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住在卫乐公寓。尤其喜欢一楼的罗伯母。他家没孩子，所以非常喜欢我。有时在楼前遇见她，她总要拉我到他们安静整洁的家去坐坐，然后翻箱倒柜找东西给我吃。后来我们搬到别处，一次，在“文化俱乐部”的游泳池见到罗伯伯，没想到他立即从泳池里跑上来，不顾浑身水淋淋的，跑到小卖部去买冰淇淋。湿淋淋的手把冰淇淋塞到我手中的感觉至今犹在……斯人已去，但那份慈爱弥漫我的心头，着实难忘。还有赖家的珍菲阿姨，她常常上我家来借书，而且从来不把我当小孩子。她会把她读到的好书一五一十介绍给我，我就跟在她后面读：犹记得其中一本苏联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她赞不绝口，我也读了多遍。
在卫乐公寓住的时间不长，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进中学的第一次国庆通宵联欢，我害怕走夜路归家，是父亲鼓励我找一个陌生的同路伙伴。至今，我还记得，当走出那条僻静的小路，远远望见四楼家中的灯光还亮着时，心里多么安定。这是父亲在等着我呢。
还有，第一次离家外出：学校组织春游，到高桥海滨看日出。为此，必在高桥住一晚。这是集体活动，我再胆小，也必须鼓励自己参加。我们的驻地是高桥中学，一间大教室，地上铺满草垫，大家席地而睡。
我几次起来想上厕所，排了好几次队，那个用泥土堆砌只有一条沟的敞开式便池终究让我望而生畏。我不再睡觉，跟着同学一起往海滨跑。黑暗中见不到海水以及任何景色，等了许久，直到天亮，也不见日出。原来当天是阴天，日出之游只得作罢。
那天中午就要返回，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结伴几位同学，到镇上买了两盒高桥松饼，拿回家父亲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花钱。
那时在中学就读，中午带饭不回家。
我有一位住在乌鲁木齐路的同学天天邀我一同上学。有一天，她问我：“你家大楼出了一件大事，有人从楼顶跳下死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茫然地望着她，一口否认有此事。回家一问，保姆与哥哥面面相觑，我看他们脸色不对，一个劲追问下去，原来真有此事。哥哥那天忘了带饭盒，回家目睹惨象。他对我说，在大楼的背面，许多入围着，他也凑前去看热闹。谁知是这么可怕的景象，脑壳坠地，脑浆崩溅到大楼两边距离很远的围墙上。他跑回家．一路呕吐，再也吃不进饭。而我家保姆，更是惊呆一般。原来那个跳楼的妇女是她的熟人，那天先找的她，正是她把来人带到顶楼。因为那位朋友刚坐下就对她说，胸口闷得慌，想上楼吹吹风。看她怀孕的身子，没有任何怀疑，就把她带上顶楼。谁知保姆回到家，还未来得及继续手头的事，已经听见窗外大大的爆裂声，以及随即而来的人声喧哗。保姆探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等哥哥回到家，两人一致商定，决不把此事告诉给胆小的我听。他们果然隐瞒了好几天。
我睡觉的房间朝北，窗下正是大楼的背面。我朝外看着两边的围墙，围墙上的脑浆早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痕迹。后来听保姆说，朋友是在单位搞运动受不了而走上绝路，可惜了两条生命。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当时年纪小，心里很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接触到死亡。
这样，就要讲到顶楼。顶楼十二层是一个大单元，全部连通，包括很大的天台。
我们搬来这里不久，十二楼就被父亲工作的上海作协租下来用作招待所，并请了一位慈祥的老朱伯伯照管房屋。我与老朱很熟，放学后常常一溜烟乘电梯直上十二楼，拍开大门，跑上天台玩耍。我喜欢趴在矮矮的围栏上，俯看远远近近变小的人、车、房子；我喜欢让天台上狂烈的风吹散我的头发，吹鼓我的衣裙：我喜欢在天台上做我少年梦游般的梦。出事之前，这儿曾住过卞之琳叔叔．他从北京来．呆了好些日子，平日一直在房内写诗。那时，萧珊干妈晚上在我家吃过饭后，就上楼去看卞叔叔，而我们一串孩子立即尾随在后。
那是夏天，她与卞叔叔倚着天台的围栏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我们这一群就在四周疯玩。玩累了，我有时也会挨着他们观望夜景，有时会听到他们一星半点的谈话内容。印象中卞叔叔有点儿忧郁，说话轻轻的，从不放声大笑。而干妈常是在劝他。
现在，知悉了年轻时的卞叔叔对张充和姨妈一如既往的倾心，真也是一首美丽的诗呀！
我珍藏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我们正是站在卫乐公寓的楼前。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记得照相机是住在不远处的孙浩然叔叔带来的。孙叔叔是父亲南开中学的校友，也是我二叔的同窗，他一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授。二叔还有一位同窗就是九叶诗人王辛笛，我们几家一直走得很近。那几年，因为和孙叔叔住得近，我们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尤其是孩子之间。我们都喜欢在楼前的花园里疯跑，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也常去他家玩耍，跑上三楼，最吸引我的不是玩伴的玩具，而是一只只装肥皂的空纸箱，那些箱子上唯妙唯肖地用纸桌纸椅纸门纸柜……排列着一个个各式不一的房间。我看得出神，伫立在前不忍离去，而小伙伴在身后一个劲地唤我催我。这些肥皂箱都是孙叔叔的设计草样。他家的孩子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可我，每次看见这些纸箱，都难以移步。
话说远了。那天，大家在一起照了好几张相。两家的孩子们，被不时从花园召到楼前，只听着快门卡嚓卡嚓……唉，一九五五年冬天这个难忘的星期日上午，竟然留下的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我十一岁，刚上初中一年。
我长得细高细瘦，站在魁梧的父亲身边，父亲宽大的肩膀正在为我抵挡风雨。
前几年，吴强叔叔的女儿从国外回家探亲，我妹妹托她带些东西。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前去她家。她家仍旧住在卫乐公寓，仍在八楼。我走进熟悉的巷道，走近熟悉的大楼，走到熟悉的高高台阶前，突发奇想。我抬头面朝八楼大声呼唤，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上高高的天空并在空中回旋，一直回旋到四楼的窗前，又回旋到我的耳畔……连同『日日的往事．一齐重返我的身边。那张亲热地挨在父亲身边的影像，忽然在眼前放大，愈发显得无比清晰……
2010年6月14日
一名优等生的幸福生活（续）
同窗情深
每当看到我的右手，想及一九七五年的那次工伤，就深情回忆起大学同班同学王绍鑫、他的夫人王日静老师及其家人，并万分感谢他们。一九五九年大学毕业我和绍鑫一同来到济南后，即分道扬镳。他留在山东冶金厅，我发配莱芜铁矿。巧合的是一九六二年冶金厅精简机构，他和一批干部分配到莱芜铁矿。我们虽在一个大单位，但他在技术科当技术员，我则在矿区劳动改造。我们很少见面。初来时，他对我来了一次礼节性拜访。彼此很少交往。
我自惭形秽，不愿多接近人，以免连累人家。不久，他的夫人王老师（曲阜师范学院毕业，现为特级教师）调到莱芜一中任教，家就安在莱芜一中。我和绍鑫的交往有一个较长的渐进过程。起初是在公共场合见到时招呼问好，他请我去他家，我也未去。
直到“文革”之后，他们对我逐渐理解。交谈中又得知他们夫妇二人对造反派的暴行深恶痛绝，对“四人帮”不满和谴责，对受害者深表同情。特别是王老师，她对一九五七年受害者、特别是学生满怀同情之心。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在他们的一再邀请下，我终于在一九六九年走进他们的家门。全家人对我的热情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