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
元朝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的国家，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元朝的商业也非常繁荣，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不过，元朝后来将印刷纸币的权力交给贵族商人，这样就造成了大量货币出现，以至于通货严重膨胀，最后导致纸币停止，直到近代才出现。
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效仿宋朝以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阻挠说：“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觉得说得在理，便决定使用纸钞。
元朝纸币的最大特点是可以长期、广泛以及大量地发行和流通。元朝的疆域辽阔，纸币携带方便，便可以携之“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纸币的使用，使得当时的欧洲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元朝的纸币制度是我国自宋金以来纸币制度的延续，也是纸币制度的发展。元朝还制定了《至元宝钞通行条例》，其中详细规定了纸币的制作、发行、流通以及伪造的处理方法。这些都使得元朝纸币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也对我国古代纸币制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元大都燕京的建立
元朝国都大都城，是唐朝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建城市，明清北京城便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而来的。蒙古兵在公元1214年逼迫金国从中都（今北京）南迁到开封后，第二年成吉思汗便恢复了中都旧名——燕京。
忽必烈建立元朝称帝后，又将燕京改称为中都。公元1267年，忽必烈开始在中都东北部修建新都，并叫做大都。大都城平面为长方形，周长为14.3公里，南城墙在今北京市的东西长安街偏南，北城墙也就是现在的城北“土城”。东西城墙和明清北京城东西墙重合。
大都城一共有11门，其中的和义门、平则门也就是后来的西直门、阜成门；崇仁门、齐化门是后来的东直门、朝阳门；其他的如安贞门、光熙门等名到现在还在沿用。皇城在大都城内南部的中央，包括宫城以及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和南海）、万岁山。皇城正南门叫丽正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
大都城的布局是依照《周礼·考工记》里的规则设计的，城门及宫殿名称也多来自《周礼》。大都城的街道布局规整，均为正东南西北走向，小巷命名为“胡同”，到现在北京中的小巷仍称为“胡同”。
元大都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依照预先整体规划平地兴建的都城，也是13世纪至14世纪世界上最雄伟瑰丽的城市之一。同时它的建成，也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全线开通的京杭大运河
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将都城定在华北平原的北面大都（今北京），由于“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予江南”，也就是说元朝每年都需要从东南地区将粮米以及其他物质运往大都。因此南粮北调运道的通畅与否便成了元朝统治能否稳固的首要问题。
而以洛阳为中心的固有的隋唐大运河，不仅航线曲折，而且水源匮乏，于是元世祖从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九年（公元1283年-公元1292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开通济州河、会通河，在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与大都城之间开凿通惠河。开通后的京杭大运河以杭州为起点，以北京的积水潭为终点，全长有一千七百九十余公里，比隋唐大运河缩短了六七百公里的路程。
元朝森严的等级制度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防止其他各族的反抗，便采取了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元帝国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四等人的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是元朝的“国姓”。
第二等是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族人以及西夏人，他们最早沦为蒙古人的亡国奴，所以蒙古人对他们最信任。
第三等是“汉人”，也就是原来金统治辖域的汉族和契丹。
第四等是“南人”，地位最为地下，他们是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等人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在政治、法律以及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重要的官职以及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就用色目人。如此一来，便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成分。
元王朝又依照职业的不同，将全国人民分为十个等级，也就是“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重的儒家，被排在了娼妓之后。因为蒙古人觉得儒家、道家知识分子士大夫，都是社会彻头彻尾的寄生虫。
元朝在实行民族歧视的同时，又对各民族上层进行了拉拢，甚至给了他们许多特权，以此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不过，他们这种双重民族政策，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元朝的基本矛盾成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蒙古人和其他三个等级人种的矛盾。
控制百姓的“站户”
元朝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民，可谓绞尽了脑汁。他们按不同的行业把老百姓分为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这其中有一种人户，就是“站户”。
“站户”就是和驿站关系密切的户头，元朝的驿站非常多，所需费用也非常浩大。元朝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部分人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费用。这些人就是“站户”。
站户制度是窝阔台时代就有的。当时的规定是，各驿站附近人家，每一百户出车十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便大量设置驿站，他抽出一部分门户专门充当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登入站户户籍，不入民户户籍。一旦登记，世代相承，不得更改。
通常站户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承担着非常沉重的驿站赋役。第一，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当王公贵族充使时，要提供山珍海味等上等食物。第二，要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是牛、驴、狗，还有车辆等，再加上常年的饲料、马具以及车辆的配件都需要他们提供。这笔费用也是非常高的。第三，除以上之外，他们还要负担驿站的劳役，比如充当使臣的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义务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们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住，便背井离乡，最后老死在荒郊野外，也有的出家为僧了。十四世纪中期，据甘肃省驿站统计：六十年前，这个地区共有348户站户，到了六十年后，就只剩下176户了。
一朝官员修三朝历史
据史载，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下诏修订、金、宋三史。到次年十一月，这三部史成书，所用时间不到两年。其实，早在元世祖时期，就下过诏命人修辽、宋、金史，但因为体例以及正朔之争，所以没有实施。在这三部史中，要数《宋史》耗时最长，篇幅最巨。这三部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学家一起编修的史籍，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例一朝官修三朝史，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元朝的科举制度
蒙古人并不看重开科取士，因此在灭宋后曾经一度不举办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才开始恢复，而且规模不大。
元朝的科举制度大体沿袭宋朝，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京师的会试以及殿试。元朝科举仅考一科，不过分为左右榜。右榜是由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比较宽松；左榜由汉人、南人参加考试，乡试为三场，要求比较严格。而且元朝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的考取名单均按种族分配。
从元仁宗到元顺帝灭亡为止，科举考试时办时废，一共举办过十六次，取士一千多人。不过，元朝科举所选的人才通常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蔡：金代文学奠基人
蔡珪，字正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代文学家。是蔡松年的儿子。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他考中进士，官至翰林修撰同知制诰，终潍州刺史。
他七岁便能作诗，其父蔡松年曾为他赋《一剪梅》，有“白璧雄文冠玉金，桂月名香继家声”之句。蔡珪以文采名闻天下，辩博号称天下第一。他在近代文坛上有着特殊地位，他的文章在世宗大定年间影响极大，被认为是近代文学的实际奠基人。元好问曾用萧贡的话说他“金初文士如宇文虚中等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所以蔡珪是正传之宗。
蔡珪的古文创作尤其出色，不过他的诗也清劲雄奇，不时有佳作出现，比如：“扇底无残暑，西风日夕佳。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响，断霞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简单几句便将金朝统治日趋稳定的气象给展现出来了。施宜生也称他“学高才妙，斗南一人。”蔡珪著有55卷文集，存诗46首。有12卷入《中州集》、《晋阳志》，《补正水经》三卷词入《中州乐府》。不过他的文集已散佚。
金代河间学派
河间学派，又称寒凉派，是中医七大门派之一。金元时期的刘完素主攻火热病机，并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创“火热论”，善于运用五运六气的方法来看病。他对中医病机理论的提高有很大贡献，甚至对于温病学派的形成也有着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因其家住在河间，所以被称为“河间学派”。
刘完素（约公元1110年-公元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中医史上有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中医“寒凉派”的鼻祖。刘完素自幼聪慧，喜欢阅读医书。有一次他母亲生病，三次请医生而不来，导致母亲不幸病逝，从此他便立志学医，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医家。
刘完素生活在宋末金初，他生活的河间地区正是金人逐鹿中原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天灾人祸，瘟疫盛行，而当时的医生依然习惯使用古书中的药物，很少能自己进行辩证处方，不过那些药物对于当时疾病的治疗效果却不理想。刘完素便自己仔细研究《黄帝内经》中有关热病的论述，提出了使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当时横行的传染性热病的见解，并且疗效十分惊人。他就用这种方法，治好了很多人的病所以名声大噪。金彦宗曾三次征聘，都遭到他的拒绝。章宗爱他的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
随着刘完素的创新理论的不断流传，拜师学艺者众多，先后有荆山浮屠、葛雍、董系、刘荣甫等，私淑者也不少，比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等人，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这样便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形成了金元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派“河间学派”。
元代戏曲的特色
古代戏曲在我国文学艺术占据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戏曲与诗、词、文、赋等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既能用来阅读，又能付诸于表演。元朝是我国戏曲最繁荣的时期，当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作家以及演员。
元代戏曲主要分为两大类：杂剧和南戏，两者分别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不过南戏在元朝前期还不太成熟，不能与杂剧相媲美，因此代表元朝最高文学成就的是元杂剧。元杂剧在我们文学艺术上，与唐诗宋词处于并称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批杰出的文人将他们的文学生命全部投注在了戏曲创作上，他们自身很高的文学修养，提高了元杂剧的审美档次，使得元杂剧具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精湛的艺术。
元杂剧具有完整的艺术形态，剧本通常包括唱曲、宾白和表演三部分。在体制上，元杂剧一本通常为四折，必要时还有“楔子”，“楔子”一般是在折前或者两折之间，用来介绍人物、情节等。不过有的作家突破了一本四折的限制，写五折或者六折。在音乐方面，元杂剧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折戏只用一个宫调。元杂剧是用北曲演唱，风格比较豪放。在角色上分为：末类、旦类、净类，且一本戏中主唱只有一人，正旦主唱的戏为“旦本戏”，正末的则为“末本戏”。
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里，北杂剧创作风靡天下，作家云起，当时最有名的要数关汉卿、王实甫、郑德辉、白朴等人。流传于世的作品有《窦娥冤》、《西厢记》、《倩女幽魂》、《墙头马上》等。
相对杂剧而言，南戏在元前期势力稍微微弱一些，但到了元末，杂剧开始衰落，南戏开始形成完整的戏剧艺术。它的宫调以及套曲的运用都比杂剧灵活得多；一本戏根据人物的上下场，分为若干场；角色也增加为：生、旦、净、丑、外、末、贴。当时有名的南戏有《白兔记》、《琵琶记》、《拜月亭》、《杀狗记》等。
元代杂剧的四大家
元杂剧四大家指的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以及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家。他们分别代表了元朝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所以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也有人认为元曲四大家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但关白马郑已被历史公认。
关汉卿的杂剧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大多是揭露社会黑暗和丑恶，歌颂人民尤其是青年女子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在现实的深刻描写中透露着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他一生共写了六十多个剧本，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为杂剧作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