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拙诚的权术
有的人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就卖弄起来，自作聪明地玩弄权术，这种人常被人讥笑。事实上，真正的权术高手往往从表面上看并不聪明，甚至有些笨拙和傻气。曾国藩就是一个貌似笨拙的人，他常对他人推心置腹。对于曾国藩的这种行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缺乏安全意识。尽管如此，曾国藩也不以为然。
谁曾想到，曾国藩这种貌似傻里傻气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权术的一种，曾国藩将之称为“拙诚”。曾国藩不仅说话时透出一股真诚，还常把“诚”字挂在嘴边，他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李鸿章初入曾国藩的幕府时，曾国藩十分赏识李鸿章的才能，对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这话让李鸿章备受鼓舞，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自视甚高的李鸿章便在曾国藩的幕府待了下来。
后来，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真传，也成为一代巨擘，并常把“诚”字挂在嘴边，他说：“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
曾国藩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如李鸿章、郭嵩焘等，可谓“取天下之才而用之”。他又以自己“拙诚”聚集了如塔齐布、毕金科、鲍超等猛将，同时，以自己的“拙诚”鼓舞湘军士气，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此可谓“取天下之力而用之”。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却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权术。
事实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其中“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的认识，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
对于这一方面，曾国藩善于运用权变之道，以功利动之。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
无论是拙诚还是权变，都是曾国藩的办事手段，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
对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曾国藩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满人塔齐布，因为其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与之反目。
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曾国藩甚至会运用到对待家人上。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这段话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
晚年，曾国藩对于“拙诚”的权术也有反思。同治元年十二月（1862年），曾国藩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这话说的够真诚，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此话也是“拙诚”之权术。总的来说，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变。
为人处世应该懂得拙诚之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把精明挂在脸上并不一定是好事。做人还是朴拙一点，“傻”一点好，这样会使人感到踏实。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大智若愚，学为糊涂
一谈到“难得糊涂”，人们常会想到郑板桥。事实上，不止郑板桥赞赏“糊涂”，曾国藩也很赞赏“糊涂”。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无论是“难得糊涂”，还是“学为糊涂”，都不是天生的糊涂，而是性存忠厚者大智若愚式的糊涂。大智若愚当然“难得”；聪明人要装出糊涂样，而且要装得“煞有介事”，当然要“学为”。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的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他们早年由于不懂得糊涂的艺术曾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
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对此评论说：“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其意在假装糊涂，目的是求福。由此可见，曾国藩到了那时已经开始明白糊涂的妙处了。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也有所表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
在生活中，常有些人喜欢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其实，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很多时候，伴随智慧而来的不是聪明，而是愚蠢。有道是“大智若愚”，真正聪明的人，外表往往是愚笨的，相反，那些外表聪明的人其实是最不聪明的。
大智若愚是一种故作糊涂的智慧。“大智若愚”是“若愚”，并不是真的愚笨，好像愚蠢的人，其实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而且也只有大智者才能做到“若愚”。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让别人以为他“笨拙”、“愚蠢”的方法来完成在“智慧”、“巧妙”的情况下不容易办成的事情。
有这样一句名言：“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让他们知道。”外露的聪明远不如深藏的智慧更有实际意义。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说，最巧妙的就像笨拙的样子，最有辩才的就像口讷的样子。不争，别人愿意与你相亲相近；不辩，别人也就找不到你的破绽。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非凡智慧。
人若精明，确实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在交往中，人们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能使人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可以被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所以，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好。
在升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后，曾国藩为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糊涂观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拘泥于官场的习气，而能够融入其中，糊糊涂涂处世。
总之，为人处世，当糊涂时且糊涂。大智若愚，才是精明的处世之道。
竭力支撑，“挺”字精神
人类所犯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就是常常忘记自己的目标。许多人失败不是因为自己的条件和实力不如别人，而是被前进道路上的迷雾遮住眼睛，不能忍耐一下，因此顶不住压力，熬不过难关。其实，只要他们往前跨一步，就会豁然开朗。
曾国藩是提倡坚持与忍耐的，他有十八字诀，其中有一个就是“挺”字。“挺”既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又有坚韧不拔的意思。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曾多次教导他。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的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这年六月，曾国藩写信说：“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军律不可骚扰；二曰奏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妙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有人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没有风雨也就不会有彩虹。前行的路必然不会一路平坦，只要方向正确，奋力地坚持下去，面对困难、挫折与压力能够挺下去，总是能够创造不一般的业绩。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既要能忍又要能挺，唯有如此，方能成就大业。曾国藩正是凭着这股信念和坚忍的毅力一路走来，从穷山僻壤的乡村走入京城，从翰林院学士做到了三军统帅的钦差大臣和太子太保，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受万人景仰和爱戴。综观曾国藩的奋斗史和发家史，他曾几次兵败想自杀，亦曾跑回湘潭老家再不愿出来，但最终仍凭着自己的信念坚强地挺了过来，并不懈奋斗，取得最后胜利，成就了载入史册的霸业，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话。
对于“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
并不是说有大志的人就一定能实现大志。在奋斗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所以一个想要获得成功的人，必须要善于忍受，只有能够忍耐失败的痛苦，忍耐遭受挫折之后的消沉，才能摆脱遭受挫折后的困顿，最终为获得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是要经历很多磨难的，在风雨中历练过的人生才是值得回味和骄傲的，没有超越的人生并不完整。不求名垂史册，但求实现自我，在困难中寻求价值的所在，不惧怕困难，也要耐得住寂寞和不公，在遭遇不公时，要忍住、挺住，等待机会的到来。
屡败屡战，坚忍锻造胜利
曾国藩之坚忍，官场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其之坚忍。
曾国藩认为：“小忍小成，大忍大成，富者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义笃，朋友能忍情长，夫妇能忍和睦。”从这番理论可见，曾国藩把“忍”看得有多么重要。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凌晨（185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大军，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战。
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曾国藩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旗插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喝道：“过旗者斩！”
然而，湘军初战受挫，又遭遇伏兵，一片大乱，根本没有人理会军令。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曾国藩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仓皇往长沙逃去。
自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曾国藩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然再次落败，而且败得如此之快。
曾国藩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在长沙练兵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想到这些，想到人们的冷眼，曾国藩心一横，觉得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取其辱。于是曾国藩趁卫兵不备，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
跳水的曾国藩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众人闻讯赶来，救起曾国藩。好在并未呛水，曾国藩寻死未成。大家一路劝解，之后狼狈逃回长沙。
曾国藩再次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间满城风雨。有人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有人落井下石，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官场上，蜚短流长；社会上，闲言碎语。
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向皇上交代。
曾国藩看着幕僚草拟的奏折，上面如实地写下了岳州等地连吃败仗的情况，当看到奏折中“屡战屡败”一句时，曾国藩心中一痛。
“屡战屡败”？难道自己真的这般无能吗？
曾国藩想了想，便拿过笔来，毅然将“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的态度非常满意，令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一个“不怕败”、“败不馁”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在玩弄“文字游戏”，其实，这是一种精神，是坚忍品质的表现。
后来，曾国藩率领湘军进军湖北，发誓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嘱咐家人为他备办棺材，不获全胜，绝不生还。由于士气高涨，指挥得当，曾国藩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给朝廷上奏时，幕僚便将“备棺在家”的事写进了奏折。
曾国藩见后，斟酌一番，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悦，对曾国藩的忠心、决心大加赞赏。
无论是“屡败屡战”，还是“带棺出征”，都表现出了曾国藩的一种决心、一种毅力。正是他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挽救了行将灭亡的满清朝廷。由此可见，坚忍不仅是一种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谋略。
曾国藩曾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有坚忍之心：“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能忍难忍之事，是为大丈夫。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可谓“百忍道的集大成者”，正因为有坚忍，才让他屡败屡战，最终赢得胜利。尽管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所致，其中的羞愤也足以让他以死相辞，但是，就此死去也于事无补。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也有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而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能够忍受失败与屈辱，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罢了。
适时韬晦，全身而退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征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可谓功成名就。但是，曾国藩并未因此洋洋得意。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并且更加谨慎。因为他想起历史上很多“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没有多少心思去欣赏自己的成绩，也无暇去享受名利，而是居安思危。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让弟弟仔细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
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
左宗棠等人曾据此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考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数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
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不再追究。
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但是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为人鲁莽，且有较重的功利之心，因此，他上折子为九弟曾国荃请缺。
尽管如此，清廷依然对曾国藩不放心，因为曾国藩手上还有湘军。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其军权属于朝廷。而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这样一支军队，除了曾国藩能够全权调动之外，其他人无法调动，连清政府也无法调动湘军。
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不仅放权让曾国藩自行练兵，还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管制。自清朝建立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职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清朝建立以来汉人官僚中获得权力最大的人。
拥有如此大的权势，怎能让朝廷安心？因此，清廷上下，尤其是满族官员，对于曾国藩之显赫权力都担心不已。
曾国藩是个聪明人，他对此了然于心。因为他拥有朝廷调动不了的一支强大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而且他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于是，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
这份奏折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国藩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忠于清廷的卫士。
在奏折中，他请求遣散湘军，但是对于个人的去留问题却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之疑；如果明确请求解职回归故里，就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会让许多湘军将领产生这样的印象：领导招致清廷猜忌。
对于这些，曾国藩考虑得十分周到。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
结果，曾国藩不仅免除了“兔死狗烹”之祸，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同时还保住了自己的官职与前途。这就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高明，功高势大，适时韬晦。
不可过分仰仗他人
在患难之际，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全仰仗别人，后果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在危难之际仰仗别人。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自救”，加强自身建设。当时，缺乏一位得力的水师统领，几位营官都是平平之才，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没有领过兵的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打仗。在信函中，曾国藩写道：“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此后，曾国藩又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在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方面的情况，这对加紧训练士兵起了很大作用。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一直在坚持，一直等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曾国藩看到太平军撤出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南京密探发来的消息，了解到南京内讧的情况。
就这样，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躲过了灾难。
曾国藩的自救过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二是在困难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主动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立誓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
同治元年五月（1866年），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带着心腹大将李臣典、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
只见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曾国荃心想，自己只有两万人马，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妄想。
因此，曾国荃不敢轻举妄动。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斗的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正准备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回家奔丧去了。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本要带兵南下，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不料却遇到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却拒绝合军天京之约。尽管曾国藩再三恳请，多隆阿也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于是多隆阿率部队入陕镇压。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然而，官文没有去追回多隆阿，而是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
经过此事之后，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于是，曾国藩立刻给曾国荃写信说：“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不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至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所以要谨记：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孔子不谈“怪、力、乱、神”，而把目光聚焦在社会生活上。王守仁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这些思想，就是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精神的体现。
务实排斥虚妄，拒绝空想，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务实精神作为传统美德，仍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熠熠生辉。做人要务实，做事时应该谦恭、大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