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孝道。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心中常抱着仁心、孝心，那么，天下任何不正当的行为都不忍心去做，所以，孝是一切行为中应该最先做到的。皇帝治理天下，一般都要标榜孝道，以孝义作为社会基本纲常。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把孝道看得很重。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悌廉耻胜于功名，表现出与其他家庭伦理的不同。
曾国藩非常重视并终身实践“孝”，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孝的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为此，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曾国藩提出了先孝后忠的思想，这体现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道德的改造。
曾国藩对孝的最初印象与其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其父曾麟书就是一个至孝之人。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对曾麟书要求尤为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曾玉屏晚年中风致瘫，卧床不起。曾麟书几年如一日，从早到晚服侍父亲。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之多，曾麟书常常在暗夜里聆听父亲的动静，适时将便器送上。寒冬时节，曾玉屏需要解大便时，曾麟书即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亲手替父亲洗净弄脏了的衣裤。那时，曾麟书本人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
以曾国藩为首，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争着为老人做事，使老人快乐。曾国藩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他以孝为先的家教思想至今仍然给后辈不少启迪。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强调“忠、孝”二字，并且身体力行。他不但为朝廷尽忠，而且时刻惦念父母的衣食住行。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父母大人金福万安……带银三百两，鹿胶二斤半，阿胶二斤，高丽参半斤……托人带回湖南老家，以略尽子之孝。”
曾国藩托人千里迢迢地将这些营养品带回湖南老家孝敬父母，其对老父母关切体贴之心不言而喻。那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真正发达，只不过是个翰林院编修，一个穷京官而已，像鹿胶、阿胶、高丽参等补品非常昂贵，要弄到这些东西并非易事。由此也充分体现了他为人子的一片孝心。
长期在外的曾国藩认准了阿胶是孝敬父母的最佳礼品，后来家书中还数十次出现他为父母寄赠阿胶和日常用品的字句。他曾在家书中写道：“送母亲大人耳帽一件，膏药一千张，服药各种，阿胶二斤，朝珠二挂，笔五支，针底六十个……母亲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面五席，晚饭三席，母亲牙痛之疾，可好否？近来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身居万里之外，还时刻惦记父母的生日、病痛和穿戴等，可见其孝心可加。
咸丰二年底（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逝世了。他一接到这个消息，便立即脱下官服，披麻戴孝，“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以求尽快回家。
到了家中，当日曾国藩便“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并于第二天“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
正当曾国藩“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传来谕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想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于是当时便“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同时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为母守制尽孝三年。
后来，在郭嵩焘搬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情况下，曾国藩才应命出山。出山之前，曾国藩摆酒设宴再次祭奠亡母之灵，他难尽孝道，泪流满面哭求母亲原谅，并禀明自己要为国尽忠，只好选择“墨绖出山”之路。
曾国藩不仅对生身父母尽孝，对乳母同样孝敬有加，很令人钦佩。在其乳母逝世后，曾国藩写了一副挽联：“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此联运用韩信“一饭千金”的典故作铺垫，表达了自己不忘乳母的喂养之恩，同时寄托了对乳母的怀念和哀思之情。
“孝”是最基本的社会准则。可以说，只有先成为一个有孝心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做人应该恪守孝道，学会孝敬父母，对父母、长辈表达爱心、孝心和关心。
孝大于忠
虽然曾国藩继承儒家思想，然而，他的孝道观与传统孝道观还是略有不同。自古以来，当忠孝不能两全时都主张选择忠，而放下孝。曾国藩则主张孝大于忠。
如他反对墨从戎，即在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从戎时，他振振有词，力加阻止。
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提及江忠源善带兵，请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然而赛尚阿已经走了。
皇上接受了赛尚阿的提议，便立刻颁下谕旨。当时江忠源正在家中守制，接到谕旨后便与其弟江忠浚招募了五百乡勇，奔赴到广西，在副都统乌兰泰帐下。
曾国藩听说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朋友严正基，说：“岷樵（江忠源）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
信中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动员友人去劝阻江忠源。随后，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这封信虽然没有说江忠源墨从戎的不是，但其意仍然指责江忠源违背礼制。
不久，他又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
在信中，曾国藩还为江忠源出主意，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从戎，去了也只能效力而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他说：“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因而，曾国藩发出了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曾国藩自己归家守制，还写信给友人刘蓉，说起江忠源的失误：“岷樵去年墨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然而，说过这话没多久，曾国藩就碰上了尴尬局面。
当时曾国藩正在为母亲守孝，可是太平军猖獗，朝廷发出谕旨，命曾国藩出来办团练。这个时候，曾国藩也不得不面对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1854年），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湘军就登上了武昌城。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
咸丰帝看了杨霈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待湘军攻占武昌12天后，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兴奋至极，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但是，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上折，陈述了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理由，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
在同一天，曾国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
对于忠孝难以两全，他不由地感慨道：“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曾国藩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始终都是以孝为大的。
奉先思孝，兄弟和睦
《礼记》上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就是说，凡是做儿子的，在冬天时应设法让父母暖和，在夏天时应让父母清凉，晚上应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应向父母问安。这就是儿子对父母的孝心，也是儿子对父母所需要行的礼。
《尚书》有云：“奉先思孝。”作为人子首先要尽孝，想父母之所想，急父母之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要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国藩常年在外地做官，不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心系父母。他说：“父母上要奉养老人，下要荫护儿孙，在外要为亲族邻里做模范。父母是千金之躯，一定要珍重。我作为儿子，做了侍郎，侍候我的人已有好几个，可是父母还要为家务如此辛劳，做儿子的实在于心不忍。今后万望二老总持大纲，而细微琐事都交给四弟去办。”
仅仅心中有父母还不够，还应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为父母分担的越多，父母越高兴，你自己也会因此感到高兴。
至于“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长幼有序，尊老爱幼。《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孝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关心爱护，体现晚辈对长辈的思虑挂怀，想其所想，急其所急。
曾国藩是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师，频频寄书告知自己的学业、任职与身体健康等情况并问候父母，勿使其挂念自己。这叫做“出必告”。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奉命为江西考官，行至安徽太湖，忽“闻母丧，急急回乡”，时有“古今第一孝子之誉”。
另外，曾国藩与其妻子对于父母、祖父母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不违，而且还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拿给兄弟姐妹们看，也给孩子们看，作为教导的话语。
身为人子，能做到如此，能考虑得这么多，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曾国藩一来自己真心尽孝，二来教育子弟也要尽孝，并以身作则。曾国藩常谓“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诚非普通人所能及。
除了“奉先思孝”之外，治家还要“兄弟和睦”，曾国藩主张爱之以德。有道是：“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当然，兄弟之间难免会有闹矛盾的时候，此时，曾国藩主张从认识自己的错误开始，主动反省自己。
咸丰七年（1857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件事情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以至过了很久他还感到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
后来，曾国藩以此事为例，教育儿子曾纪泽：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自己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晚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做兄弟的，就应该存休戚一体的想法。如果兄弟之间能够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就会变得默契起来，从而消除彼此间的分歧，那么，大家的关系就会更密切，相互之间越处越尊重。
总而言之，治家应奉先思孝，兄弟应和睦相处，家庭才能兴旺。曾国藩说：“孝和友爱是家庭的祥瑞。”只要孝悌友爱，家庭就能够获得吉庆，而不孝悌友爱就会招来灾祸。
恪尽兄长之责
曾国藩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8人。在兄弟5人中，曾国藩居长。对于几个弟弟的生活，曾国藩自有一份责任。曾国藩认为，担起兄长之责就是在尽孝道，因此，他恪尽兄长之责，常常对他们进行教育。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他表示，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有一次，曾国藩接到家书，得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这些道理，曾国藩讲得明白，几个弟弟也听得明白，但生活中实行起来总是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曾国潢懒散，曾国荃浮躁，曾国华受不得挫折，曾国葆缺乏自制。
对此，曾国藩教导诸位弟弟。
第一，要“立志有恒”。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第二，要“专心致志”。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十分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支持弟弟们到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几个弟弟都到京城在曾国藩身边读书，曾国藩除了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还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
不过，曾国藩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先打好基础，立定根本。他要求诸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成了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对几位弟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他曾说：“我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在兄弟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认为：“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曾国藩与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他重视几位弟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他还说：“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曾国藩接到曾国潢的信，看到信里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就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由此可见，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很融洽。
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培养下，几个弟弟都成为有能力、有学识的人物。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和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的地方人物；曾国华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湘军将领。
曾国藩不独对兄弟情谊深挚，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在生活中总不忘接济她们。
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一个优秀的兄长，他不仅担负起了兄长之责，同时，其责任也履行得非常好。
内和外善，治家之道
曾国藩治家的智慧，与他的修身、平天下之道同样出色。在修身方面，曾国藩有“内圣外王”之功，而在治家方面，他又有“内和外善”之法。家庭之“内和”源于仁爱心，家庭之“外善”源于平等心，其实就是“仁”与“礼”。只不过，曾国藩的表述更加明确、具体，对于治家更具指导意义。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曾国藩治家第一条就以和睦为本，而和睦又以仁爱为本。曾国藩很推崇“爱”，因为他是在父亲和祖父的厚爱之下成长起来的。他赴京赶考那年，回来时，向同乡易作梅借了100两银子买回一部《二十三史》，把随身的皮袍冬衣也送进了当铺凑盘缠。
父亲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曾国藩，还帮他还清了欠债。当时在一个普通人家，100两银子需要积攒好几年。这种浓浓的爱，使他懂得“全家扶一人，一人扶全家”的道理。
在曾国藩的“内和”法中所提倡的爱并非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有差别的。对于家庭的爱，首先表现在爱长辈以得欢心为本。曾国藩说：“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晚辈对长辈，应该尽孝尽敬，让长辈开心。而后才是兄弟妻子，应该相亲相爱，相互扶持。
除了相处之外，处理家庭内一切问题也应以爱为出发点，以和为主线，而不可搞智斗、闹官司。在家庭纠纷中，论理论法，常会把家庭矛盾扩大到难以收场的局面。
曾国藩指出，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相互争吵，夫妻之间相互计较，这样的家庭很容易走向衰败。他有一副对联曰：“巧招杀，忮招杀，吝招杀；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其意是说：虚伪、嫉恨、吝啬，招致败亡；孝悌、勤俭、敬恕带来祥和。通过鲜明的对比，表明没有爱意的家庭和有爱意的家庭的两种结果：没有爱意，走向败亡；爱意融融，兴旺发达。
爱，不能姑息，而应“爱之以德”。曾国藩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认为，如果“爱之以姑息”，就是不孝，会导致家庭不和。
“内和”就是“我爱我家”；而“外善”就是“我也爱人家”。曾国藩在“八本”之中提到“处邻以友善为本”，就是“外善”之法。在八字家风中，曾国藩强调一个“宝”字，即也善待亲族邻里。
曾国藩秉承祖父“人待人，无价之宝”的遗训治家，告诫子弟：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家与家息息相关，假如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
故而，对于亲族邻里，“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对待同乡，曾国藩也会尽力帮助。他在家书写道：“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推而广之，就是与人为善了。《孟子》有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之，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孔子在为《易经》作系辞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曾国藩对此奉若至宝，这也是他“外善”法的直接来源。
总而言之，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修身正德于内，以爱为本，以和为法；同时，还必须友善于外，以礼为本，以善为法。这就是曾国藩“内和外善”的治家之道。
严厉训诫，教育家人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人能够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却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自己的家人。事实上，一旦家人出了事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家人百般维护、千般照顾，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脱，绝少有人严厉对待或管教自己的家人。但是，曾国藩却是个例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追求的经典理想，像许多能臣贤相一样，曾国藩也希望实践这一理想。凭着奋斗以及努力遵守儒家道统，他准确地把握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特别是在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把“齐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曾国藩的可贵就在于他的位高权重，却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名声”与“利益”中，他看重的是“名声”，而且将“名声”与“家风”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屡屡告诫、提醒家人，特别是做官的弟辈，要他们不忘家风、珍重名声。
曾国藩的个人修养是十分深厚的，但是其家人中难免有品性修为不够的，对此，若是实在过分的，曾国藩便施以严厉的家教。
曾国藩有个四弟，名叫曾国潢，为人嚣张跋扈，横行乡里，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结社而成的帮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下层群众。当时有很多群众参加哥老会，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不少湘军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
曾国潢在乡间剿杀哥老会十分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也会被他当成哥老会成员捆送县府，残酷杀害。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很难有人生还。
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答应了，良心过不去；不答应，又顶不住他的权势。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有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了一个码头，按惯例要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而曾国潢竟然杀了十六个人，作为祭祀之用。
对于曾国潢在乡间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咸丰七年（1854年），曾国藩回家办理父亲的丧事，听说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便要惩罚他。
一天，趁弟弟曾国潢在床上睡午觉时，曾国藩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
曾国潢从梦中痛醒，看到凶神恶煞的哥哥，抱住受伤的大腿，高声直呼：“残暴啊！残暴啊！痛死我了！”
曾国藩冷冷一笑，道：“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了别人，难道别人就不痛吗？”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曾国潢居乡杀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也好转了许多。
曾国藩的家风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其中不乏严苛的教条，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恐怕就不可能保证曾氏家族以后的荣光了。
曾国藩看重家风，与其说是对曾氏祖风的继承，不如说出于保持曾家名声以及自己晚节的需要。
曾国藩出身贫寒，尽管他的高祖做过官，但是曾祖时家道已式微，他的父亲只中了个秀才，终生以教蒙童糊口。家境贫寒，用度必然俭朴，曾国藩不以为耻，反而珍惜这种家风。他考取功名，得了官职之后，依然不改由贫寒养成的生活作风。
曾国藩不仅本人恪守古圣贤的节俭之道，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家人、子女谨遵“习劳习苦”的家风。有一年冬天，朝廷中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被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儿子女站在露天下饱受饥寒之苦。
曾国藩便以此为反面教材，训导家人说：“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生，赏罚由此而定。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十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正是因为有曾国藩这样有权威的人的严厉约束、悉心教育，才使得偌大的曾府家风不败。
俗话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过分刚直的人都无法立身，而看清形势的人却能步步高升，这就是应变之术。如果你想做一个仁人志士，那么恪守信念、宁死不屈的处世方式未尝不可；如果你想做一个政治家，那么你就必须懂得以变应变的处世方式。做人不妨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做事就必须谨慎应变，否则就可能会被一些权力争斗所殃及。
胡雪岩认为：为人处世必须以“圆世”为原则，这是大智慧与大胸襟的完美结合。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因为懂得“圆世”的哲学，才铸就了辉煌。胡雪岩“圆世”的处世态度是“通”、“活”、“融”三者的归结之和：通即全和变；活是趋向、目标；融是状态，圆满的结局。
做人做事以求“圆和”，所谓的圆即圆融通达，而不是圆滑世故。圆是宽厚豁达的心态，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是和善随缘的人际关系；所谓的和，则为万世以和为贵，大度包容别人的错误，这需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境界。
胡雪岩之所以能在官、商两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就在于他熟知做事的学问，如结交之术、用势之妙、泰然之要、管理之道和谋划之策等。如果你想将来事业发展得一帆风顺，就要将自己打造成为能方能圆的处世高手。
能方能圆的人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下去。方是操守，是立身之本；圆是策略，是处世之道。只有处世能圆，才能以方立世。
圆滑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艺术，只有能方能圆的人才能成为为人处世的大师和生活中的强者。能方能圆的关键就是要清楚什么时候要方什么时候要圆，只有做到方圆得体，趋利避害，才是真正的处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