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真才实学
谈起曾国藩一生的治学，就必定离不开修身与功业，总的来说，曾国藩的思想还是经世致用的。治学是为了实践、运用，因此，曾国藩欣赏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务实，才能有所成就。
曾国藩虽是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官僚，但早在30岁时便对科举考试有些看法，一进京入翰苑，他就很快发现自己学识浅薄。于是，他毅然从八股文中走出来，从于先辈大家之文，留心时务经济。同时，他开始注意结交有真才实学的朋友。
关于务实，曾国藩很有体会，他曾详告在家的诸弟，希望诸弟不要役于考卷解答小题之中，并沉痛地指出：科举误人终身多矣。他一贯认为，考试能够选拔出人才，但考中的不一定都是人才，落选的也不一定都是庸才。
薛福成就是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当时曾国藩看过薛福成所写的一份条陈之后，便让薛福成来见他。
曾国藩一见到薛福成，并没有说明其条陈所述的好坏，而是微笑地说：“今科乡试，士子如云，大家都抓紧这几天难得的机会，按题做好时艺策论，力求精益求精，锦上添花，以便得个功名富贵。你为什么放开正事不去用心，浪费心思写条陈，不觉得得不偿失吗？”
薛福成正了正衣服，说：“回大人话，晚生一向不乐举业，此番应考亦不过慰老母之心罢了。晚生想这读书识字，其目的在于求取治国治民的大学问，所以思考的应在民生国计。晚生写这篇条陈是想给大人治理两江提供一些参考。”
曾国藩呵呵一笑，道：“你倒是有心了，我看过你的条陈了，你所献治理江南八条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足见你平时留心民疾，长于思考。你以一生员的身份，能将两江整治纳于自己的功课之中，看来这圣贤书已经初步读懂了。”
随后，曾国藩让薛福成说起对屯政、海防两策的意见。薛福成一一对答，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而且多数建议都利于施行，而对于自己不了解之处绝不妄言。
曾国藩听过之后非常高兴，便问：“我问你，你既然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为什么不直接来见我，而要在号房里写这样的条陈呢？”
薛福成说：“大人，我这次应试而来，无论试前试后拜谒，都有疏通关节的嫌疑。晚生不想利用这关系，而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获得信任。”
“好！”曾国藩轻轻点头。随后，他便把薛福成留在自己的幕府做事。后来，薛福成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成为晚清有名的外交大臣。
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众多，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之人，个个都有真才实学。容闳是被曾国藩求才的诚意打动留下来负责洋务的，他对曾国藩的幕府很有感触，在《西学东渐记》中他写道：“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人才汇聚。统率全局之才有左宗棠、李鸿章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者有彭玉麟、杨岳斌等；熟知国际情况，善于操办外贸事务者有日昌、容闳等；善于筹集粮饷与理财者如李瀚章、郭嵩焘等；才思敏捷，善属文答对者有赵烈文、薛福成等；深悉工程与技术者有李善兰、华蘅芳等。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府。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人才的重视，对于真才实学的推崇。要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曾国藩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但都要经过严格面试。曾国藩做事用人主张量才为用，没有真材实料、不务实之人是坚决不用的。
虚心谦和得人心
曾国藩家书云：“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无论是治学，还是处世，曾国藩都认为应该虚心。曾国藩表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由于有这种虚心的态度，他的功业文章才得以大成。
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很少有如曾国藩一般谦虚的，他们恃才傲物，藐视他人，“人人自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为抱荆山之玉”，实际上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古代文人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曾国藩也感慨“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认为，没有虚怀若谷的思想，读书只能算“无识”。因此，曾国藩十分注重经世致用，致力于学问的实用，这其中自然就少了文人的清高，多了一分谦虚。
谦恭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虚怀若谷能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心地狭窄则容易使人际关系紧张。在待人接物中不斤斤计较，在处理事情时不耿耿于怀，这样谦和处世的人最能受到他人的欢迎，得到别人的支持。
古之成大业者，无不是谦逊处世、虚心待人之人。谦逊的人懂得积蓄力量，因此，在他们的周围总是聚集着许多朋友，而他们往往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因为谦逊能够避免给别人造成太张扬的印象，使人们乐意接受。谦逊可以使人通往成功和赢得人们的尊重。
曾国藩把这种谦和的态度用在求才用人上。他体悟到“欲夺其心，理当卑身虚心，诚信待人”，同时，他无时无刻不自我警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正因为这种待人之道，让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从而成就了他的盖世功绩。
谦恭处下，大度包容，不仅是结交招揽之道，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得人心的要诀之一就是练好“谦”功，培养自己谦虚的品格。周公身居高位，却从来不会自矜地位高而高调为人。他唯恐失去天下贤人，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出去；吃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周朝因此变得兴盛。对于周公的事迹，曹操以诗为赞：“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以此来表明自己谦恭、诚挚之心。对这些典故，曾国藩不仅熟知，而且恭而学之。
一个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人应该虚心请教，并且拥有谦和的态度。有道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知道谦虚的人必定会遭人嫉恨，甚至招致灾祸。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中导致灾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无论身份高低、功劳大小，都不能骄傲，而应该学会谦虚，这样才能安然处世。
一般来说，官宦之家，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间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气势，久而久之，有意无意就会透露出一股傲气。
曾国藩为官多年，功绩显赫，权势如日中天，但始终谦虚待人，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没有半点傲慢的态度。因此，曾国藩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有一次，曾国藩与幕僚们煮酒论英雄，他问道：“我与李鸿章、彭玉麟相比，孰高孰低？”众多幕僚都说，曾国藩才德更高。曾国藩听后叹了口气，谦虚地说道：“李鸿章和彭玉麟都是当今的英才，我自知不及两位。我生平稍值得赞许的就是不爱听奉承话，还有那么点自知之明。”
一个身居高位者竟如此谦虚，实在令人敬佩。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看后十分赞赏。他觉得，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越来越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的劝告，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
同时，曾国藩也劝诫兄弟保持谦虚的态度，不可骄傲。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言辞恳切地规劝曾国荃道：“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外边的逆耳之言，你也要仔细回味思考。”
自古以来，世人对于虚心之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古语有云：“满招损，谦受益。”《老子》亦言：“江海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但是，做人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并不是过于贬低自己，相反，过分的谦虚就等于骄傲。为人处世并不能一味地谦逊，如果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谦逊自毁功绩，这就不必要了。真正谦逊之人能正视自己的功绩，只不过他们不会常把功绩挂在嘴边，而是放在心上。
躬身亲历，知行合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一个重要命题。作为经世之学，儒学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语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这种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国藩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主张“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认为，事事都应该“力行”，办事“宜就所当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
对那种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曾国藩是鄙视的。曾国藩指出读书人的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对于那些不能务实的读书人，曾国藩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其分析可谓透彻之极。
针对那些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读书人，曾国藩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曾国藩处世之所以成功，与他主张做事必须躬亲大有关联。
曾国藩所交多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何桂珍这一班兄弟，还是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躬身力行，首先就要自己做得正。因此，曾国藩不仅倡导躬身力行，而且还从自己开始，虚心实做。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他总是亲手制定章程，亲自圈点文书。回任两江总督时，他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公务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之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他没有不默默记在心里的。奏牍、书信、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
为了更好地实践“躬身力行”，曾国藩创立了“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1）身到。即表示要亲身历事，不能只是纸上工夫。以做官为例，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则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他认为，当官要亲身历事才踏实。
（2）心到。即表示为人处世要用心揣摩、思考，力求透彻的理解。无论对人还是对事，认识都应该不断深入，不能只看表面，如果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无法真正认识事物或了解他人。
（3）眼到。即表示要认真看，无论是看人还是看公文，都要认真。曾国藩看人眼光独到，一眼就能看出人的长处和缺点，这是“眼到”之功。眼“力”不同，看到的也不一样。
（4）手到。即表示要勤写。无论是治学修身，还是为人处世，都应该勤写勤记。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的日记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这其中的勤奋之功自不必说。
（5）口到。即表示对下属，除了用公函、书信提醒他们，还要时时用语言告诫他们。尤其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明示，而不口头上鼓励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细看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其实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躬身实践。看上去觉得不是难事，但没有决心、做事不踏实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躬身力行的过程中，曾国藩特别注意从具体的小事“实用其力”，他说：“近年军中闻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在他的《克勤小物》里，曾国藩也提倡躬行小事的观点：“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克勤小物，讲的就是凡事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曾国藩认为，为人、为政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另外，曾国藩注重用实践检验理论，从而改正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他认为，如果只知读死书，那就会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生活与现实，以至于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实践，他不仅摒弃了当时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还拓展了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拘于唯法儒道，只要有利于为人处世，修身治国平天下，都取而用之，当真是“知一句便行一句”。
埋头苦干，勤劳务实
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许多人一心想出人头地，然而他们只会投机摘挑，而不去埋头耕耘。等到有一天，忽然看见起步比自己晚、能力比自己差的人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收获时，才感觉到自己在这片天地中还是一无所有。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积少成多的道理。
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相反，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天生不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从小曾国藩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可以说勤奋就是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
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期间，他每天仍腾出时间来读书写字。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又把勤劳的作风带到了军中。在招募兵士时，曾国藩把踏实肯干作为选择标准。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是首先被淘汰的对象。在考察将领时，曾国藩也要看其是否勤劳。对于军务，曾国藩认为：“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虽然他是一个文人，但是身处军营，他照样以身作则，以勤为本。曾国藩每天都早起，并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
曾国藩办事勤奋是出了名的。同治八年初，他任直隶总督。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然而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
曾国藩一上任，立刻就开始整顿吏治，连续罢免了十几名性情疏懒、不理讼狱的官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新。
一个人想成功，固然要靠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埋头苦干、勤劳努力。常言道：“唯有埋头，才能出头。”有的人失败，并不是因为上天没有给他理想或志愿，而是因为他一心只等待大丰收，却没有一点一滴地去耕耘。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有多少付出，就会得到多少回报。无论在什么岗位，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有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迈向人生的顶点，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理。如果基础不牢，即便登上高位，获得了大利益，往往也保不住。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的功业得来非常不容易，几乎没有任何侥幸之处，完全是凭借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打拼建立起来的。在官场上，他曾遭到朝廷的“雪藏”；在战场上，他曾屡战屡败。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持着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步走向胜利。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只有四平八稳地迈步，才能走得更远。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虽然读了书、做了官，却仍保持了其质朴踏实的“乡下人”本色。在日常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中，曾国藩反对投机取巧，推崇质朴、踏实、勤劳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修身养性，秉承大志，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办事。无论是在军营领军作战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不敢有任何怠慢，可见其稳重、务实的品性。
为人处世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最终的目标绝不是转眼之间就可以达到的，空望遥远的目标怒吼、感叹、着急、许愿都没有用，只有从基本做起，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才能慢慢地接近、达到最终的目标。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用大脑来走路，用脚板来思索。”因此，一个人应该放下姿态，埋下头来，踏实苦干，勤奋务实，这样才能行得稳、走得远。
身居高位不狂妄
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狂妄之人。尽管人们都知道“满招损，谦受益”，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还是会在有意无意中口出狂言，脸现狂态，甚至做出狂妄之举。尤其是一些狂妄之徒，不知天高地厚，自命清高。古往今来，大凡狂妄者其结局一般都是悲哀的。
作为理学名家并熟读儒家经典的曾国藩，对于狂妄之举甚是反感。在曾国藩的《挺经·中篇》中有“居官四败”的论述，其中一败就是“傲慢狂妄，胆大妄为”。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为官哲学之一就是戒骄戒躁。
王闿运年轻时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研究，但他的目的在于实现所谓的“帝王之学”。他研究治理国家的权术，即所谓的纵横之术，他向来以霸才自居，想用他的纵横之术、帝王之学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然而，该辅助谁呢？在王闿运看来，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
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作战，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自此，王闿运就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联系。
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王闿运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咸丰五年冬，王闿运到武昌曾国藩驻地探望时，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
曾国藩听了，把王闿运看做是狂放不羁的人。虽然诗歌唱酬，依然有礼，但是对于他提出的一些意见，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很少采纳。比如，咸丰六年初，王闿运提出的关于“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的意见，曾国藩就没有接受。事实上，这条意见可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
因此，王闿运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的身份与曾国藩论交，从来就没有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咸丰十年（1860年），王闿运再次到曾国藩府里拜望，仍然放言而谈，其中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听着王闿运的话语，安然坐在桌边，低着头，若无其事地以手蘸茶水在桌面上画着。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仔细看，桌面上竟写着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
后来，曾国藩北上“剿捻”时，王闿运又来了。因为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然而，这一次王闿运没有直接说那些狂悖之语，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听了本来频频点头，之后转念一想，听出了弦外之意：原来王闿运的意思是让他做曹操！
这一次，曾国藩故作不解。王闿运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自此，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认为曾国藩已经“变节为巽顺”，“避事”不敢担当了。
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历史事件后才对曾国藩有了新的看法。后来，有人拿着曾国藩所写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求王闿运写跋语，王闿运很惊讶地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
感慨颇深的王闿运沉思片刻，当即另书一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对求跋语之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至此，这个狂妄的人才明白曾国藩洞明世事。
曾国藩的一生是恭谦的一生，他恪尽职守，忠君之事，无愧于“中兴之臣”的称号。在曾国藩看来，为人狂妄是惹祸之端，更是品行身修败亡之始。他戒狂妄，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
为人处世不可狂妄。没有本事就不要狂妄，有了本事也不能狂妄。无论是狂妄之行，还是狂言乱语，都应该杜绝。
狂妄的人往往眼高过顶，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样的人常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傲慢无礼的感觉。如果过于狂妄，不懂得收敛，必定会招致他人的嫉恨，受到打击，甚至会招来横祸。而谦恭不狂者则能避免祸患，同时还能得到别人的赞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关系网络。
虚心纳谏，听取意见
在为人处事时，必须虚心纳谏，尤其是在决断之前，更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曾国藩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与其乐于纳谏是分不开的。早在京城为官时期，他便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广交益友、诤友，就是希望他们随时批评指正自己。
曾国藩十分佩服乾隆时期的大臣孙嘉淦。这个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在雍正时期，皇帝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绝大多数臣子心有所感，却不敢进谏，而孙嘉淦敢于上疏，要雍正“亲骨肉”，那时，连雍正也说：“朕也不得不服其胆。”
曾国藩十分推崇孙嘉淦的一道著名奏疏——《三习一弊疏》，这是清代谏皇帝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曾国藩在京师学习书法时，常以《三习一弊疏》为临摹的范文，甚至将这几千字的文章背下来。这虽然是写给皇上的，但他却将之当成戒己的箴言。他努力克服了三习一弊，开阔自己的心胸，虚怀纳谏。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正因为曾国藩胸怀博大、善于纳谏，使他的身边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正因为他乐于纳谏，才有了后来的不世功业。
郭嵩焘是曾国藩征战沙场初期的重要助手，他先劝曾国藩出山，后又建议曾国藩创立水师，为汉族官僚的崛起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郭嵩焘看问题十分敏锐。当时太平军水师强大，控制了长江水面，曾国藩操练的湘军只能陆战，对付太平军水师则唯有望江兴叹。郭嵩焘感到欲与太平军争雄必先建水师，夺回舟楫之利。他先向江忠源提出这个建议，江忠源把郭嵩焘的建议告诉了曾国藩，并希望曾国藩玉成此事。
曾国藩仔细思考一番后，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刻就开始筹建湘军水师。曾国藩先物色了彭玉麟、杨载福二人为大将，在衡阳大造战船、召兵，且不惜重金从广东购回大批洋炮，把它们安装在战船上，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咸丰四年初（1854年），湘军水师初具规模，有大小船只361号，装备大小炮470门。水师的创立是曾国藩的得意之笔。湘军水师建成后迅速壮大，不久之后，太平军水师就从长江上销声匿迹了。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大裁军，但水师反而加强，称为“长江水师”。
如果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肯接受正确的建议，曾国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移兵驻守衡阳，听说有个叫陈士杰的人熟知用兵之道，便亲笔写了一封书函，将陈士杰请了来。这个陈士杰只是个贡生，做个七品小京官。不过，他确实有才能，而且敢于谏言。
咸丰四年三月初（1854年），湘军王鑫部不遵从曾国藩的号令，导致王鑫与其所部约有一千人马被困于岳阳。
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后，既愤怒又郁闷。属下们看到曾国藩阴沉的脸色，都不敢进言，就在这个时候，只有陈士杰一人进言：“现在岳阳城内粮草都断绝了，挨到明天兵士就会溃败，应该立刻出兵援救他们。”
曾国藩正在气头上，听了陈士杰的话，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但并没有作声。陈士杰见曾国藩半晌不说话，只好退了出去。在门外徘徊一会儿，陈士杰自言自语道：“我为千人请命，何必计较小小的礼数呢？”
想到这里，陈士杰再次进帐，对曾国藩说：“应该速派兵援救王鑫所部。”只见陈士杰神色淡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本来曾国藩不满于王鑫不听号令、独树一帜的行为，一怒之下，真不想去援救王鑫。但是，他也深恨绿营兵“败不相救”的恶习。听了陈士杰的话，曾国藩决定还是去救援，便说：“怎么救？刚刚派人去侦察，岳阳城中已经没有人，城外却有燎火。”
陈士杰便立刻召来那两名侦查人员对质，愤怒地说：“你们两人害怕贼寇，不敢前往援救，如果城里有人出来，就要你们的命。”两人一听，大惊失色，不得不承认说了谎。
得到了确切的军情消息，曾国藩便问陈士杰援救的计策。陈士杰见曾国藩接受了自己的援救建议，便说：“我们不能直接攻击敌人，但敌人没有战船，我军可以派水师沿岸开炮作声援。”
曾国藩想了想，点点头，采纳了陈士杰的进言。由于有了外部的声援，王鑫的部队得以逃出岳阳，生还九百余人。后来，被救的王鑫在浙江、新疆战役中曾多次立大功。
陈士杰的进言对曾国藩大有助益，尤其是后来的湘潭大捷，也有陈士杰不少功劳在其中。
善纳人言，博采众长，才能够看得更清、更远，才能把事情思虑得更周详，做得更完美。
在安徽祁门时，曾国藩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
到了晚上，曾国藩便将信箱中的意见条陈取出来审视，可行的便采纳施行，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曾国藩胸怀广大，心平气和，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也没有一句话予以辩驳，唯恐驳斥别人之后使人害怕，以至于不敢再提意见。门生李鸿章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的老师，说他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然而曾国藩并不责怪李鸿章无礼，相反，他欣然表示同意。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切不可存有自以为是的思想。毕竟天底下我们了解不深、不能预料的东西太多，因此，应该努力提拔人才、结交朋友，多听取、采用好的意见。
真诚给人以温馨的感受，虽然它不是智慧，但它却常常放射出智慧般的光芒。有许多凭智慧得不到的东西，靠真诚却能得到。真诚待人，就要学会关心他人，唯有真诚才能缔造长久的友谊。真诚也是朋友间相处的第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