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关乎一生成败
曾国藩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认为，选择朋友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从曾国藩的一生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成功离不开广交朋友的处世经。无论是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结交那些德才兼备的朋友。
当曾国藩进入京师之后，眼光就变得现实而且高远。在京都，他结识了很多师友。这个时候，他认为以前的衡阳同门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因此，他劝说弟弟们不要与这些人交往过密，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朋友选择之严苛。他所交的益友多数都是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
咸丰二年六月（1852年），曾国藩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都是关于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消息。在这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原因又有他特殊背景的原因。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曾国藩被任命，主要是依靠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帝举荐。
唐鉴乃理学大家，名震江南。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咸丰帝召他入京，垂问军国大事。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能成大事。
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令曾国藩难以决断去从。这时，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他出山组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
江忠源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便多次来信表示坚决支持。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同时，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巡抚张亮基赶赴长沙抵抗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是张亮基的幕僚，他向张亮基推荐曾国藩，并请曾国藩出山镇压太平军。张亮基听从左宗棠之言，上奏请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领兵镇压太平军，并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因为他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此时出山有违离职守制大礼。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果要投身战场，就须有打仗的真本事。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了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将要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但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析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他。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见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寿昌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他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期间出山办团练。随后，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这样既上应皇命，又下应父命，名正言顺。于是，曾国藩出山了，从此走上了“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与他成就一生的功业关系极大，在进退两难之际，靠着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朋友之重要。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互相鼓励，共患难，能成为事业的基石。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结交患难与共之友
什么样的朋友最值得结交？毋庸置疑，肯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多注重人的品格，比如大方、乐于助人、容易相处等，对于可以与朋友祸福与共的人，大多数人都乐于与之交往。有志于成大事的人，对于患难与共的朋友更是渴求万分。
曾国藩同样渴望结交患难与共的朋友，事实上，他也有这样的朋友。
咸丰三年（1853年），李元度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冬（1854年），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可以说，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
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狼狈地从江西返回原籍期间，在给李元度寄去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李元度的万分感激：“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护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因此，李元度一度被曾国藩视为铁杆心腹、亲密好友。
不料其后，曾国藩因事两次参劾李元度，李元度一怒之下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致使二人友谊破裂。
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后，曾国藩还会不由得伤感。为了挽回情谊，曾国藩向李元度致以悔歉。李元度虽然心有怨气，但看到曾国藩如此真诚，所有恩怨也就一笑泯之了。事实上，曾国藩去世前的几年里，两人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互相关怀。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元度写信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与李元度联姻，让孙子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秦晋之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12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云：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诗中一句“前期我负公”表达了深挚的歉意，也表明李元度对自己当初行为的深刻反省。
人在失意时，即便朋友无法帮忙，若能与朋友在一起，内心也会涌现出愉快的感觉。在患难中正是人感情最脆弱，且需要支持的时候，此时应该做到与朋友共患难，这样才能获得对方更浓厚的友情。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能祸福相依、荣辱与共的朋友，尤其是在功利社会中，能够共祸福的人更是为人所喜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交的朋友既可以在自己富贵之时同席举杯，相互帮助，也可以在患难中相偎相依。即便是如曾国藩一般的强者也不例外，对于共患难的朋友总是另眼相待。
咸丰三年（1853年），礼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筹建湘军，彭玉麟前往投效，分统水师左营。咸丰五年初（1855年），江西湖口之战中，曾国藩率湘军水师进入鄱阳湖，结果被分隔于内湖、外江，水师大船连遭焚毁。曾国藩遭逢大败，之后只好困守南昌，几乎无人去救。咸丰六年一月（1856年），彭玉麟徒步七百余里，只身奔赴南昌，帮助曾国藩。曾国藩让他整顿内湖水师，统带八营。次年与太平军再战于湖口，终于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并攻占湖口及对岸的梅家洲，湘军水师方才得以复振。彭玉麟不仅是杰出的人才，更是一位共患难的朋友，因此，曾国藩对他礼遇有加，将之与李元度并称。
交友应交患难与共的朋友，然而，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人：有福可以同享，有难却不能同当。当昔日的朋友失意、落难时，不是近之、帮之，而是躲之、远之，这样的人必定不可交。正因为如此，患难与共之友就更显珍贵了。
大力结交有志之士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这样的朋友。在交友上，曾国藩主张结交有志之士。正所谓“志同道合”，朋友之间，无论品德上，还是事业上，总是会互相影响。如果对方并非有志之士，曾国藩便不愿与之交往。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正因此，他结交的朋友也要有志才行。
在长沙求学期间，曾国藩与郭嵩焘、刘蓉深交。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郭嵩焘、刘蓉二人都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任京官时，曾国藩同样不忘广交朋友。在郭嵩焘的引见下，曾国藩结识了江忠源。彼此交谈后，江忠源离去。当时，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江忠源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曾国藩的臂膀，官至巡抚。最终江忠源兵败自杀，诚如曾国藩之断言。
罗泽南是曾国藩十分敬重的一位人物。他自幼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年轻时，罗泽南连遭不幸，丧母、丧兄，与嫂相伴，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又因为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尽管遭逢沉痛的打击，罗泽南却并未因此消沉，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将罗泽南称为家乡的颜渊。后来，罗泽南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础力量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慕名而与曾国藩结交。他自己也曾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曾国藩交友的标准很明确，“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在礼部复试时，曾国藩因欣赏诗句“花落春仍在”之气概而提拔了俞樾。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尤其文中的那首五言律诗的首句“花落春仍在”让曾国藩叹服不已，他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然而，同僚们纷纷摇头以为不可，他们认为，在仓促之间能够写得这么好绝不可能，必定是把自己的旧作拿来充数的。
曾国藩仍然执著己见，说：“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
这一番话让大家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俞樾游于曾国藩的幕府，二人相交甚笃。俞樾的五百卷皇皇巨著《春在堂全书》，成就了这位大儒的硕硕文名。
同样是考试，曾国藩又发现了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陈士杰参加考试，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后来，陈士杰成为曾国藩的帮手，有人称他为“曾国藩第一幕僚”。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曾国藩结交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人生道路上，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都需要有人帮助。要成大事，就必须团结一批有才干的有志之士，找到共同的目标，才能群策群力，成就伟业。
大度宽和方能服众
为人处世应该宽以待人，以和为贵，即宽和。在人际交往中，宽和的态度就好比润滑剂。有一句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说宰相就一定宽宏大量，而是说为官之人深入名利场应该宽宏大量，官越大胸怀就要越宽广。
曾国藩素有雅量，为人大度，因此，他能够结交到很多朋友。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容而有雅量，应该“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
在曾国藩的治学之路上有一大堆好朋友，比如吴竹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他们一干人或聚会、或书信往来，共同探究学问。
邵蕙西说话较直，有一次，他当面数落曾国藩，说曾国藩有三个缺点：“一是怠慢，结交朋友不长久，不恭敬；二是自以为是，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邵蕙西的话直截了当，直指曾国藩的痛处。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针对邵蕙西指出自己的缺点，曾国藩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畏惧的心情，否则拿什么吸取别人的长处呢？”
尽管邵蕙西直言曾国藩的缺点，但是并没有伤及二人之间的交往。相反，他们二人交往得十分愉快，这与曾国藩的大度是分不开的。对于二人的交往，邵蕙西对曾国藩说：“三国时陈晋说与周瑜交往就像喝美酒，不知不觉地就醉了。我们二人之间也很有点这样的味道。”
在交友方面，曾国藩始终能保持宽容大度之心，从不苛求别人。有一天，曾国藩与吴竹如谈心，曾国藩表示吴竹如就是自己的知己。然而，吴竹如并不领情，而说：“凡是您所有的以期望许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
这几句话说得不愠不火，但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听了，并没有生气，他当即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就如同把神明供奉在自己的内心一样，我有什么道德能承受得起呢？连续好几天的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这实在是玷污竹如。”
曾国藩交友的态度雅量可谓非同凡响。他能够不跟别人计较，不苟求于人，以诚心和宽容对待朋友。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良师益友众多，朋友无处不在。
交友要心胸宽阔，不能小心眼，应该懂得包容别人。
关于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有一个故事：刘长佑拔取贡生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是有名望的阅卷大臣，他知道刘长佑是个人才，希望能够提拔他，便向刘长佑索取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然而刘长佑坚持不给。
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负责合围。刘长佑拟好了计划将要呈给曾国藩时，有人就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
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值得怕的呢！”
曾国藩看到计划后觉得非常合适。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曾国藩待人大度，能够做到不存芥蒂，不小心眼。曾国藩说：“概天下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其意思就是说，待人应该有宽容的态度，对于大的缺点则规劝对方改正，小的缺点则予以包涵。
没有人能做到尽善尽美，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做人与交友能够做到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帮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对于欺骗自己的人，曾国藩也能够以宽和之心处之，大度之心容之。
有一天，一个人来谒见曾国藩。那人衣冠古朴，谈吐不凡，令曾国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当谈及当朝人物时，那人妙语连珠，说：“胡林翼办事精明，别人欺骗不了他；左宗棠执法如山，别人不敢欺骗他；而您虚怀若谷，爱才如命，而又待人以诚，感人以德，能让别人不忍心欺骗您。”
曾国藩听了大为感动，引为知己，把他留在军中视同上宾。没想到不久之后，那个人携着一笔巨款一去不复返。军士发现这件事后，要求带人去追赶。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军士便退了回来，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回答：“现今捻军正猖獗，这个人只不过是为了骗钱，损失钱财以及本人受欺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发兵追捕，逼急了他，恐怕他投身敌军。这个人狡黠有智谋，若是投敌危害就大了。”
从这件事情上，足以看出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曾国藩长于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以“度”容“士”，宽和得众，因而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人才济济于一堂的局面。
谋大事之人应以宽和大度之态交友与处世，这样不但会为自己博得众多的支持和协助，同时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古往今来，成功人士大多都有宽和大度之心，因而其身边才能聚集许多朋友，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为人处世应该有宽和大度之心。
吸纳人才需要真诚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更多人喜欢，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要使他人喜欢自己，首先你要喜欢他人。这种喜欢必须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绝不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最渴望的就是真诚。
在待人处世上，曾国藩是真诚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他便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正因为他用真诚之心待人，所以天下各处的人才大量汇集于曾国藩之幕府。
真诚需要主动。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别人对我好，我才对别人好。这是失败者、普通人的心态。如果要获得更多朋友，成就大业，就要主动去关心、帮助别人，这样才能让别人感受到真诚。显然，在结交朋友、招揽人才方面，曾国藩是主动的。
曾国藩常常对朋友、下属给予关爱与教导。对不在身边的下属，他常以信件、批文的形式，结合实际公务进行指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其中切盼之意、真诚之情让下属们感动。
带兵在外的李榕回忆道：“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李鸿章远在江西，曾国藩同样时常去信问寒问暖。
这些下属即使远离曾国藩，也能体会到曾国藩“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以诚待人的曾国藩不仅赢得了幕僚的敬重与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
在军营里时，曾国藩总要等大家同时吃饭。饭后，大家就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实用的学问、经济之类的话题。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他又最爱讲笑话，大家笑得东倒西歪。而他自己却一点不笑，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李鸿章回忆这些事情，说道：“吾从师多矣，毋若此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对于下属很少限制，并且很尊重下属的独立发展，鼓励他们自主谋求发展空间。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下属都能成为杰出的人物，因而敢于打破传统的樊篱，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人才。
在过去的官场上，被提携者与提携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师生甚至父子。因此，尊重、服从提携者是被提携者的一条基本的做人准则，但这样一来，往往又限制了被提携者的发展。这种关系发展到后来，要么一荣俱荣，要么反目成仇。
在处理这种关系时，曾国藩有着不一般的襟怀，他鼓励下属自立门户。如他让李鸿章独立建淮军，让左宗棠自建楚军，就是最典型的。他致信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言辞中所表达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许，不仅一扫人才为己私用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更体现了曾国藩的胸怀，让人感受到其真诚待人之心。
这样真诚无私的品格以及教导，又有几人不钦佩呢？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非常谦虚，常常虚心向人请教，这同样给人真诚之感。
冯桂芬治西学，算是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而作为旧式知识分子的曾国藩曾向他致意，希望招揽他入幕，而且，许多政务乃至军事问题，曾国藩都向他虚心求教。
后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写成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
真诚是人与人交往时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要求，只要付出真诚，就会得到珍贵的友谊以及别人的支持、赞扬。而那些不能够以诚待人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使事业的发展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成为一种妄想了。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是值得学习的。
善于识人，量才而用
为人处世者，当知人性之复杂，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还需要识人之见。在生活、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的性格和品行都不一样，有些人表面和善，未必就心地纯美，而一些外貌不佳者，也不见得其能力便不济。作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不仅有超人的权谋之术，而且深谙识人之道。
有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到曾国藩帐前效力。不凑巧的是，李鸿章带着三人拜访时，曾国藩不在府中。于是李鸿章便把三个年轻人留下，让他们留在曾国藩府上，等曾国藩回来再作打算。
到了黄昏时分，曾国藩才回到府邸。家人把李鸿章荐人的事情低声禀告了曾国藩，道：“李大人推荐的三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多时了。”
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进了庭院。只见庭院之中站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不停地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第三个年轻人虽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观察了一会儿，那个看云的年轻人一直都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并没有丝毫浮躁之色，而另外两个人时不时地会低声抱怨几句。
看完这一切之后，曾国藩便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与他们交谈之后，曾国藩发现，自己与那个曾不停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谈话最投机。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尤其是那位看云的年轻人，说得很少，言语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不过，他却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
谈完话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后，便立刻吩咐手下给三个人安排职位。
出人意料的是，那个口才绝佳、与曾国藩谈得投机的年轻人并没有被委以重任，曾国藩只让他做了个虚职。那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奇怪的是，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却被派去军前效力。曾国藩甚至再三叮嘱属下要重点培养这个年轻人。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的安排后，心中颇不理解，便向曾国藩请教其中的道理。曾国藩微笑着说：“其实这有什么难理解呢？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第一个年轻人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虽然他与我说话时十分投机，但我知道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不过是投我所好罢了。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以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但论事言谈则少有见解，其遇事必唯唯诺诺，此人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了那么长时间却不焦不躁，就从这份从容淡定中便可见少有的大将风度。更可贵的是，他面对我时并没有投机言语，曲意附和，而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所论之事很有见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敢断言，这个年轻人他日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一声叹息。
曾国藩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叹服。
曾国藩并没有看错，那个看云的年轻人几经征战最终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最后因为战功显赫，还被册封了爵位。他便是扬名中外的台湾首任巡抚、著名将领刘铭传。不过，正如曾国藩所料，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常被小人中伤，最后告病辞官。
仅仅通过一场“面试”，就能透彻地了解三人，甚至断定这些人以后的命运，可见曾国藩识人之术的高明。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做到的呢？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思考，就会得到答案：其实，细节往往最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情和人品，而性情与人品则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发展。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是让人叹服的，事实上，他就好像一个天生的“伯乐”，对于人才有敏锐的鉴别力。从性情刚烈的左宗棠，到善于言辞的李鸿章，以及幕府中的济济人才，可见其识人之广与用人之明。
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拾决。”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
曾国藩不但能识人，还善于用人。他不仅求才，而且懂得量才而用。他曾经说过：“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逮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这一番话表明了人才运用得当才能发挥作用的道理。
人才决定一切，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就在于对人才的运用恰当与否。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向咸丰帝进言：“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在曾国藩的生命里，既离不开识人，更离不开用人。正是由于曾国藩识人之明、用人得当，才成就了其不凡的功业。
扶持他人，以后才能用人
曾国藩深谙人心，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在具体实践中，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来换幕僚之智，军心一统，皆大欢喜。
通过不断的举荐，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人人皆有顶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并为之铺路搭桥，扶持他们。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异彩。
咸丰十一年（1862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九江，大败太平军。消息传出，李鸿章十分兴奋。他高兴倒不是因为湘军取得的胜利，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自己有师生关系。此时的李鸿章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如今自己的老师打了胜仗，如果自己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予以重用，到那时必有前途。
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当他满怀希望赶到九江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接见。
刚开始，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有时间召见自己，谁知他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就请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谁知曾国藩依旧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表明态度。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却对他如此冷落，连陈鼐也不明所以。
陈鼐疑惑地对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字）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笑道：“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的局面还没有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
陈鼐还是没有理解曾国藩的意思，便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想了想，便点了点头。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鸿章终于在咸丰八年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为他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于是，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这一抑一扬，让李鸿章对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后来组建淮军，也建立了一番功业。
在淮军的建立过程中，曾国藩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自古有言：“淮军出于湘军。”事实上，淮军的建立是出于曾国藩的授意。同治元年春节过后，淮军组建了四营官兵。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定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遣将，充入淮军各营。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竭力培养他人，还尽力扶持他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也不会有淮军。
除了培养他人、扶持他人，曾国藩还常常推荐他人。推荐他人，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是比较为难的。一是你是否能判定自己所推荐的人确实是人才，因为一旦你推荐的人在日后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你将脱不了干系；二是能否秉公的问题，因为被推荐者很可能与你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
在举荐人才方面，曾国藩也继承了先贤的优良传统，能做到不因私废公，直抒己见。对左宗棠的举荐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在安庆失守后，当时李秀成集中兵力经营江浙，太平军几乎席卷了浙江全省。李秀成率军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巡抚王有龄自缢。
曾国藩做出决定，让左宗棠节制浙江。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本只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要依赖曾氏集团，又下发明谕，除上述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领瑞昌只是帮办浙江军务。”但是，曾国藩却将节制浙江的大权放了出去，上疏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接着，他向朝廷推荐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深感朝廷对自己“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二来，也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
大公无私地推荐他人，悉心竭虑地培养他人，尽心尽力地扶持他人，要做到其中任何一条都非常不容易，然而，曾国藩都做到了，可见其博大的胸襟与宽容的气度。
《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指对父母回报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悌不是教条，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哪一样都少不了“孝悌”。
在治家过程中，孝悌有具体的体现。一个家庭里的人如果能够以孝悌为本，就能够和睦自处。孝悌为仁爱的根源，而和睦又是从仁爱而起，因此，治家应以孝悌为本，做到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