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多豁达
曾国藩之所以名扬天下，功德传颂于后世，最主要的不是其所建之功，而在于其所立之业，他所立的业就在于做人。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能做到豁达处世是非常难得的，而曾国藩却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之好。
事实上，曾国藩做到豁达完全是修身养性的结果，其本性并非如此。
9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一番。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后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
即便是成年之后，曾国藩也常有自负之心，少有豁达之意，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
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在致诸弟的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由曾国藩早期的行为与言辞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曾国藩是极为自负的。后来的曾国藩能够有为人通达的品德，可算是拜修身养性所赐。
品德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应非常注重品性的修炼。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修品立德的一生，他严于律己，时时不忘检点自己的思想，一步一步修身正心，从而养成豁达的心性。
曾国藩天天检点，事事检点，他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或是奇思异想，而是传统文化的自然秉承。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国藩对此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自己的，而曾国藩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近自己，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没有治好，反问自己的能力；向人敬礼别人却不理会，要反问自己是否有失敬的地方。因此，曾国藩最佩服的是孟子，他曾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之下，曾国藩通过“逐日检点”的修身实践，才逐渐进德修业，变得达观自适、宽容平和。
曾国藩一生很得人心，正是因为他豁然达观，以敬恕待人。他说：“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能谦逊而不狂妄；忠恕待人，才不会被私心掩遮。一般来说，待人接物，多数人看到别人有不对的地方，大都表现为愤怒，但如果能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事情，能替对方想一想，也许就能想通，也就心平气和了。”凡是气量狭小的人，都不会做到“敬恕”。曾国藩度量之大，卓越于人。
左宗棠原是一个无名之辈，40岁以前还在乡下做私塾先生，因为办理团练，曾国藩发现左宗棠是个人才。
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军事紧急的时候，曾国藩力保左宗棠，称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络秉节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向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
可是，左宗棠放荡不羁、恃才傲物，总是跟曾国藩过不去。尽管左宗棠不感恩、不图报，但曾国藩并没有愤怒，依然对左宗棠的才能极为赏识。
当然，待人宽和只是豁达的一方面。豁达不仅包括宽容大度、胸怀坦荡，还包括淡泊名利。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他曾送给九弟曾国荃一枚名为“劳谦君子”的印章，意思是说，处于功利场中的人，要在平日勤劳的劳作中把淡泊体现出来，换言之，就是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豁达的态度。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他认为书中所呈现的豁达之气，对人的胸襟多有裨益，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与九弟国荃书》中说：“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曾国藩还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在信中，曾国藩极赞庄子的“逍遥说”。
人活在世上，应该有豁达的心态。自古英雄多豁达，豁达是做人的境界。要做到豁达，需要有坦荡的胸怀，没有坦荡的胸怀，就无法容纳世间的纷扰，必定会为纷扰所动。胸怀坦荡的人往往不计怨仇，不为名利所动，他们就如同水一样，能够润泽天下。
平和冲淡，得失不惧
世人研究曾国藩，多观其做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有钻研其治学之道的，但多以为曾国藩独治经世致用之学，其实不然，曾国藩对于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曾编辑《十八家诗抄》，但是，其对诗歌的鉴赏又不全然在文学创作上，常会与自己的做人修身、齐家治国的经世之道相联系。在曾国藩治文学时，常被诗歌中“豁达、冲淡”的胸襟情怀所感动。
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1863年），曾国藩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
曾国藩又说：“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
由此可见，曾国藩赏鉴诗歌时也不忘修身做人。诗人所表达的豁达光明之识，以及所散发的恬淡冲融之趣，成为曾国藩追求学习、修炼的目标，并以此看待世间的人生百态，建立人生哲学最高的准则。
晚年，曾国藩对道家文化情有独钟。他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对于苏轼之淡泊平和，大为仰慕。尤其在养生方面，他是极为推崇苏轼的平淡心态的。
曾国藩对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苏轼豪迈旷达，在顺境中，没有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欢欣。这让曾国藩感慨良深：“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身处功利场，曾国藩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他深知“名利”二字的诱惑，因此，在日记中记载：“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当时，正值曾国藩战场得胜，但他不以获取功名为乐，反而思考人生苦短，其胸怀已完全体现了平和冲淡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成败祸福，曾国藩都主张以平和之心面对。
在曾国藩的理论中，平和冲淡的心态既有利于养性，又有利于养生。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1858年），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待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待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科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平和的心态不仅是为人处世之所需，也是修身养性之所需。为人处世，需以平淡之心看待功名利禄、是非成败，才不至于丧失信心，遭受打击。而修身养性更不能没有平淡之心，只有拥有平淡之心，人才能平心静气，气机条达，八脉通畅。
曾国藩不仅是修身大家，还是养生大师，他指出：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忘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样做可使人精神旺盛、身体健康。
保持平淡之心需要顺其自然。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会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
曾国藩以“顺其自然”教育子弟，就是为了让后人养成平和冲淡的心胸。
在追名逐利唯不及的现代社会里，不要小瞧平淡心态。它能抵抗物欲的诱惑，帮助你获得事业的成功；它会教你彻悟人生的真谛，进入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有了它，你就不至于心猿意马、心神不安了。
总而言之，人应该顺其自然，有平和冲淡的心态。面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不惊不惧、不愠不怒、不暴不躁；面对物质引诱，心不动、手不痒。没有小肚鸡肠带来的烦恼，没有功名利禄的拖累，白天知足常乐，夜里睡觉安宁，这才是心灵的最大舒展。
不断调试自我
曾国藩一生的思想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对于各种思想，曾国藩都能够兼收并蓄，并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不断调试自己，这反映了曾国藩善于“权变”之术。
关于曾国藩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以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在京为官时期，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践“内圣外王”的处世修身之道。他用程、朱理学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又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通过理学的身心修养之道，曾国藩运用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了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同时，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贯穿了他的一生。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他提出要“纯用重典”，推崇法家之严刑峻法，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尽管前两个时期，曾国藩常怀激愤之心，但其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由此可见，曾国藩处世思想的变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奔丧至家。其后，他居家中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直到咸丰八年六月才再度出山。在这段时间中，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其为人处世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居家受制的时间里，曾国藩审慎地回忆、检查了自己的前半生。
自从曾国藩进入仕途，一直以孔孟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入世，为人处世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不仅持身严谨，奋发向上，而且关心国事，留心民情。他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然而，换来的却是皇上的不信任以及府县官员的嫉恨。
对此，曾国藩一直想不通。为了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再次日夜苦读，重阅儒家经典。然而，在这些书中，他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一无所获之下，曾国藩开始认真阅读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曾国藩原以为这些书乃是出世之学，对于积极入世的人无益。但曾国藩重读时却发现其中很多思想，恰好解决了他的疑问。
用道家的言论察看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结果处处碰壁，事事不顺。到头来，不仅事情没有做好，还弄得到处都是敌人，四处都是障碍。
尽管过去曾国藩也读到“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如今他再看，才发现其中的奥妙。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曾国藩开始懂得明柔和达观之道，也懂得了圆通处世之术。曾国藩把家居的这段时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他首先去见了此前与自己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骆秉章、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就如同换了个人似的，对湖南的大小官员一路拜访、联络。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曾国藩就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官场中人都倍感荣幸，其谦恭宽和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随后，曾国藩又乘船到武昌，亦如在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为湘军供饷供械。
对于曾国藩出山之后的表现，胡林翼大为惊讶，说他“无复刚方之气”。要知道，在出山之前，曾国藩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对于一些拉帮结派的行为，他更是看不惯。他就像一只“斗鸡”一样，总是找别人麻烦，争竞好胜。
曾国藩对于自己再次出山的“改弦易辙”很满意。自此，他开始学习老庄之道。后来，平定太平军，功成名就，他考虑到功高震主之事，心生功成身退之心，其对名利的淡泊，可见一斑。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其豁达之心胸，圆柔之手段，与其不断地自省，不断地调试自我是分不开的。曾国藩说：“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由此可见，为人处世，豁然达观，少不了调试自我。
节制之道，珍惜自己
在曾国藩的修身养生经中，关于节制的论述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8个字。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养心，控制自己的情绪，节制自己的欲望。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不仅要节制欲望，还要节制思虑，放弃所有的恼怒。所谓“惩忿”，就是遇事不要烦恼、发怒，以心平气和对待。所谓“窒欲”，就是对不良嗜好和私欲都要有效地抑制，不让其萌生。事实上，曾国藩的“惩忿窒欲”，在于求得心理、精神上的健康。
关于“惩忿窒欲”，曾国藩有详细的阐述。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余‘八本匾’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皆妄想也。”
人心不能清静是因为欲望太盛。自古至今，能不被名利困扰的人少而又少。即使是曾国藩，在青年时期也是好名心盛，而在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后，曾国藩修身养性，渐渐克服了自己对名声的欲望。
对于名誉和权力，曾国藩认为是不祥的兆头，因为名利会刺激欲望。一个人名誉越好，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骄傲情绪难免日益增长，而周围的人却会逐渐远离他，最终，他会摔得非常惨。
因此，曾国藩主张节制欲望。诸位弟弟都在他的军队里，在承担职责方面，曾国藩总是督促他们抢在前面，论功劳时，曾国藩则让他们排在后面，以此来节制弟弟们的欲望。
有人认为，曾国藩的“窒欲”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表现出厌世观。其实，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他并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只不过主张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而已。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自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然而，人们忽略了一点，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也有其七情六欲的另一面。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1842年），曾国藩的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们都称赞其美貌。曾国藩听说了很羡慕，很想见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没想到，曾国藩见那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1843年），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大加调戏。
按照原来的品行发展，曾国藩恐怕根本就成不了后世楷模，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就在于其能够节制欲望，以理学为圭臬，修身养性。
一次，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
入夜静思，曾国藩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无论是出于养生定性，还是出于个人修身，节制欲望都是大有必要的；无论是名利欲望，还是情色欲望，都需要节制。欲望过度，不仅有伤身体，扰乱身心，还会干涉前途，毁掉人生。因此，做人修身应该节欲。
对于抑制愤怒的情况，从曾国藩的“八本篇”中可知梗概。其中，曾国藩提到“养生以戒恼怒为本”，就是说，凡事都要心平气和地对待，不要动辄发脾气，否则不仅伤身，也伤感情，对养生十分不利。事实上，不仅是养生需要节制怒气，为人处世一样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曾氏的“戒恼怒”养生哲学，在与人相处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其实，“戒恼怒”也是一种心理期望。无非是希望自己生活得自在些、舒心些，烦恼少一些。对于控制情绪，节制抑郁悲愤，曾国藩讲求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他曾在给毛寄云的信中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除了“惩忿窒欲”之外，曾国藩在养生方面还主张“少食”、“素食”、“清淡”。正所谓，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他告诫子弟节制饮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中，一直以身心兼治为理念。他不仅重视性格、品德、精神的修炼，对于身体同样重视，因而他对养生也极为重视。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褊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曾国藩的修身养生理念以及珍惜身体的做法，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无论是节制欲望，还是控制愤怒的情绪都给人以启发。关于处世，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一戒多言，二戒怒，三戒“忮”、“求”之心。其中忮是嫉妒，求是贪心。对此，他每天重复一遍“自我三戒”，反省自己。由此可见，戒怒止欲不仅是养生方法，还是修身处世之道。
“逆来”时，当“顺受”
纵观曾国藩一生，有伟大的功业，但更多的是坎坷和不合时宜。尤其是初练团兵之时，同僚间的排挤、朝廷的猜忌、战事的屡屡败北、皇帝的冷热无常，这些都让他战战兢兢，吃尽苦头。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人生之路并非笔直平坦，总少不了高低坎坷。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曾国藩采取了逆来顺受之法，他认为，做人既可以往高处爬，也可往低处走，爬高是为了实现志向，走低是为了保护自我。只要不失自我本色，即使受些侮辱也无伤大雅。
因为湖南提督鲍起豹练军无方，所以朝廷便把湖南的绿营军都交到曾国藩的手上，让曾国藩来训练。鲍起豹很不服气，常常借机挑衅曾国藩。有一次，他公然挑动士兵说：“大热天还要出操，不是跟大家过不去吗？”
有了鲍起豹的带头与挑拨，绿营兵更加有恃无恐，竟公然对湘军侮辱并且拳打脚踢。有一次，绿营兵甚至包围曾国藩的官邸扬言要杀他。
这时，曾国藩的属下建议他向朝廷参鲍起豹，然而，曾国藩却回答：“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定，反拿琐碎小事去劳烦主上，实在惭愧得很。”
不久，曾国藩就把自己的司令部和湘军移往他县。
对于挫折、屈辱，曾国藩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急不躁，等待出头之日。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
人要成功，无所谓“懦”与“勇”，关键在于把握好“懦”与“勇”的时机，该“勇”时就要“勇”，该“懦”时就要“懦”。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如果不能随境而动，遵守“逆来顺受”之道，不仅难以成事，还会丢了前程，甚至丢了性命。在曾国藩看来，在大波折、大磨难中，首先应该以保全自己、保全实力为要。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为官处世之道，首先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其次还表明，他能辱中求荣，挫中思奋，耐着性子闯难关。
这种逆来顺受之法，曾国藩称之为“悔硬字诀”。正是由于一“悔”一“硬”刚柔结合，柔中显刚，才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可进可退，以退为进，自由地游刃于官场天地之间。曾国藩不仅自己采用此法为人处世，还以此教导他人。
同治六年正月，捻军叛乱。为了剿灭捻军，李鸿章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则派鲍超率“霆军”东下，然后，两支部队就在尹隆河一带对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
本来，刘铭传与鲍超约定好了出兵时间，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队提前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幸好鲍超的“霆军”及时赶到，才把刘铭传及其残部救了下来。
事后，刘铭传不仅不感恩，反而推卸责任，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曾国荃更是暴跳如雷，弄得李鸿章也十分被动。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后，便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接李少帅（李鸿章）信，知春霆（鲍超）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刘铭传）系与任逆接仗，霆军系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举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书告少帅，谓弟自占地步，弟当此百端拂秽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在为人处世方面，应该有“逆来顺受”之道，虽然曾国藩也不满刘铭传的行为，但是他认为，无论是鲍超还是曾国荃，都应该遵守“悔硬字诀”：一来，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功利心太重；二来，也要维护对方（李鸿章）的面子，妥善处理事情，而不能伤害彼此的关系。
在“逆来顺受法”中，曾国藩尤其强调“悔”字。“悔”字是从内心省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和反省。这充分反映出曾国藩的处世智慧。确实，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不如意，应该在“悔”字上找出问题的所在。
总而言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升迁还是降职，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就在于其有一颗平常心，精通“逆来顺受之法”，懂得“悔”字诀。早期，他在官场上敢于冲破世俗直谏，常有不计个人生死得失的种种行为。晚年，他功业大成，却淡泊名利，可见其平淡处世之意。因此，为人处世，应保持一颗平常心，懂得“逆来顺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曾国藩曾说过：“静则生明。”在面对困难时，人们应该有良好的心态，做到不畏惧；面对烦恼时，则不可焦躁，而应该保持心平气和，这样才能在待人处世上掌握主动。在曾国藩的修炼过程中，“静”字功夫向来被重视。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一旦为官后，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的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而归乡。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这一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由此，他得到了修身要诀。在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
唐鉴又推荐曾国藩向倭仁学习。倭仁是晚清知名的理学家，他“每日自朝至寐，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
倭仁教曾国藩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戒除私欲。倭仁把静坐视为克己的不二法门，曾国藩也效法而行。
曾国藩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订立十二日课，使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接着，每天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
这对年轻好动的曾国藩来说，极为不易。
曾国藩主张“静”字功夫，主要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浮躁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因为浮躁，曾国藩情绪反复无常，立志也不能坚守，总是屡破屡立。越是如此，越是浮躁。曾国藩认识到“静”字的作用，反思自己之后，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有大的成就，都是心太浮躁所致。
由于生性刚狠，曾国藩的前半生颇多波折，尤其是他担任京官期间以及初为团练大臣时，常常因为冲动而有过激的言行，处事很不冷静，因此，官场人缘极差。等再次出山练兵打仗时，经过一番反省，在与上下级周旋及与敌军对阵之后，才对“静”字功夫体悟得更加深刻。
在磨炼中，曾国藩逐渐成熟，头脑越来越冷静，为人处世自然也变得圆滑老练起来。尤其是他复出之后的慎言慎行，更可见其个人修养的提升。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仅要应付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以及官场上的斗争，更要全力对付太平军。如果不够冷静，等待他的恐怕就是兔死狗烹的悲剧。
在用兵的过程中，曾国藩同样对“静”字功夫深有体会。用兵之时最忌焦躁，曾国藩认为这是败军之兆。曾国藩把关于“静”的一套策略总称为“静字法”。
他认为，“静”字是军队最好的气象。曾国藩下面的名将鲍超性情暴躁，易冲动，曾国藩便告诫鲍超说：“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因为行军太迅速，士气太盛，其中行军阵列必定会有不整齐的地方。他认为“霆军长处甚多，而短处正是少一‘静’字”。经过曾国藩屡次劝诫，鲍超的毛病有很大的改变，因此他的“霆军”成了湘军中的不败之军。
曾国藩同样以“静”劝诫李元度。李元度一介书生，才气过人，却心浮气躁，开始曾国藩并不想让他带兵，不过，想到李元度还有几分谋略，便希望他出来历练一下。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李元度领兵轻出临溪，对此，曾国藩非常不满，批评了他。但是李元度不服，回信辩解。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领兵镇守徽州，轻率地出城接战，结果大败，他也于乱军中逃走。曾国藩气急之下，上章弹劾。
统兵打仗不是儿戏，统兵之人应该有稳慎的品德，兵法要求用兵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其中就包含了不轻易冒险之意。曾国藩自称“用兵失之太呆”，其实指的是不轻易变动、以静制动的作战策略。在用兵时，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观察形势的变化，寻找可胜之机。
咸丰八年十二月（1858年），曾国藩在给王文瑞的一封信中说：“崖角岭一冲太长，进冲甚易，退回甚难。此行兵者所忌也。此时审机度势，但宜稳扎，不宜轻进。”
其中，稳扎稳打便有“以静制动”的意思。在用兵过程中，曾国藩讲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稳”和“静”。他主张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要保持冷静，不轻举妄动，待条件充足，再全力进攻。
常言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无论是在个人修养方面，还是在用兵进取方面，都应该懂得“静”字的重要性。事实上，不管是宁静的心情，还是冷静的头脑，对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很重要的。
古人云：“巧伪不如拙诚。”坚持“拙诚”而甘于守拙，不是消极防守，因为“拙诚”的优势具有后发性，所以守拙的实质是后发制人。要想以“拙诚”胜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地进行量的积累则是“拙诚”的必然要求。这需要有坚忍的态度。
为人处世要坚忍，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也不管面对尘世的浮华或人间的痛苦，都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坚持正信和恪守正道的美德。一个坚忍、能方能圆的人，会永远面带微笑，从容地迎接生命旅程中的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