开放，以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名义面向社会，开展服务，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记得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对外提供一张五时的黑白照片，连制作费和使用费在内，共收取五十五元。那时查阅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即可获得热情的接待和服务。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阅要求，到库房里提取相关的图册，有时因为资料太多，一次抱不了，便放在小车里推出来，然后一本本摞在你的案头。
图册悉为摄影部存档的原始资料簿，里面的纸张有的已经泛黄，翻动时，散发着淡淡的久置库房的特有气息。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图文对照，一目了然。说明文多是用老式的打字机打上去的，个别也有手写的。手写的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诸如“不宜发表”、“曝光不足”、“左边的人裁去”之类。这些批语，不经意地透露着那个年代拍摄和选取新闻图片的标准，颇耐寻味。照片选好以后，把编号誊写在一张特制的表格上，在馆里的工作人员引领下到收费处交上钱，然后等着按时来取照片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馆里还负责邮寄，通常半个月之内，便可如数收到选定的照片。尤其头两年里，所选的照片无论是涉及领袖人物还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馆方都予放行，从未拒绝提供。
再后来，就多了一些审批的手续，像上述两类照片，往往要经过相应级别的领导批准后，方可对外提供。后来有一次，我去挑选了一组拍摄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的照片，记录了荣毅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然奢华的居家生活。想来是想通过展示荣毅仁的优裕处境，宣传工商业改造政策的英明，从而打消工商业者们的顾虑。画面有荣家轩敞的别墅外观、家中的康乐棋室等等，其中一张是他的儿子面带微笑半蹲在庭院里，一手拄着猎枪，一手提着一串被击毙的麻雀在展示给人看，随附的说明文称其积极响应“打麻雀”的号召，一天打死了麻雀多少只，云云。工作人员看后说，这些照片要送领导审查，让我回宾馆去等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好了当晚的回程车票，没法再等。
那位工作人员想了想，建议我先把所选照片的费用付了，如果审批通过，他们就把照片寄给我，反之，则退款。回到济南的第二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很抱歉，那些照片领导一张也没批准……结果，那些曾经被大张旗鼓炫示的照片，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尘封之后，竟也变成了“不宜发表”的，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难以参悟。
随着审查的步步升级和收费的不断飙升，那个地方也就去得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了。不过回想起来，当年新华社照片档案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开放的襟怀，还是为《老照片》的成功创办，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而十几年前出入、流连其间的光景，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还是具体谈谈当初从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淘”来的几幅当年“不宜发表”而通过《老照片》披露出来的照片吧。
其中一幅，是毛泽东与着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见图一）。《老照片》刊发这张照片时，随附了吴兵先生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写道：“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唯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搭话……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共产党领袖与知识分子尤其着名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
解读者从照片上“领袖谦恭的背影里”读到的，是建国之初“国家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对短短几年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有所慨叹：连被毛泽东如此礼遇的潘先生也没能幸免！
就是这样一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新闻照片，却因领袖是背对镜头，而被归入“不宜发表”之列，在通讯社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几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后，始以“历史照片”的面目得见天日。
真是无独有偶。后来《老照片》里还刊发过一张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的照片。据照片的提供者、台湾着名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也因为是俯角拍摄了领袖的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氏父子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虽然这两幅照片的基调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了领袖与知识分子的一度相敬如宾，后者留住的却是蒋氏父子仓皇辞庙的无奈，但以领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构图标准来衡量，这两张照片无疑是触犯了同样的禁忌。看来，对于照片的取舍，许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里面。只是这个话题有些深奥，非区区所能尽述，只好仰待高明了。
另有两幅当年被归入“不宜发表”后经《老照片》刊布出来的照片，是“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和宣传队员在上海里弄里教唱歌曲。拍摄这两张照片，意在反映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中强大的宣传攻势。原本张贴电影海报的电影院门前，糊满了巨幅宣传标语和宣传画：而一向宁静、温馨的弄堂，也变得人头攒动，群情激奋，男女老少被召集起来学唱“同一首歌”，不过歌名是“两条道路由你挑”，其中唱道：“不法奸商你听着，两条道路由你挑……”听着这般众口一词的吼声，住在弄堂里的那些中小工商业者们即使没有做过什么不法之事，怕也要胆颤心惊吧？！
这样两幅如实记录了当年沪上社会风貌的新闻照片，当初为什么未被允许发表？其中的原因，虽然难以尽知，但只要仔细端详一下这两张照片便不难发现，它们与后来习见的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摆布的新闻照片有很大不同，构图没有那么集中，主题似也不那么鲜明。即如沪光电影院门前即景那张照片，画面里匆匆走过的那几个哈腰弓背、一身疲惫的中年男子，与背景中那些赫然在目的画幅和标语，构成了一种暖昧且不确定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台湾的摄影评论家章光和，在《住在巴特、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里》写道：“巴特说摄影家科特兹初到美国时照片遭《生活》(life)杂志拒绝，是因为他的照片中‘话太多’，会引入遐想，也就是说，在他的照片里有太多的可能性，使得观众在影像的表面（假面）呈现上会胡乱揣测其影像的言外之意。”这两幅照片显然也犯了“话太多”的毛病，而一旦“话多了”，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旗帜鲜明”自然就大相径庭——后来“导演摆布”
在中国的新闻摄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这几幅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自然让人联想到曾令中国入耳目一新的法国着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那些照片。
图五是一九六〇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而照片中低着头、徒手走来的一位戴眼镜的男青年，让画面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难以定义。图六是一九六〇年代北京集会游行的场景，喊口号者的激情投入与身边人们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观看者对眼前集会的多重想像。不难设想的是，马克·吕布的这些照片，如果用我们那时的标准来取舍的话，八成也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说起来，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这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其拍摄的时间，比马克·吕布的这两张照片还要略早几年。可见，并不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不出有个性的新闻照片来，实在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将他们观察与记录的灵感逐渐扼杀了。
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与自由，而在所谓“主题先行”的支配下，我们的新闻摄影难免要自缚手脚、走入歧途了。
十几年里，《老照片》所征集、刊布的多为当年的新闻照片。无形中，也就从历史的维度为重新认识和估量这些照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尺度。哪些照片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经过了岁月的积淀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甚至有时对同一张照片，今天和过去的观感会形同天壤，就像上面展示过的那几幅照片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各个报社或通讯社把当年被“枪毙”掉的那些新闻照片搜寻出来，出版一部摄影集，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闻摄影史，会不会要因此做一些改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