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世纪
萧文泉
天道不公，最聪明的大脑却会没有一个相应的体魄。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霍金全身肌肉瘫痪，无法行动。无独有偶，当代人文学科里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他最为注重的一个侧面，即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中起的作用的问题。
二十世纪可以最出色的一位学者，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正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龄，大概也是天妒其能，居然得了一种名叫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恶疾，很快失去了对全身肌肉的控制，只有大脑还能正常地思考。在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后，他终于在今年的八月六日去世了，留下了能让后人长久受益的精神遗产。
朱特是位历史学家，是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进行着深刻反思的思想家。他最有名的史着《战后史》已经有中文版出版了，但是中国出版界对这位作者的译介还是相当不足的，在《战后史》以后朱特又有一部新作问世，题为《重新评定》，论述的是被称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许多知识分子推动了历史的变迁，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因为是知识分子而遭受了历史的磨难，并不得不回答历史对他们的良知和精神的拷问。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世纪中的不同表现和作出的种种答案构成了这个世纪最富有特色的传统。
知识分子是个外来名称，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只是指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人，西语里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意义要窄得多，专门指那些执着于一定的思想体系而为影响和改变社会奋斗的文化人。西方最早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是十九世纪法国那些在“德雷富斯事件”中为德雷福斯冤案仗义执言的作家学者，他们的呼吁大大影响了这个撼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的最后结局。到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大了，极大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几乎完全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要理解二十世纪，要真正懂得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朱特的《重新评定》一书的目的就在于此，这部着作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画像组成的，连贯地读下去，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贯穿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传统。
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和我们这里常见的二十世纪思想史论着中的熟悉人物很不一样，在托尼·朱特的这部着作中没有我们这里新锐学者们言必称引的萨特、福柯、德里达，却有专章论述科斯勒、勒韦、斯比伯、科拉卡沃斯基等相当陌生的思想家。在这个名单里加缪算是最不陌生的一个名字了，但是我们这里的学者惯于把加缪当作一位作家而不是思想家，这个定位倒不只是中国学界的习惯，在法国和整个西方思想界一般也如此看。在对加缪的这个看法里其实隐含着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人们常常将加缪和萨特并称，但是两人实际上非常不同。加缪不是一位广受景仰的思想导师，他也不是个文笔汪洋恣肆的才子，那都是萨特的长处。确实，当萨特和加缪这两个老朋友因为政治立场问题而发生争执的时候，在世人的眼里是萨特胜出了，加缪的辩才不如萨特，他的观点也得不到公众的拥戴。加缪的声望在这场争论之后大为失色。然而，历史的评判和即时的印象往往并不雷同，经过这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今天再回首当年，加缪的声音显得有了更一层的深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所谓激情燃烧的时代，革命风暴席卷全球，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时代的弄潮儿在推动着历史巨流前进，对着革命运动的缺点挑刺的则是阶级敌人。
最重要的是站队，站在革命大众一边的必定是正确的，批评怀疑革命运动的暴力做法的则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加缪不跟着这个简单明了的革命逻辑走，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无法不看到，正确的解放阵营也在滥杀无辜，也在施行恐怖政策，也在使干百万人遭受苦难。土着的阿尔及利亚人当然有权利得到自主独立，但是世代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欧洲居民也应该有和平地生活下去的权利。加缪认为阿拉伯人历来受到的压迫是应该得到补偿的，但是不应该以当地的欧洲居民的血来作他们的补偿，他希望阿尔及利亚能够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出来，他既反对法国的要同化土着的殖民主义，也反对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希望能够在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欧洲裔居民和阿拉伯土着和谐共存的国家。然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血火中，加缪这样的主张显得太天真太不现实，而当时的左右两个阵营都把他视为异己，他最后只能选择沉默。
加缪并不是因为对家乡有特殊的感情才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中持温和的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来自于他根本的信念。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然而又是一个充满了史无前例的残酷暴行的时代。革命许诺了美好的未来，但是是不是就可以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现实的罪行而不受指责？为了革命的成功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加缪尖锐地指出，有些手段不管是为什么样的目的都是不正当的。说什么社会进步要付学费：但是实际上都是别人在付学费，说革命要流血，但流的总是别人的血。慷慨激昂的革命斗士，激扬文字的进步文人，都不会关注无辜小人物的生死，宏大的革命话语下是听不到平民们的呻吟的。在二十世纪中叶席卷四海的革命风云中，加缪很不合时宜地反对暴力和反对恐怖手段，认为在革命原则之上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他先知般地预言，如果任凭革命者滥用暴力、恐怖和欺诈等手段，再好的革命也会堕落成一场灾难。
看着肆虐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的盲目的暴力，他说阿尔及利亚将会成为一个废墟和死尸的国度，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她复兴。当时的左派正欢庆自由和独立的胜利，谁也不想听加缪的道德说教，但是历史证明加缪的忧虑是对的，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在穆斯林原教旨势力的威胁下正徘徊在内战的边缘上，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出现恐怖主义炸弹造成的死尸和废墟。尽管当年进步人士都认为加缪站错了队而蔑视他，无人认真倾听加缪从人性和道德出发对左翼革命提出的警示，经过二十世纪后几十年的历史经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加缪的远见，一场场曾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因为缺乏对人的关怀而最后演变成可怕的灾难。加缪的声望在他死后日益上升，甚至他的论战对手萨特在纪念加缪时也承认，加缪是法国文学中最突出的道德良知传统在本世纪的继承人。
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在萨特和加缪的争论中大多跟从萨特，那么近年来，法国知识界实际上是回到了加缪的一边。
加缪代表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被埋没或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都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曾是苏俄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在内心的道德呼声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开始怀疑、彷徨和转向。有的因为难于忘怀早年的忠诚而从此保持沉默，有的则成了揭示极权政治本质的斗士，阿瑟·科斯勒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科斯勒出生在战前的匈牙利，早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时曾被佛朗哥政府抓住判处死刑，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发生的一切使他成了坚定的反共者。
他最有名的小说《午夜的黑暗》描写了着名的莫斯科审判，在这些审判中大批斯大林的政敌被加上特务间谍的罪名而被清洗掉。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就是科斯勒早年在莫斯科认识的现在在莫斯科审判中被杀害的布哈林。这部小说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在于斯大林镇压机器的残酷无情，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内省和他与他的审讯者之间的对话所揭示出来的可怕的思想牢狱。他曾一步一步地以革命的名义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追求和党保持思想上的一致，他不明白为何自己最后会“客观上”成了革命的敌人。小说中有一大段篇幅描写他的审讯者通过向他解释历史的必然性，通过辩证逻辑，通过解释革命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说服他接受党的决定。为了更高的革命利益，他必须接受党的决定，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敌人。这样，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审判中承认了强加于他的一切可怕罪名。
《午夜的黑暗》是部小说，可这个情节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真实历史，在庐山会议上，也有党的高级领导来说服蒙受无端批判的彭德怀，为了党的最高利益，他应该认错。彭德怀这样做了，没几年后，来说服他的那个高级领导也遭到同样的处境。
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科斯勒等西欧知识分子当初也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信仰，这种信仰对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呢？托尼·朱特指出，这一群二十世纪早年左倾知识分子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使他们开始都为国际共运所深深吸引，也是这个根源使他们后来都背弃了他们早期的信仰。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文化的边缘地区，加缪来自法属阿尔及利亚，科斯勒来自匈牙利，阿伦特来自科尼斯堡，斯皮伯来自于奥地利的加里西亚，还有更多的人来自中东欧。边远地区的出生使他们倾向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激进。他们还都是犹太人，思想深处刻着犹太教印记。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遗弃犹太教时，很自然地就皈依了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从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变化，信仰的根本是相同的，都是在期待着一个救星的降临，在犹太教里是救世主，在马克思主义里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都是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出现，而现在需要为这个完美的世界而奋斗。他们依然追求着正义和憎恨单一真理以外的一切虚假。从他们熟悉的犹太教的观点来看，他们很能理解为什么在俄罗斯一小群革命者居然宣称只有他们掌握真理并且果然夺取了这么一个大国的政权，因为犹太教的上帝在整个人类中也只眷顾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让这一小群人成为上帝的选民。犹太裔知识分子斯皮伯说，当我从犹太教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时，我知道我还是在我曾祖父信仰的救世主传统里。这些犹太知识分子看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真相，他们感到失望和失落，但是这种经验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中世纪时的犹太信徒曾迎接过救世主的到来，但是最后发现这救世主是假的。由此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觉得绝对的信仰不可依持，他们转而变成了怀疑论者。
犹太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对道德问题的重视，也是由于对斯大林所作所为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使得那些犹太知识分子从亲苏演变成反苏。当阿伦特在她的那部论述极权主义的着作中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归为一类时，许多人觉得她太夸张了。但是阿伦特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结论，因为她是从对“恶”的思考开始她的哲学分析的。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只关注敌我分野，他们以革命的辩证法将“恶”
看作是历史进程中附带出现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
这些来自边缘地带的继承了犹太思想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非常独特的作用，他们大多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皈依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在西方的左翼革命运动中活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竭尽全力，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消息传出后，他们就逐渐地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而出生在巴黎柏林等西欧中心城市的别的进步知识分子们要在更晚得多的时候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一直保持这个信仰，直到很晚，总有某种辩证思维或历史逻辑让他们无视苏联政权的罪恶行径而继续维持着掌握历史真理的优越感。至于那些很早就背弃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被看作是意志薄弱的同路人，没跟上历史潮流的人甚至是叛徒，他们的名字无人再记得。
托尼·朱特写这部欧洲知识分子的群像，目的就是抵抗遗忘。他给他的书起的副标题是“对遗忘了的二十世纪的反思”。
二十世纪历史的结果表明当年那些追随者云集的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洞察历史的远见和直面真理的道德勇气，萨特错了，加缪是对的。但对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扫兴的事。人们羞于回顾当年错置的热情，附带地把整个二十世纪也忘了，仿佛那是一个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的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更是在迎接新时代的借口下不再去关注二十世纪的思想了。
朱特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二十世纪的欧洲其实一直是有着头脑清醒的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名字长期被湮没。但是，在将来的年月里，我们的后人或许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把那些缺乏道德勇气的左翼知识分子奉为导师，而真正值得尊重的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倒被视为落伍者。历史将对过去的这一切做无情的重新评定。
英伦“寻宝”三记
沈迦
上午从伦敦坐大巴去剑桥。此行，专为一本书——苏慧廉(W，E，Soothill，1861-1935)译《新约圣经》温州方言本。
近几年关注传教士苏慧廉，他的着述几乎都翻过了，唯缺这本。从温州到北京，从北美到英伦，我整整找了它三年。问过温州老牧师，问过英国传教士的后代，他们都知道这本《圣经》，有的说还见过，但谁也拿不出。读过温州方言志书，也查过多种汉译《圣经》流布史，对此书的记载五花八门，连书名的说法也不统一。
我是去年春天要离开牛津的那个上午，才偶然获知剑桥大学图书馆可能藏有一本，当时时间已紧，没法改道前往查考。
回来后就与剑桥联系，终于在今年夏天确认，他们收藏的这本，就是我要找的《新约圣经》温州方言罗马字译本，并且是全本。
以我有限（其实不算有限）之知见，这很可能是全球孤本了。
抵达时已近中午，剑桥微雨。酒店要三点才可入住，于是把行李寄在前台，就直奔图书馆了。服务生告我，图书馆在不远的河畔，步行一刻钟可抵。知道寻找、办手续需要不少时间，中饭也顾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