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安徽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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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亦商亦儒(2)

孩子在村里读到十四五岁,就送往外面的书院里去读,就关在那里闭门读书,不得随便回家,其开销一律祠堂供给。读三年考秀才。考中了再读三年考举人。落选者可复读三年再考一次。若是又没考中,就不要读书了,出去做生意去。但生意做得再大,家里再有钱,死后在祠堂里的牌位,总是排在读了书做了官的族人后面。查济人最自豪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有过花钱捐官之举。

查济“爱日堂”据说建造于明朝天启年间,其屋内有梭形木柱和覆钵式雕花石磉,木柱与石磉间有木櫍垫板,堂厅梁枋间有竹编石灰板壁,均为明朝建筑的典型特点。据说清朝乾隆四十一年,爱日堂一门六人同登皇榜,其堂厅板壁上至今有斑驳中榜“捷报”隐约可辨。据说门厅内侧门额“蓝田钟秀”四字,是当年京师主考官的墨宝;语出“蓝田生玉”成语,喻名门出贤子。

泾县章渡萧村“世进士第”曾一门三进士,分别是明朝正德三年的萧瑞、隆庆五年的萧良干、崇祯初年的萧思似。萧瑞是萧良干的祖父,曾任南京监御史、福建右参议,曾不畏权势弹劾兵部尚书王琼;萧良干是萧思似的父亲,曾任浙江绍兴知府、贵州副使、陕西左布政使,曾抑制当地官宦于征收矿税中的舞弊现象;萧思似曾任江西广信知府,曾公开声援遭迫害的“东林党人”顾宪成。

以前萧村“世进士第”有“师俭堂”及“锁钥声华”堂匾,萧氏“士容公祠”有“大方伯”堂匾,据说目前均收藏于族人手中。“师俭堂”三字是萧瑞本人手书,以此表达他对“望门投止”成语中主持正义的张俭的崇敬之情。“大方伯”三字是时任泾县知事的何大化所书,称萧良干为偏远地区锄强扶弱的英明长官。“锁钥声华”四字是时任泾县知事陈大受所书,称赞萧思似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

据说萧村“世进士第”是萧良干为其母做寿所建,故宏大青石门坊上刻有十三个异体寿字及寿字纹,堂厅青石踢脚坊上刻有“龙凤呈祥”等精美浮雕。

明朝成化年间,泾县中村有蓝山书院,其执教人是著名经师徐旭。据说徐旭当年收了董纲、董杰、徐榜、章狄、萧彦、童官生六名得意门生,除章狄外,其他五人后来都考中了进士。董纲是明朝成化年间进士,曾任云南按察签事;董纲之弟董杰也是明朝成化年间进士,曾任江西巡抚;萧彦是隆庆年间进士,与萧良干同科,曾任兵部右侍郎;徐榜是万历年间进士,曾任浙江布政使;童官生不详[6]。当地传说认为,章狄之所以名落孙山,是因为一次玩耍时,其他五人都跳到水里打水仗,惟独章狄一人待在岸上。当时老经师徐旭看花了眼,看到水中五条蛟龙戏水,岸上一条小蛇发呆。

当地传说又认为,于明朝万历十年考中进士的徐榜,他的殿试成绩应该是第一名,也就是中了状元。因为万历皇帝对徐榜的应试文章爱不释手,插入靴子里带回后宫去看。次日点状元时,因为夜里喝了点酒醉意未消,一时糊涂了,忘了徐榜的文章,结果点了另一个人。后来明白自己搞错了,就手书“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十字赐徐榜。

唤徐榜入朝时,万历皇帝问他为何心不在焉,徐榜讲他正在看午朝门的式样。原来他母亲听人说京师午朝门如何壮观,所以吩咐他看仔细了回家讲给母亲听。于是皇帝又赐徐榜六根云南大理石雕花石柱,叫他回去建一座午朝门,省得记不清楚。

中村西瓜墩从前有一座徐氏宗祠,兼有北方宏大之气势、南方典雅之韵味,当地人就称它午朝门。门前有一对石狮。门楼有六根石柱。门楣两边镶嵌鎏金木雕镂空双龙盘珠。中间挂万字纹回绕的“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金字直匾。可惜祠和匾均于**********时期被毁坏,于今荡然无存。

附带讲一下,董纲的侄儿董银,是弘治年间进士。中村至今有“科甲第”,其门额刻有“壬辰科董纲戊午科董银”文字,门内门外有“双狮滚球”、“凤穿牡丹”、“孔雀开屏”、“龙腾虎跃[7]”砖雕门罩,其喻意鲜明而形象。

泾县最早的诗人进士,应该是唐朝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进士及第,史称“咸通十哲”或“芳林十哲”之一的许棠。及第后不久,时年五十岁的许棠任泾县尉,有“白头新作尉,县在故山中”诗句载《全唐诗》内。

泾县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进士,应该是明朝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进士及第,万历皇帝钦赐“理学名臣”御匾、“青琐侍臣”御坊的查铎。与许棠相仿的是,查铎及第那年,也是五十岁的白头人了。查铎字毅斋,一生尊崇王阳明,未及第前,长期开馆授学,弘扬阳明理学,其门生多达一百余人;在京师任刑科给事中期间,与张元忭、邓以讃、赵志皋等人结社主讲阳明理学;辞官回乡后,与另一位泾县嘉靖进士,水东人翟台,一同重建并主讲水西书院,有力推动阳明理学深入民间社会。

明朝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进士及第的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故学者尊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喜任侠,善骑射,屡次替朝廷领兵平叛成功。可是,这位自幼习武,苦读兵书的大思想家,却始终仕途坎坷,历经磨难,故其同乡门生钱绪山言:“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

王阳明的理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要义构建独立思想体系,以此对抗正统、权威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化繁为简的著名语录,如“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如“良知之在人心”,使程朱理学于“心”和“理”的繁琐求证,显得十分迂腐。近代著名教育家,徽州歙县人陶行知,年轻时尊崇阳明理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将其本名文濬,先改为知行,后改为行知。

钱绪山传播阳明理学不遗余力,不但编纂王阳明重要著作《传习录》,而且奔赴江南各地讲学。他的著名语录,如“愚夫俗子,不识一字而可以为圣人”,如“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今为学者频繁引用。

查铎主讲水西书院期间,多次延请钱绪山来泾县讲学,听众多达三百余人。讲学之余,钱绪山曾游览青弋江上游的桃花潭,且赋诗一首:“仙人闲岁月,垒玉砌成墩。我亦千年客,溪声月下闻。”壁立于桃花潭的垒玉墩,曾留下诗人李白的足迹。唐朝天宝年间,李白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七绝诗《送汪伦》。

溯流而上至麻川一段水道,古称“九里麻川”,有罗浮潭、九里潭与桃花潭齐名。李白的《罗浮潭》诗中有“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兴未尽,日落群峰西”之句,表达诗人于泾县山水的极度痴迷。钱绪山的《九里潭》诗中有“潭上飞霞入锦屏,潭中流水寂无声。若把人心拟潭水,宁知静处即流行”之句,表达思想家于山水的瞬间顿悟。可惜九里潭在陈村水电站建成后,被淹入太平湖中。

查铎于阳明理学的顿悟是:“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认知识为良知,则善恶混矣。如石中有火,击石火出,神触神应,一毫人力不得与焉。”这段话亦时常为当代学者所引用。

曾任查济村支书,泾县农业局局长,时年八十一岁的查述望老人,一日捧来家中珍藏的四册石印善本《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其编纂者是萧彦,初印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即查铎去世后的第二十八年。明朝万历年间,萧彦和萧雍同是朝廷重臣,同是查铎的门生,万历皇帝褒扬已经去世的查铎,是应了这两位重臣的请求,给足了他们面子。

草草浏览一遍,翻阅了书中的疏册奏本、讲道教义以及答词贺文,并在笔记本上记下序言中的一段话:“(铎)迁山西参议,有妖似猕猴,能人言,众惑之。铎下教驱遣,妖谢去。曰查公正人,不敢犯也。”这则传说的主旨是,查铎一身正气,连妖魔鬼怪也对他肃然起敬。

查述望老人一头白发,腰板硬朗,端坐如松。看到他脚上穿一双新款运动鞋,猜想他不仅能饭,而且能走。老人的儿子是一位医学专家,执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老人曾在美国待了两三年,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最终还是回来了。看老人举止儒雅,不由得肃然起敬。

就泾县而言,明朝以晚年之查铎主讲水西书院而著名,清朝以晚年之赵青藜[8]主讲震山书院而著名。不过虽然阳明理学经查铎、翟台等人不遗余力宣扬,在本县成为显学而蔚然成风,但学术环境始终是宽容而公道的。徐榜晚年亦于水西书院讲学,主讲程朱理学中的“濂洛之学[9]”,其学术观点与王阳明针锋相对,中流砥柱于阳明理学盛行时期。

万村人万麒是另一个独尊程朱理学的泾县人。明亡时,年仅二十五岁的万麒绝食而亡。在给兄长万应隆的遗书中他写道:“弟任道无力,故以一死塞责。”其妻欲与他一同殉身,他劝阻道:“我是殉国不殉君,你应殉家不殉夫。”这句话耐人寻味,因为它超越了程朱理学的忠君思想。对万麒而言,亡国的悲愤,断无消解的可能,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因学术龃龉而产生的不快和孤独。

万村万应隆,字道吉,号三峰,于崇祯十二年中举,当年以诗文而著名。宦官魏忠贤专权时期,江南士大夫以“兴复古学,务使为用”为其结社宗旨,力主改良政治,将全国十六个文人社团合并为“复社”,万应隆以泾县“南社”盟主身份,率二十余位泾县文人,一同前往苏州虎丘参加集会。不幸的是,复社先遭明朝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打击,后遭清朝顺治皇帝取缔,风起云涌也快,烟消云散也快。

明亡后,万应隆于罗浮潭西岸筑玉屏园,于此地隐居不仕三十年之久。生前著《三峰集》八卷,《三峰诗集》四卷,与另一个弟弟,曾追随他参加复社的万麟,合著《古谣集》。生于晚明的万应隆,其故居现存一进三间,可惜全是晚清建筑了。其门坊菱形磨砖上有“桃源村”三字,不知是不是初建时万应隆的手迹。

于泾县看古代商人,其泉涌、聚潴及汇流的是金钱。虽然日销月蚀,盛极而衰,但仍有不少构筑讲究的祠堂、民居、花堤、古道、石桥、寺庙、宝塔散见于各个角落,能够看得到金钱于当年的流动痕迹,甚至能够想象到这种流动是何等的壮观和奢华。

而古代文人,其泉涌、聚潴及汇流的是思想,如今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家谱、史书、笔记、传说,以及他们本人的著述中,方可看到思想于当年的流动痕迹,永远不会广为人知。然而,思想比金钱影响力更大。之所以先儒后商、亦儒亦商、或儒或商的现象于明清时期的泾县随处可见,是因为“经世致用”是该县的主流思想之一。

儒学中的“经世致用”,应该是惟一具备现代精神的重要思想。可惜从先秦时代起,这种思想就定格于兴礼乐,建仁政,替安民治国的君主出谋划策,而不是兴科学,造机器,“师夷制夷”,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富民。中国古代科举,其乡试、殿试只考诠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八股文,不考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生物等实用性学科,故其经世致用的范围极其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