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给自己留有余地
凡事留有余地，乃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曾国藩说：“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做人做事，应该灵活一点，千万不要使自己的思维和言行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走入极端。如果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做得过绝，将来情况一旦发生了变化，就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因此，凡事当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事不可做得太绝，这样做人才能进退自如。
曾国藩对于这一番道理了解得很透彻，因此，他为人处世很灵活，总会给自己留下后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就特别注意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
曾国藩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务。可是，有时，总有些亲朋好友会因难解之事而有求于他，其中不乏确实有冤屈之事。这时，如果直接拒绝对方，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如果帮助对方，又可能有干预地方公务或以势凌人之嫌。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通常会采取曲意相助的办法，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衡阳有个忠厚老实的老农民，一生勤劳，生活安稳。不料，在同治某年清明节上山扫墓时，他与人发生了纠纷。原来对方硬将一坟迁到老农的祖坟处。老农很气愤，便找他理论。可是对方不讲理，最后把这件事闹上了衙门。
由于对方有钱有势，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老农始终处于下风，但老农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总想讨回公道。然而，官府一直压着这个官司，老农眼看官司无望，便生出了一死了之之心。
这时，有个邻居提醒他：“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吗？听说他现在在南京做两江总督。你只要求他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你这场官司保证就打赢了。”
“是啊！”老农一拍脑袋，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宽一呢。”
打定主意后，老农便凑足盘缠，背上包袱、雨伞，直往南京而去。
经过艰苦的跋涉，老农赶到了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可是衙役不让他进。
老农只好在外面守着。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农一眼就看到轿中坐的人正是曾国藩。
“宽一！”老农操着家乡口音喊。曾国藩闻声一愣，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仔细打量老农，认清楚后又惊又喜：“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
于是，曾国藩便把老农请到府里。曾国藩夫妇设下酒宴招待老农，并问了一大堆家长里短。
吃完饭后，老农说出了来意。
曾国藩叫来一个同乡衙役，对老农说：“干儿子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就请他陪同您吧，到南京的各处名胜及热闹的地方去看看。”
仅玩了三天，老农就按捺不住了。他求干儿媳欧阳夫人向宽一说两句话，给衡州府下个条子。
曾国藩听了夫人的话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多次给弟弟们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如今自己反倒干预起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设宴招待，把老农尊为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表示首席是他的干爹。
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老农哪见过这种场面，觉得很不好意思。
接着，曾国藩便把老农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说着，拿出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曾国藩说：“干爹他老人家不愿意在南京多待，执意回乡，我准备送他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吧。”
大家接过这把折扇一看，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字，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
于是，官员们也一个个在扇上签起名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
席终客散。欧阳夫人对干爹说：“干爹呀，您这扇子可比条子宝贵呀，拿回去后随身带着，能逢凶化吉呢！”
老农听了，恍然大悟，会意地笑了。
老农拿着那把纸扇回到了衡州府衙，果然讨回了公道。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把折扇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这把折扇给足了亲人面子，又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对来求者的“道是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实在高明。
由此可见，做事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为人处世应遵守的一条准则，它能让你在人生道路上进退自如。
不拘小节，方能成大事
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俗话说：物极必反。做人也一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应该留有余地。即使是针锋相对的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也应该有所忍让。尤其是邻里之间，更要以忍让为怀。曾国藩也说：“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以忍让为怀。”
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怨，制造一些事端。在这方面，曾国藩奉行的原则就是凡事以忍让为怀。
咸丰初年，曾国藩的父亲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甚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弟弟曾国满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想起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六尺巷”的典故，便将张英的一首诗写了下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把这首诗与信一同寄回家。
曾家父子读过曾国藩的信和那首诗后，胸襟豁然开阔。于是，便主动退让，避免了争端。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未再与曾家争执，两家关系和好如初。
一个看似软弱的让步却大有文章。事实上，表面上的退步往往换取的是更大的进步。退让并不是逃避，相反还是一种进取的方法。做人做事应该以忍让为怀，选择退让一步，就等于为日后向前进一步留下回旋的余地。
以宽忍为怀，这就是曾国藩与邻里乡亲相处之道，“凡事让人三分”是曾国藩处世不败的一个秘诀。正因为与人为善，忍让为怀，曾国藩的家风得以传于乡里，流于后世，为人们所称道。
曾家“让人三尺”的故事代代相传，几乎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握着我的双手说了‘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引用的这首诗。”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一个巨擘。他性情狷介，不合时宜，性格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有些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后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尚可为，速死非义。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大不应该。对此，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声望。
但是，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咸丰八年，当曾国藩再次出山时路过长沙，特登门拜访左宗棠，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再次举荐左宗棠为襄办军务。在这以前，左宗棠只是个兵部郎中，这个官还是曾国藩举荐的。但是，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被官员反告，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正值襄阳大风雪的天气。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左宗棠来营，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连日与他商谈，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补了官后，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便拟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因此，左宗棠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为人处世时如果有利益上的冲突，只要以忍让为怀来处理这些矛盾与问题，必定能够多一点顺利，少一些隔阂、嫉恨、冲突与矛盾。
忍让为怀，对处理人际关系是大有好处的。当关系处理好了，自己会心里舒畅，大家也会愉快，这样以后有急事，才好请别人帮忙。正所谓，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刚柔相济成事之道
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无所谓好坏，但人们可以在接纳自己性格的同时，通过对内心的反思与修正，不断地调整自我、创造自我。在调整自我、创造自我方面，曾国藩身体力行，走出了一条修炼之途——刚柔相济。
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认为，为人处世，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遭受打击，唯有刚柔相济才能成就大事。
早年，曾国藩读《道德经》时，书中的道理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他笃信之、谨奉之，然而，对于其中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却不能接受。因为那时曾国藩的主要思想还是儒家的孔孟学说，其理想是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
然而，世事并非如曾国藩所想、所愿，在严酷的现实中，满腔热血的曾国藩处处碰壁，事事不顺。在兵困江西时，他是全凭自己的能力挺过来的，而同僚中竟无一人帮助。事后，他不由地开始反省自己。
当曾国藩再次拿起《道德经》时，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才发现自己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然存在片面理解的失误。
这让曾国藩不禁想起胡林翼的一段往事：
那时，胡林翼是湖北巡抚，他有一个同僚，名为官文，任湖广总督。实际上，官文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耳目的官员。在行政事务上，官文常常不配合胡林翼，横加干涉，弄得胡林翼处处为难，难以施展抱负。
某日，官文的六姨太过生日，官文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想要庆祝一番。谁料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更加耻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生日那天，已经日上三竿，但总督衙门里还是冷冷清清的。正在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之时，管家递进来一个名刺。官文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
官文异常欢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在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说些好听的话称赞六姨太，把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后来，六姨太还认了胡太夫人为义母、胡林翼为义兄。
自此以后，两家认了亲，六姨太更是常对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好话，官文再也不给胡林翼找麻烦了。军事民事，官文全付与胡林翼一手办理。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当时，曾国藩对“官胡”这段故事颇为不屑，他笑胡林翼太软弱，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失了堂堂大丈夫的气节。
但是现在想起来，曾国藩才发觉胡林翼之高明。于是，曾国藩再次认认真真地读了《道德经》。经过仔细思虑，曾国藩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8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从此，曾国藩开始改变自己的处世之道，采取外圆内方、刚柔相济的方法与人交往、做事，果然，他的仕途变得顺畅起来。
采取柔的态度，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既能做好事情，又能达到自己在人格上自立自强的目的。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会导致失败。
首先，人应该有“刚”之骨。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气概、力量和自信。“刚”是一个人的骨架，乃自立之本。有了“刚”才能克服困难险阻，战胜恐惧和悲观，把生命之潜能释放出来，成就自强的人生。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曾国藩时常说的“坚忍”和“硬气”也是一种刚。选定一个目标，就咬牙做下去，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要矢志不渝、坚韧不拔。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带兵，与当时精锐勇猛、横扫半个中国的太平军作战，兵力不如人、形势更不如人，还要忍受朝廷的不信任和地方官员的倾轧。他屡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身败名裂。然而，曾国藩却咬牙忍受，苦心支撑，将一支招募来的民间武装队伍，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并获得战斗的胜利。没有一根刚骨，又怎能做到呢？
其次，人应该有“柔”之血肉。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说明他具备了不畏强敌的精神。然而，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
在实践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成功”的道理。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有“骨架”，还要有“血肉”，才能释放活力。“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能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在曾国藩看来，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为人处世，“刚”与“柔”都不可少。一味的“刚”容易遭受打击；一味的“柔”则会陷于怯懦。“刚”并非暴戾残忍，而是强韧刚直、自立自强；“柔”也非卑下羸弱，而是谦让恭敬、处世圆融。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还是要依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委婉的奉上之道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前途命运的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十分谨慎。在与皇帝相处时，曾国藩大体有四招：平常时，逆来顺受；待命时，以死效忠；无奈时，或“缓”或“拖”；有所求时，则委婉用言。这几招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频获得实惠，步步高升。
对于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曾国藩有“度”的概念，凡事不过火，同时又忠君之事。对此，曾国藩把握得极好。
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湘军水陆师增援湖北，收复武昌后，曾国藩上了一本奏折，要求朝廷归还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水陆师。不过，他没有直言其事，而是采取拐弯抹角的委婉进言之法。
在奏折中，曾国藩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而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收复。其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
除此之外，他还在奏折中张扬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同时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湘军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章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在奏章中，曾国藩没有一字明确表示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可是，其内在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咸丰帝阅览奏章时，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时，很少正面提出，多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
曾国藩也曾有过直言所求的经历，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之所以奉上主张委婉，与这次经历有关。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
曾国藩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提出复出的困难，如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
在奏折中，曾国藩明确地表示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
朝廷原本对曾国藩就不放心，看他急于求职，更加不愿意授于其实职，因而，根本不理会曾国藩的“苦水”，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
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
对于这次经历，曾国藩记忆颇深，并引以为鉴，此后对上有求则多采取旁敲侧击、委婉求之的方法。
对待上级不能过度，应该讲求委婉圆柔、软硬兼施才行。太软会被上级认为无能，太硬则会触犯上级的威严，最好采取适中的态度。
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曾国华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被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能不让曾氏感到尴尬？
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委婉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是正一品衔，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由此可见，即便“抗旨”也要委婉一点，不能直愣愣地拒绝。上级是要脸面的，如果被直接回绝，必定会心生不快。而若是能委婉地陈述道理来表示拒绝，往往能让上级接受。
曾国藩不仅善于拒绝不利于己的“圣旨”，甚至敢于在逆旨之后采取委婉之道，化解危局，保全自己的性命。
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曾国藩本来没想杀他。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回京师。
但是，奏章上完之后，有人提醒他：“李秀成一旦进京，脱离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于是，曾国藩不待皇帝下旨，便把李秀成就地正法了。人杀了，后患已绝，然而该如何向皇帝交代呢？
曾国藩思虑良久，便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逆贼若是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把他杀了。”
皇帝无话可说，最后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在政坛上，曾国藩虽然历经波澜，与皇帝也有数次争竞，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平定了叛乱；对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结局。如此，双方皆大欢喜。这不能不说明，曾国藩为臣之道的高明。
待下则恩威并施
说到得人用人，曾国藩不逊于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操还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用人不受约束。而曾国藩却没有这样的便利，甚至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即便如此，他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不少的人才，既有能征善战之悍将，又有满腹经纶的才子。
曾国藩以文官的身份介于武事，连军费都要靠自己筹划，然而，在这种情势之下，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得人用人方面确有高明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恩威并施。周公对“殷顽民”的统治政策和经验，让曾国藩深悟恩威并施的妙用。曾国藩认为，行军打仗，对待士兵，就要真正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爱兵如爱子，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部下，他们到战场才会拼死杀敌，报答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曾国藩效法周公，以恩威并施之法对待下属。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鲍超就是其中之一。
鲍超是四川人，本身就是行伍出身，因而大字不识。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看轻他，相反从一开始就信任他。因为此人骁勇善战，屡建奇功。
对于这样的悍将，曾国藩很喜爱，所以鲍超官升得也很快。
但是，鲍超手下的霆字营常有抢掠财物、嫖娼赌博等种种劣迹。对此，曾国藩也有所耳闻，心里也不免忧虑，他曾多次在信中与九弟商量如何处理这种事，甚至还专门作诗讽刺：“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
曾国藩并非不知道军纪严明，但是，他并没有依律处置鲍超，却一直提拔、赏识鲍超，其实这是在笼络人心。曾国藩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文人，行军打仗始终不如正经的武夫，而武夫大多数直率，尤其是像鲍超这类不通文墨的粗汉，对于抢掠财物、嫖娼赌博之类的事情习以为常，若是直接惩罚，不仅不会有什么效果，反而会失去武将的效忠之心。因此，曾国藩采取施恩之法，对于其过错则是从旁点拨，以示恩宠。
湘军之中还有一个叫陈国瑞的悍将，与鲍超不同的是，这个人不是军纪差，而是个人行为习惯有问题。他好私斗，竟然敢与别的部队开明仗，抢盐包，也敢与商人开明仗，对地方、对百姓多有骚扰，简直是明目张胆。另外，他还喜欢吸鸦片，性情暴躁，有时因一点小事就杀手下，对其他将帅也很无礼，并且有时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喊“我要造反”。
然而，陈国瑞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虽然行为不端，却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不好色又不贪财。
面对这样的部下，确实让人为难。如果处置，未免可惜；不处置，又是非太多。曾国藩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
在处理陈国瑞械斗之事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因莽撞自毁前程。
曾国藩说：“你如果能细心领会，等军务稍松的时候，你来见我，我再详细认真地给你分析利弊，一定会对你有利，也对时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将也是我的一项功劳……我希望你保持天生谋勇兼优的本质，痛改后来养成的恶习，我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
这番话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心服口服。
但是，陈国瑞的本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忘了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国藩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从此人的本性出发，考虑到陈国瑞有成为一代名将的潜质，故而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数出来，让他自己选择。而且在处理陈国瑞的问题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及私恶，明确地向陈国瑞表示，其目的就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这样一来，陈国瑞只得对曾国藩服服帖帖。
曾国藩虽为一介书生，却能成功地统帅数十万将士效命沙场，而且虽然也有临阵逃跑者，但绝少有临阵投降之辈。倘若没有他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根本就做不到，更不用说建功立业了。在曾国藩的驭人之术里，他总结了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也就是说，施恩则以功名利益，施威则以公正礼义。这样驾驭将领确实收到了实效。
学会借梯登高
做大事的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够，还需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和环境，这样他才可能把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然而，要怎样才能登上这个平台呢？曾国藩有言：“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应该善于倚人而起，曾国藩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7年后，他就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在当时的清政府中，湖南人由科举取士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37岁即被升为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第一，用功刻苦，有真才实学。
第二，他结交了许多对自己有用的朋友，得以相互扶持。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他善于利用关系倚人而起，使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
曾国藩在京师的崛起与穆彰阿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善于体察上意，因而长期得到荣宠。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的官职。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时期，穆彰阿受宠不衰。自嘉庆以来，穆彰阿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穆彰阿没有一年不参与的，因此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主考官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住此机遇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又经常以求学的名义向穆彰阿请教，因此，他甚得穆彰阿的器重与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将诗赋亲自送往穆府。
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品一直滞留未动。这一次拜访成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七品跃为二品。
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穆彰阿在禀报新任翰林侍讲时，针对道光皇帝极重天伦的特点，特别禀报曾国藩家祖父母、父母、弟妹、妻子、儿女一应俱全，堪称有福之家。道光皇帝听后果然非常高兴，下旨叫曾国藩次日进殿觐见。
第二天，曾国藩进殿后被带到一处往常未去过的房间等候宣召。可一直等到临下朝时才有太监来通知，皇上有事，今日不见了，明日再来。曾国藩回到家中，觉得其中有异，连忙赶去穆府求教。
穆彰阿沉思片刻，明白了皇上的用意，问曾国藩道：“你是否留意了房中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
曾国藩摇头说：“只等皇上召见，哪还注意那些。”
穆彰阿失望地说道：“机缘可惜。”转身立刻吩咐仆人速去拿400两银子交给某公公为谢礼，求他将宫中某处壁间悬挂的字画上的文字抄录下来送到穆府。
当天夜里，穆彰阿令曾国藩将所录文字熟记于心。曾国藩虽未看懂其中的奥妙，但仍老老实实照办了。
次日，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时，问及那间房里的字画上所书的大清祖宗历朝圣训，曾国藩顿时恍然大悟，不禁佩服穆彰阿的料事如神。当下他便从容对答。道光皇帝听了曾国藩的回答，不由大喜，特下诏谕穆彰阿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仕途平步青云。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与穆彰阿的关系借梯而起。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曾国藩多么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10年之内连跃10级，那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注意培养自己的才干；另一方面，也要学会“结网”，善于在自己未发迹之时结交有用的人，并善于利用和把握各种关系，借梯而上，在一个好的平台上去施展自己的宏图大略。
为人处世应该豁然达观，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贪欲过重、肆意妄为、痴念不绝的人，不仅难以成就伟业，还容易制造纷扰，进而受到打击。豁达是一种胸怀，平和是一种气度。
当然，平和不是与世无争，而是学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老子《道德经》背后的玄机告诉人们——“不争为争”。做人要胸襟宽广，要有宽容、平和之心，这是一种非凡的人格魅力，更是为人处世的绝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