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蒋介石若不再连任，那“副总统”陈诚（辞修）便是继任者。胡适也认为，蒋介石应该把“总统”的座椅让给陈诚。蒋介石三度连任，毫无合法性，所以胡适坚决主张陈诚接任，并要求与蒋二人商谈此事。胡适是想在与蒋介石的二人密谈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晓之以政治大义，动之以国家利害，让蒋介石交出最高权位。但蒋介石是一心要把这“总统”当到死的。蒋拒绝了胡适单独谈话的请求，并在日记里痛斥胡适的“无耻”“不自知”“不自量”。在蒋介石看来，所谓“政治大义”，所谓“国家利害”，都不过是胡适打出的幌子，真实的动机，是要一手操纵台湾政治而已。一些与胡适交情不错的政要名流，虽然不知道蒋介石在日记里如此辱骂胡适，但从蒋介石公开的态度中，也看出胡适若再讲下去，蒋介石会克制不住，而胡适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将彻底破裂，这是许多人不愿看到的，于是纷纷来劝胡适立即沉默，胡适也终于听从了友人们的意见，不再说话。
九
到了1960年10月，又发生了雷震案。前面说过，雷震案发生后，胡适是公开表示过异议的，在与蒋介石的私人谈话中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对逮捕雷震的不理解，希望蒋介石能改变事态。雷震案复判时，胡适也做过努力，希望初判的十年刑期能有所减少。胡适还与一些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蒋以“总统”身份特赦雷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胡适的心，“拔凉拔凉”的。聂华苓在《雷震与胡适》中说，雷震案复判结果出来的那天，胡适在书房里独自玩骨牌，可见胡适的心凉到何种程度。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7月26日，胡适在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的话：“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其实，胡适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半年多了。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欢迎“中研院”第五届新院士的酒会上致辞时，一杯在手，猝然倒地。一条清溪，未能流到“山脚尽”，未能流到“出前村”，便被万山吞没了。
在猝然倒地前，胡适一直没有到监狱探望过“儆寰老弟”。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去。而之所以没有去，我想，还是不愿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彻底破裂。“总统选举”事件和雷震案，使得胡适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已经是“命悬一线”，蒋介石对雷震恨之入骨。在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胡适做出些令蒋介石不快的举动，也无大碍，也不会对二人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在二人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时候，再做出令蒋介石十分不快的事，就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对胡适的批判、攻击、谩骂，非但没有停歇，倒有愈演愈烈之势。胡适当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健康状况也明显恶化，不然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突然。胡适已经不是流寓海外的民间人士，而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些人在盼着胡适去看雷震，许多人在看着胡适是否去看雷震，还有人担心胡适果真去看雷震。这些人，心态是各各不同的。既然胡适是否亲自到监狱看望雷震成为岛上的一个政治悬念，胡适果然去了，那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蒋介石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件发生。胡适果然到监狱看望、安慰、鼓励雷震，就不免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难堪。而胡适的处境会雪上加霜。胡适的举动再出格，也不会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蒋介石对胡适再痛恨，也不敢像对待雷震那样对待胡适。果如此，美国的反应就会让他吃不消。但是，给胡适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让胡适的处境更艰难些，却是能够做到的。人通常是势利的。过去，朝野人士俱对胡适十分尊敬，原因之一，是胡适颇受蒋介石和整个官方的礼遇。而一旦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对胡适不那么礼遇了，许多人对胡适的尊敬也就会跟着打折扣，就是办个事，也会烦难些。胡适老矣，已逾古稀，已经下了在台湾终老的决心。也只有在台湾，胡适父亲的年谱和日记才能印行，自己的那几部大书才能完成。难道又一次仓皇去国？难道以古稀之年再度流寓海外？难道让那些工作计划都成为泡影？去探望雷震，很可能就成为那“最后一根稻草”。胡适没有在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上加上这根稻草，我觉得，是应该令我们同情的。
我想，鲁迅没有到龙泉寺去看望章太炎，胡适没有到监狱去看望雷震，都是不应苛责的。聂华苓女士因为曾与雷震同办《自由中国》，所以对胡适的不去看望雷震十分不满，情绪可以理解，由此生出的对胡适的评价，却是值得商榷的。例如，聂华苓说：“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这就不够公允。在胡适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长达三十年的接触中，胡适固然有过多次妥协，固然有时也表现出传统文人的局限，但始终没有沦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这在现代中国，已经很了不起了。
十
章太炎在龙泉寺绝食，也让袁世凯惊恐，真的饿死，很有些麻烦。于是，袁世凯着人派来了医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当事惧余饿死，复令医工来者，得移东城钱粮胡同……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章太炎大约于6月16日停止绝食，当天即从龙泉寺搬到了钱粮胡同。在6月26日致夫人汤国梨的家信中，章太炎说：“当道疑忌亦渐解释，惟尚难豁然耳。”章太炎感觉，搬到钱粮胡同后，袁世凯对他的疑忌渐渐消除了，只是还不能彻底放心。章太炎的感觉未必很准确，袁世凯疑忌的“解释”程度，恐怕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的处境比在龙泉寺时要好些，袁世凯对他有些放心了，也是事实。
鲁迅1914年8月22日日记：“午后许季巿来，同到钱粮胡同谒章师。”这时，章太炎移居钱粮胡同已两个多月。这时以弟子身份来探望老师，应该不会让袁世凯及其鹰犬太在意，所以鲁迅来了。这是章太炎被监视囚禁以来，鲁迅第一次去看望，其间章太炎又经历了绝食，所以鲁迅特别用了一个“谒”字。这一“谒”字，透露了鲁迅对章太炎骂袁壮举的敬仰，也让我们感到他对章太炎的挂念和急于见到的心情。这一天，在章太炎寓所从下午“坐至傍晚归”，说明谈得很投机。鲁迅1915年6月17日日记：“下午许季巿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这天章太炎为鲁迅手书条幅一幅。可见，章太炎并不以绝食期间鲁迅未去探望为意，或者说，对于鲁迅未去龙泉寺，章太炎是理解的。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章太炎成了守旧派，鲁迅与他也没有了来往。鲁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态。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①虽然在文化观念上有了严重分歧，但鲁迅对章太炎的敬意并未稍减。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其时鲁迅也病得很重，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体力稍恢复后的10月9日，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强调章太炎晚年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不过是“白圭之玷”，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章太炎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写了这篇悼念文章，鲁迅意犹未尽，又于17日开始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没有写完便又病倒，于19日晨辞世。
①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05页。
章太炎比鲁迅早去世几个月，才让我们知道鲁迅至死都对章太炎满怀敬意。如果胡适晚死几年，会怎样对待狱中的雷震呢？看看他怎样对待陈独秀就知道了。陈独秀一生五入牢狱，四次都发生在与胡适相识后，而每一次，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最后一次，陈独秀是以中共首领的身份被捕的，在政治立场上，胡适早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但胡适仍然尽最大努力，争取陈独秀得到“合法审判”。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出狱，胡适起了关键性作用。如果胡适多活几年，而又与蒋介石的关系有所缓和，他会积极争取雷震的提前出狱吗？他会为雷震的减刑而呼吁、而奔走吗？——我想，应该会的。
2013年8月18日初稿
2014年3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