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方能负重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忍辱负重看做能担当大任的美德。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难免会发生碰撞，尤其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斗在所难免。置身于矛盾的环境中，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纵观古今成功人士，无不是靠“忍”而成就事业的。
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忍。曾国藩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屈辱。正是依靠这种忍让，曾国藩才最终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
24岁那年，曾国藩到长沙读书，当时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窗前，有个叫展大宽的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只好将书桌安排在墙角。
有一天，展大宽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进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曾国藩听了，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
然而，展大宽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的时候，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
曾国藩依然没有争辩，此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展大宽很不服气，便跑来寻衅，说：“你读书的位置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
这时，旁边的同门看不过去了，为曾国藩抱不平，便对展大宽说：“书桌的位置不是你自己要换过来的吗？”
展大宽无理取闹地说：“所以，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
那个同门说：“那你赶快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
同窗们听了，哄堂大笑，展大宽一脸狼狈。曾国藩在一旁和颜悦色，始终不发一言。
成大事者应该有广阔的胸襟，能忍受屈辱。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
在官场上，也少不了遭受屈辱，对此，曾国藩这样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曾国藩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曾国藩出道以来，受了不少屈辱。
在庚戌、辛亥年间，曾国藩被京城的权贵们唾骂；在癸丑、甲寅年间，他被长沙的权贵唾骂；在乙卯、丙辰年间，他又被江西人唾骂。之后，他又在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这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曾国藩没有冲动，而是和着鲜血把牙齿往肚里咽。
对于这些屈辱，曾国藩就一个字——忍。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有一天，绿营兵与湘兵哄闹，至黑夜闯入他的行台。曾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可是巡抚视若无睹，根本不理会曾国藩。
曾国藩只好于第二日将兵营迁至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堂堂朝廷大臣还要退让，并忍受侮辱？曾国藩叹道：“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愤呢？”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中总有不顺心意的事情。想要生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就要学会“忍辱负重”之术。有道是，“该忍而不忍则易折”。“忍”还是做官避祸的好办法。
曾国藩说“傲为凶德”，特别是文人，大多为自傲之士，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敢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僚之间产生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
读书之人一定要戒傲，并学会忍耐与忍让。曾国藩经常检讨自己，尤其是在忍耐方面，他总认为自己“忍”得不够，说自己有三大过错：平日不取信、不尊敬别人，相对傲慢太甚，这是一；平时一句话不对劲，就怨恨无礼，这是二；抵触分歧之后，别人恢复平静，他却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三。由此三点，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个人“忍术”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心态修养非常注重。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得最多。他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一时期的反思，为他的再次复出和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
“忍”功是天下修养第一功，能忍的人才能担负大任，不能忍辱就难以担负重任。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导致面临危险境地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无论你位有多高、权有多大，都必须学会忍让，切不可因一时之怒气而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
经历挫折，才能进步
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斥着挫折的一生，尤其是在与太平军较量的过程中，失败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他的军事生涯中有四次惨败的经历，面对这些失败，他都依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并振作精神，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回到长沙，曾国藩再次埋头募兵练兵，陆续增加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船，配备炮械。咸丰四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两师北上。
七月，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数次反攻，皆大败而去。
曾国藩得了战报，心中得意。七月中旬，曾国藩决定亲自出征，联合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出队攻打白螺矶。
没想到的是，曾国藩刚一出马就中计了。太平军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将陈辉龙部包围住了，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往救援，结果这四员大将全部战死。
在这一场对抗中，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
别人领兵出战，始终频频告捷，曾国藩一上阵便损兵折将，而且损失空前惨重。这样的结果让曾国藩沉痛万分。
无奈身在战场，曾国藩只能打起精神，再次出击。他命水师精兵两万余人进击鄱阳湖，准备绕开九江的坚固封锁。令曾国藩没想到的是，鄱阳湖口的障碍很轻易地就被清除了。
湘军水师正高兴，忽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顿时将湘军水师斩为两段，进入湖里的水师就此断了归路。
当夜，太平军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之中，彭、李二人心惊胆战，结果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只得败走，一路奔逃又屡屡遭到太平军的袭击，差点送了性命。
外边一半水师被击败，而湖内的另一半水师又被围困，始终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
没过多久，太平军便开始对湖内的水师出手了。太平军分两路进攻，只用100多条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这100多条小船上尽是火弹喷筒。
在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之时，太平军的100多条小船火弹喷筒齐发，一时之间，火光四起，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
混乱之中，曾国藩再次败逃，投奔到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及无数卫士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处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落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被烧得精光。
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痛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被罗泽南竭力拉住。自杀未遂的曾国藩黯然退到南昌，受尽冷嘲热讽和奚落。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让曾国藩灰心丧气，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甚至写下了遗嘱。但是，每次跳出自杀的心理纠结后，他都能够重振旗鼓。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被历史上许多成功者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会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成功的品质。
经历挫折，才能进步。失败与挫折给人带来的是磨炼和教训。一个杰出的人能够从失败与挫折中吸取教训。曾国藩正是屡经失败与挫折的磨砺才成就一番伟业的。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古奇人杰士皆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同治三年，曾国藩对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一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炼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是每个人对于失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的人把失败看做一种考验，把它当做到达成功的必经之路；而有的人认为失败是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从此再无光明。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能够从挫折中看到希望，并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失败、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
曾国藩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同时，他还提倡自强，认为自强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有言：“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这里的“明强”指的是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明强主要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能力的问题，简而言之，明强就是指“强而不露”，即含才不露、不显身手。自古以来，豪杰之士在世多有，能力超群者也灿若繁星，然而，这些人物常常“难经风浪”，最终导致失败。
对此，曾国藩有言论说：“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接着，他还举出例子：“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
在曾国藩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不保其终”就是因为不善于“明强”之道。所以，曾国藩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他表示：“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
很明显，曾国藩主张通过自修自省而达到自强，不主张争锋斗胜而逞强。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解很多，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时，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攻破天京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日（1862年），曾国荃进占巢县、含山，接着攻占和州。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第二天又夺得大胜关、三汊河，第三天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接着，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曾国荃带领部队进驻雨花台。
对于曾国荃这次迅速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曾国藩忧惧是因为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7万人，屯守8年，但最后落得溃败，而曾国荃仅有2万人。
另外，曾国藩本来想兵分四路，分别由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为统领，攻取金陵。可是，现在在其余三路没有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曾国荃就贸然进军了。
曾国藩闻讯后，于五月初七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
第二天，曾国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
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曾国荃部2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如果上海的李秀成迅速班师，就可能一举将曾国荃部歼灭。好在李秀成拖延了三个月才进兵，加上李秀成部兵员10万之众，军粮、军衣严重不足，不得不撤兵，曾国荃才得以死里逃生。
明强者应该知道审时度势，不会贪功冒进。对于这次事情，曾国藩对曾国荃说：“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在曾国藩的眼中，自立自强之道不独为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表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因此，在曾国藩的自强之道中，便有了圆融有道、刚柔互济的“明强”思想。“明强”二字，缺一不可。有“明”无“强”，只有空话，没有成就；有“强”无“明”，有力无用，易有波折。“明”且要“强”，徐图自强，则能事有所成，这才是不易之事。
羽翼未丰时绝不妄动
在《易经》乾卦中，有“潜龙在渊”之语，其意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实力，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说：“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来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对于《易经》中的“潜龙在渊”之语，曾国藩早就注意到了。在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起来也只有一万余人，而太平天国当时却有百万之师。曾国藩如果轻举妄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曾国藩曾经有过四次抗旨的行为，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而无法相救。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练兵有万余人。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爱将江忠源。可是，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就向朝廷和盘奏出事实，结果惹来咸丰皇帝一连串的征调谕旨。
第一次征调：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太平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咸丰帝下旨，命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
第二次征调：咸丰三年十二月（1853年），太平军进攻庐州，咸丰帝再次下旨，令曾国藩带兵迅速赴安徽救援。
第三次征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太平军袭破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带兵赴援武汉。
然而，这三次征调都没有成功，因为曾国藩抗旨不遵！
曾国藩说：“船炮不齐，绝不出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国藩也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他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
原来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队伍。若想与之一较高下，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行的。况且当时曾国藩手上仅有陆上兵马，并没有训练水师。而人所共知的是，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是在陆上。很显然，如果没有炮船和一支得力善战的水军，根本就无法与拥有强大水师的太平军相抗衡。
因此，在奏折中，曾国藩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显然，曾国藩把湘军的作用看得很重。
但事实上，清廷下旨令曾国藩赴援各省，并非要他充当主力，只不过是认为湘军可用，令其前去配合清廷的绿营兵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竟然以“事势所在，关系至重”等语抗旨，大有自恃其重之嫌，很生气，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在咸丰帝眼中，曾国藩好高骛远不过是自我吹嘘罢了。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各省，并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第四次上奏抗旨。
在奏折中，曾国藩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丰帝阅览奏折后，深为曾国藩的忠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各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看了“朱批”，不由地流下眼泪。于是，他加快了练兵的速度。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成大事者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甘冒抗旨不遵之罪，由此可见，其为人行事之谨慎，更可见其徐图自强之心。
为了保存实力，等待良机，曾国藩甚至还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
当湖北出现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其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求援的信函。长期以来，曾国藩与吴文镕交谊深厚。如今吴文镕紧急求援，无论出于公理还是出于私情，曾国藩都不应不救。
但是，曾国藩接到吴文镕的信函之后并没有立即出兵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都复函拒绝出兵，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出兵的原因。结果，吴文镕兵败自杀。
在曾国藩诸门生中，江忠源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并没有派大军出征救援，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忠源也兵败自杀了。
为了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战的方针，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而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他不仅是曾国藩的老师，还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在，会处处有人帮他说话，然而，吴文镕兵败身亡，曾国藩就失去了一大靠山。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治军方针，为了保存实力，他绝不轻举妄动。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绝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正因为坚持此原则，曾国藩才得以保住资本，取得后来的胜利。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此话一点不假。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会受到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总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曾国藩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人要成就大事，就要有见识，识时务。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很清楚，深知“做人就要屈服现实”的道理。韩非子《寓言》中有一节名为“伏虎于匣”，其中所讲的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但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为官的人就好比入笼之虎，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对于时局的把握，曾国藩是非常高明的，而其面对时局时的挪移之道更显示出其为官、为人之老道。
曾国藩为大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其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城，可谓劳苦功高。攻占南京后，曾家就成了大清的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
可是，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都为主所忌。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对于曾家就开始显露出排斥之意，尤其对敢作敢为的曾国荃更是不放心。曾国荃学识浅薄、急功近利，自从处死李秀成后，他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对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先是裁减湘军，以示忠诚之意。同时，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上奏朝廷，请曾国荃离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这样一来，曾家就很好地避开舆论的锋芒，更解除了朝廷的心病。
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叶赫那拉氏的心意。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曾国藩出奏，十月奏请即获批准，朝廷还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
然而，曾国荃并不知机，对于时局更是不通。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曾国荃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分，无地自容。
为了开其心窍，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特写七绝12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诗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
同治三年十一月（1864年），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消，致使大病一场。
多年征战在外，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好时机，然而曾国荃不甘寂寞，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家的举措很不满，因而时时流露出怨恨之情。
曾国藩深知九弟的个性，便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在家书中，曾国藩具体安排了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让曾国荃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的地方事务；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诗文奏议之学。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下，曾国荃终于耐着性子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也坚辞不受。
同治五年二月下旬（1866年），清政府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
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
于是，曾国荃才再度出山。
在时势于己不利时“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了解，或者难以决断自己的际遇，就很容易身入险境。而一个识时务的人，不仅能够察觉出形势的变化，更能够借势韬晦，化解危险或顺势而为，成就功业。
能认清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英雄豪杰，能够顺应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大丈夫。现实是残酷的，并非心中有所想便有所得，满腔怨愤或不依不饶，都无助于成就伟业。处于大的形势面前，能够对当前的形势和力量作对比，进行准确的分析，明确各方的利害和冲突关系，让自己站在有利的一方，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立大志，成大业
曾国藩的一生是非凡的一生，他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再从文官一跃成为武将，带领众兵将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兴之臣。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就，与其志向远大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因此，他非常注重立志修身，他说：“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直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吸；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进入京师，曾国藩的内心深处开始涌起万丈豪情，他满怀宏远抱负。那时的曾国藩说：“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后来，他得人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之栋梁。
自从改名后，曾国藩就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立定了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在致诸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
当时，曾国藩只不过是个30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其志向之远大，可想而知。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达到宏远的目标，曾国藩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性可以改变，只要有高尚的志趣以及远大的志向。他把读书的目标确定为“报国为民”。正因为有这样的远大志向，曾国藩才能从山间小树成长为国之栋梁。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更重要。志向的高低决定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则会使自己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业也自然不会大。立志不流于俗则会使人奋发有为，所成就的事业也就自然会大。
曾国藩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意思是说，人才的高下是根据志趣高下来确定的。志向卑下的人，安于现状，摆脱不了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志向远大的人，仰慕古圣先贤，因此日渐高明。人才的优劣和智愚就因此而区别。
立大志，则成大业。曾国藩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志向是人生的方向，有了志向才不会因为个人一时的得失遮住双眼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的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因为立大志，所以谨修身。曾国藩的立志、修身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体力行地将之投入到艰难异常的实践中，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战胜人心的欲望，走出内心的困境以及世俗的陈规，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一个人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物的胸怀，不仅要静思己身，还应该心怀天下、世人，不能仅为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要立大志，就不能一味地顾及个人的荣辱、贵贱。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注意，凡事都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人回转，要让彼此先退一步思考，平心静气地理出事情的全貌，而不是一味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待人处世应该力求圆融。圆融不是奉承，也不是怯懦的退让，而是巧妙灵活的变通，做人做事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对待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不一样的方法和策略，务必把事情做到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