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始终是一所“富有使命感的学校”，它为国家服务的传统特征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形成的，它与革命事业的密不可分在它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自此，“为国家服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非官方校训。1902年10月，威尔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提到：“学术机构不是为私人服务的，而是为公众服务的。”
1996年，在庆祝建校250周年之际，哈罗德·夏皮罗回校担任校长，他倡议将校训由“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改为“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
面对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普林斯顿大学秉承其文化传统，成长为一所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知识的生产、教学、传播和应用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据统计，每年学校都会发表数十项重要科研成果，为科学文化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7 学术成就
在以“高”（研究高深）、“老”（历史悠久）、“大”（规模庞大）、“全”（学科齐全）为主要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中，普林斯顿大学显得极为“另类”，这所大学无论从规模、学科还是学生人数上来说，都只能算是一所“袖珍大学”（其学生人数在最多时都没超过一万名）。
在学术上，普大拒绝开设商学院和法学院，坚持学术至上的原则，也颇受争议。一句流传在校园的名言就是：“在普林斯顿，变化不算变化，只能算是新传统。”
但历史上，普大的校友中有31位获得过诺贝尔奖。199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将普大与哈佛的本科教育并列为美国之首。2001～2005年，普大又连续5年全美排名第一。普大在一流学术期刊和人文类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人均数量也高居全美之首。
二战后一度被称为世界“数学之都”的普林斯顿大学，迄今仍保持着这一名望。其物理学研究也处于一流水平，师生中前后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两大基础学科的优势也渗透到其他专业，例如，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一些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就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开展理论生物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
普林斯顿大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风，让“普林斯顿小青年”大受教益。严谨治学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精英培育的法则，为了坚持严谨治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原则，普林斯顿大学失去了很多盈利的机会，但同样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成就。
与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其他学校一样，普林斯顿大学有浓厚的欧式恬静严谨的教育学风。它创立之初的宗旨就强调培养学生综合具备科学和人文素养，透过其特殊的教育方式，最终培养出新泽西州及教会引以为傲的学者。至今这项传统仍是校方强调的重点，不过彰显宗教的意味已不复见。毕业校友秉承这一传统，在各行各业大放异彩，使普林斯顿盛名得以长盛不衰。
普大还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力量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普大始终执行一项鉴定和保护科研中发明的计划。在此计划的指导下，2007财政年度，普大就在美国提交了100多项专利申请。但知识产权保护仅仅是技术转让过程的开始，为使公众能从学校的发明中受益，还必须有公司能将这些知识产权推向市场。为此，普大制订了许多鉴定和授权工业合作伙伴的计划。结果，仅2007财政年度，学校就签订了23份新合同，将25项新技术商业化。通过知识产权授权，普大获得了约37600000美元的收入。
强大的办学经费获取能力、正确的投资方向、出色的资产管理能力以及较高的组织管理效率使得普大获得了强大的组织竞争力，进而为其核心竞争力的保持和提升奠定了实基础。
1.8 研究设备及图书数据
可是这些还不足以解释普林斯顿的魅力所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舍不得离开这所大学，快乐地在那里度过人生的最后20年。“我舒服得像一头冬眠的熊，在颠沛的一生里，从未试过如此像在家里！”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位伟人呢？这就不能不说到普林斯顿的丰富的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了。
研究设备及图书资料是普林斯顿大学另一值得称道之处。在总图书馆及其他13个专业性院系图书馆里收藏着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微缩胶片、期刊以及珍贵手稿及文献资料等。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完整，各种资料的获取及处理简便而迅速。校园中还有历史博物馆以及美国唯一的研究核聚变的国家实验室。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第二大收藏中国图书的场所，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
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尔·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来中国做生意时，因患青光眼久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信心。后来他用一种河北定州的“马应龙眼药”治愈，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他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500多种，近2000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他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演变成一种投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无形中构建传递、交流、传播中国文化的“功德无量”之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娶了一位满族中国女子为妻，并在北京购置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1946年受聘葛思德图书馆，经过研究，认定其收藏的这些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1926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232种项目，包括图书8000册。到了1931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75000千册。
193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深研究所得到洛氏基金会之助，获得了葛思德的部分收藏，并被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这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系陶德先生（Harold W.Dodd）是葛思德的朋友，葛思德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的所有收藏都卖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请胡适加以鉴定，对于医书部分，非胡适之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于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明版书籍则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所做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有限的资金下，义理寿认定不能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而集中目标走从私人藏家那里搜求明版书籍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有24500多册，在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发展。其中大部分是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17本加标点的佛经，1399年刻板印制，极为稀见。此外，这些明版中还有许多在当时因政治及种族等原因而遭至清朝下令焚毁的书籍，如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藏书家，学界的领袖人物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藏有钱谦益1643年所撰的文集，由那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是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这部书共有110卷，为当时的藏书家甘冒抄家丧命之危险而秘密收藏，十分完整。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0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约有4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规模不算大，但确实在它的所有书籍收藏之中，除“中国与日本之外，截止到今天，还没有图书馆可跟它匹配，这是葛思德收藏的骄傲与价值”而这一切，莫不与胡适先生的“高瞻远瞩”以及“薪火相传”的文化人心态相关联。
普林斯顿这个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一般的全美地图上有时甚至不标出镇名，然而却是名满天下的文化教育重镇。
建筑的艺术从来都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毕竟，是另外有人在为此买单。拿苏楼与史密斯当初的构想不尽相同。他曾经建议采用砖墙，因为砖头使用起来方便，他认为一件完整的建筑产品需要体现品质。但砖头价格昂贵，这对于习惯了节制自律的基督教长老会来说显然是亵渎神灵的表现，所以，他们转而接受了一名当地石匠的建议，他提出改用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产自当地的变质岩或者叫作片麻岩的材料。从此，这种带有闪光云母片的蜜色石头就一再地被拿来作为新增建筑尤其是学生宿舍的材料。多年以后，这种色调和质地的石头几乎遍布了整个校园，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大特色。这种当地的石头也成为新泽西学院赖以生存的坚强意志的象征：拿苏楼厚达26英寸的围墙似乎表明，它们和这所大学一样，经得起世人和自然的一切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