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问题的提起
鲁迅与胡适确实有着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几年，将这二人放在一起谈论、比较者，也时有所见。当然，这些论者的视角、眼光和结论，往往是颇有差异的。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鲁迅、胡适二人进行比较，我也不只一次地从他人的口头或笔下见识过。这种比较的理路是：1927年后，鲁迅、胡适二人都长期批评过国民党，但鲁迅却从未指名道姓地斥责过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而胡适则在有生之年多次这样做过。从这一事实，便能够“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比鲁迅更有勇气，更富于战斗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说，与胡适相比，鲁迅更世故，更善于自我保护，更胆怯懦弱。这种角度的比较，还是以这样的背景为前提的：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强调“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一直说鲁迅在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是“毫无畏惧”的，是“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来”的，一直把鲁迅说成是“民族魂”；而对胡适，则加诸种种恶谥，说他是国民党的“走狗”，说他软弱妥协，说他稍遇压力便“宁弯不折”——而今天从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比较，则无疑有着“拨乱反正”之意。
仅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这一点上做文章，殊是无谓。但这一问题确又是牵一发而动“二身”的那根“发”。从这一角度出发，深究下去，会接触到鲁迅、胡适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现实姿态等一系列问题。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洗清同时进行的。对蒋介石的“清党”这一举动，鲁迅、胡适二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面对国民党的大肆杀人，鲁迅是惊讶、愤怒和痛恨，而胡适则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时尚在日本的胡适对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时，又表示：“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①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在海外生活了十个月，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所知不详。但他素来敬重、信任蔡元培、吴稚晖等前辈。当他得知蔡、吴诸元老都坚决主张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后，便决定与他们取同一步调。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最初的表态，也并非权宜之计或随便说说。实际上，他此后对这最初的表态从未后悔过，即便在他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冲突最严重时，也未后悔过最初表示过的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道义支持。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诞生之时，鲁迅和胡适就对之有着颇为相异的心态。鲁迅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种决绝的态度，更谈不上对之有什么希望和期待，换句话说，鲁迅一开始就以敌对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当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这样一种心态和姿态终生未改；胡适则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支持和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胡适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的，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怀有希望的，此后，这种期待和希望无论怎样受挫，胡适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彻底绝望，因此，也不妨说，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条件的支持，也是持续终生的。
①胡明：《胡适传论》（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67页。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迅、胡适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实际上，正因为鲁迅、胡适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蒋介石”这三个字而已。这里姑举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①，发表于1933年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①收入《伪自由书》。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在1929年“人权运动”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胡适在《人权与约法》①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引按：即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②一文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①②③”学起。
①见胡适《人权论集》。
②见胡适《人权论集》。
但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要明白为何鲁迅“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胡适却“敢”，还得从二人迥然有异的政治观念谈起。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念，实在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鲁迅毕生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但却几乎不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等政治层面去探索这一问题。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如没有民智的真正开发，如没有民众的真正觉悟，则无论怎样现代的国家政体，无论怎样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沙上的建筑、纸糊的衣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一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①
①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鲁迅之所以“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力有所不逮，毋宁说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既然认定无论多么美妙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空谈，那当然也就不会自己再去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了。在鲁迅看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都不过是“做戏”，各种各样的政客们，都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对政界的“做戏”，鲁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讽。这种政治如同“做戏”的观念之形成，原因当不只一种，而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
鲁迅的政治观，或者说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观念，在写于1933年4月的《现代史》②一文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虽名曰“现代史”，却通篇写的是街头的“变戏法”。在描写了街头空地上的几种骗人的把戏后，鲁迅说：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①z①①，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①鲁迅：《自选集·自序》。
②收入《伪自由书》。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①z①①Hu①z①①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