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江西转了一年，毫无兼任地方的希望，可以说一无所获，胡林翼、左宗棠不得不为他另谋出处。恰在这时，石达开在湖南宝庆久攻不下，有撤围入川之意。骆秉章侦知这一情况，便急急函告胡林翼，并通过官文上奏清廷，请求派曾国藩入川预为布防，冀以授予四川总督一职，为其谋一立足之地。清廷很快批准这一请求，下诏命曾国藩入川，但只令其督办军务，迟迟不见后命。胡林翼见曾国藩终无总督四川之望，遂与之紧急磋商，并求官文奏请曾国藩暂缓入川，留扎湖北，共图安徽。曾国藩行至武昌附近的阳逻镇收到新命，其后便回驻湖北巴河，与胡林翼之共商进攻安庆之事。
曾、胡联手图皖，是该集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后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皆肇基于此。安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它不仅是首都天京的屏障和粮饷基地，也是太平军的主力部队陈玉成部的驻地。进攻安徽，也就意味着主动寻求太平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故无论胡林翼还是曾国藩，谁都没有单独取胜的力量。所以，此策对曾胡皆为有利，实则决定着两人的命运。对曾国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他曾对人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文毅之子）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藩司陶恩培（后任鄂抚殉难）、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之人出入城门，恒被谯诃，甚有挞逐者。四年以后在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在鄱湖时，足下目睹；迨后退守省垣，尤为丛镝所射。八年起复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詠芝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陶庆培应为陶恩培，时为湖南按察使，布政使系徐有壬。）而对胡林翼之利，只要回顾一下胡湘军以往作战的历史，亦不难理解。胡林翼督湖北湘军进攻九江时，久攻不下，最后得以取胜，亦甚侥幸。胡林翼在给蒋凝学的信中说：“去年九江之事，设有二百悍贼乘天未明时破九江官军，官军败矣。天欲成迪帅之名，故得申其志，然实非兵事之上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120页。）其后进攻安徽之时，李续宾在三河小镇，惨败于太平军陈、李联军之下，六千之众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不只一宗，而兵力不足又一再分散，则是其根本的一条。故当有人建议三路围攻安庆时，胡林翼哀叹道：“三路分兵，苦无三路之将。迪既云亡，都又求退，涤公必无渡江之理。湖北之将实不敷用，恐所议者急切均不行也。”（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刊，第61卷，第10页。）曾国藩亦早就预料：“敝军之势，将来恐终当与鄂中合而为一。”（《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8页。）而曾胡联手则不仅使兵力增厚，且集二人智力，思虑更为周密，亦可避免以往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不过，曾国藩的插手，也有对胡不利的一面。本来，进围安庆的方案，胡林翼已思之甚熟，筹兵筹饷亦以湖北为主。而曾国藩被其拥立为主帅后，不仅在战略指挥上使之降为次位，且将原由湖北部队承担的直取安庆的主攻任务，改由曾国荃吉字营担任，从而失去此役首功。据载，曾国藩为使胡林翼接受这一方案，动了不少脑筋，其中亦经历了不少曲折。其提议之初，即借李续宜之名：“昨夕熟商进兵事宜，希庵之意以蔽部围怀宁，多公围桐城，希统各营暂扎青草塥，为怀、桐应援。”（《曾文正公书札》，第10卷，第33页。）因迟迟未获胡林翼的首肯，又致函称：“进兵之略，鄙意仍守希庵前议，以朱、李进安庆，多公进桐城，希军扎青草塥，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即日至英山，请其一决。”（《曾文正公书札》，第10卷，第30页。）后借左宗棠的赞助，才最后将此事决定下来。《胡林翼年谱》亦称：“李公续宜至军，曾公议三道规安庆，以其弟曾国荃率朱品隆、李榕进集贤关，多隆阿公进桐城，李公续宜为援兵助二军。就公议，久不决。适左公宗棠来英山视公，曾公为迎致宿松，其议乃定。”（《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85页。）结果，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虽一再强调胡林翼的巨大贡献，称“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曾文正公奏稿》，第14卷，第18页。），而最后受上赏的还是曾氏弟兄，致使多隆阿一怒之下，远走陕西。此亦足见胡林翼对该集团的巨大维系作用和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此外，湖北还为曾国藩的所属部队提供粮饷，如杨载福的外江水师一直由湖北供饷，李续宜旧部毛有铭、萧庆衍随同曾国荃围攻天京时，亦仍由湖北供半饷。至于湖北对曾国藩的协饷，那更是诸处协饷中唯一可靠的饷源。
咸丰十年闰三月，正当湘军攻克太湖、击败陈玉成援军，顺利进围安庆之时，左宗棠来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由于樊燮案越闹越大，至谕中竟有“就地正法”之语，左宗棠遂于年初辞去骆秉章幕职，携婿陶榥北上，拟赴京参加会试。不料，此时京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俟其一到，即行捕杀。胡林翼闻之大惊，急忙致函止其北行，并令湖北安襄郧荆道道员毛鸿宾在襄阳持函专候。左宗棠只好改变计划，先至英山胡林翼大营小住数日，随之来到宿松。左宗棠“留营中两旬”，同曾国藩及前来为罗遵殿吊丧的胡林翼，“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4页。）
他们谈话的内容，因缺乏记载而难知其详，但从此后曾国藩的书信、奏报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大约可推想到有这样三件事：形势、方略、左宗棠的出处。左留曾营时间虽短，天下形势却骤起大变。就在左宗棠离开襄阳、游荡于英山、宿松之际，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乘胜追击，张国梁、和春先后毙命，丹阳、常州相继失守，清廷上下陷于一片慌乱。这就是说，终经其敌人太平军之手，为曾国藩集团的顺利发展，搬去了江南大营这块绊脚石。在此情况下，他们三人既有此难得相聚之机，就不可能不谈论形势。胡林翼大忙之中跑到宿松，大概为一个昔日的属员吊丧尚属其次，主要还是为了上述目的。曾国藩在给沈葆桢的信中称：“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藩及次青、筱泉、少泉诸人畅谈累日，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27—28页。）他还在一封家书中说：“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目下此间三路进兵之局不能不变。”（《曾文正家书》，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这说明他们确实在一起讨论过当时的形势和对策，且对两江总督人选做出非胡即曾的判断。自幼在曾国藩身边长大的朱孔彰亦称：“江南大营复陷”，“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则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中兴将帅别传》，第8—9页。）不久，果有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之命，并连日促其撤安庆之围，火速驰赴下游，以救苏、常之急。曾国藩拒不应命，而以坚围安庆不撤、另外发兵三支直取苏、浙复奏：一支取芜湖，一支图溧阳，一支防广信、衢州。这个方案大概就是他们三人在宿松谋划的，即使没有后来那么详尽严密，也已大致勾画出一个梗概。因为曾、胡、左三人个个老谋深算，既对形势的发展有所预见，也就不能不对其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预谋对策。至于左宗棠的出处，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话题。而从现有资料看，则似乎当时并未得出结论。左宗棠一到英山，即表示“愿自带六七百人随大军讨贼”，胡则不愿留他，令其“与涤帅商之。”（胡林翼：《胡文忠公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第2册，《与李希庵》，咸丰十年三月廿三日。）曾国藩也与胡的想法相同，皆以未奉明诏为词，劝其暂时隐居，实则怕他因而招祸，亦会牵连别人。多年以来，人们仅据曾国藩致骆秉章信中，“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今已作罢论”数语，即认为因与左不和，故曾反对左自领一军，而后领兵则是出于胡的奏请。从上述材料看，此说显然是不确的。另外，胡林翼给骆秉章的信亦可说明，他与曾意见相同，“愿其暂隐”，不想让左宗棠马上出而带兵。书云：“季丈以幕府而见疑，则义当隐居”，“林翼不能强留季丈于皖中，而实愿其暂隐，以待明诏而后起。”（《左宗棠年谱》，第70页。）查《胡文忠公遗集》，确有荐举左宗棠、刘蓉之奏，“并请旨饬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幕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胡文忠公遗集》，第37卷，第9页。）但其时间却是五月三日，事在接奉令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之后，亦不能作为曾胡意见相左的证据。不仅如此，这篇奏疏还说明，当左宗棠危急之时，胡林翼并未上疏保荐过他，薛福成所引“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庸庵笔记》，第1卷，第10页。）等语，皆出自此疏。故仅据此疏，很难看出胡林翼对左的出处比曾更热心。人们所以会有上述印象，很可能跟薛福成引用该疏之际，将其时间大幅度前移有关。胡林翼于事过数月之后，复夹在沈葆桢、李元度、刘蓉之中密保左宗棠，似有过后买好之嫌，实在不应大肆张扬。
胡林翼和左宗棠大约是四月十八日分手的，他们一起离开宿松，一返湖北，一回湖南。左宗棠返乡的直接原因，是家中小孩生病，并非回籍募勇。恰于此时，曾国藩接奉上谕：“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现在贼势披猖，东南蹂躏，请酌量任用等语。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籍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入之效，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曾国藩复奏则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鱼之时，无论何项差事，求明降谕旨，必能感激图报。”虽未明言左的出处，但于奏折中反复强调自己“兵力单薄”，“又乏著名统将”，明显流露出愿其襄办本部军务之意。咸丰帝洞察此意，遂令左宗棠以四品候补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此时胡、左都尚在途中。接到此旨，曾国藩急于通知左宗棠，后因久不见左的回音，遂于五月二十三日致函郭嵩焘打探消息：“季公到省后，尚无一字见及，何也？世兄未愈耶，抑蛮性发作耶？”（曾国藩等：《八贤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第36页。）大约通过郭嵩焘将这一信息传至左宗棠，又经曾、胡、骆、左各方商定，他在湖南募勇五千，带至皖南作战。然而，正当左宗棠在长沙集练新勇，准备开赴皖南之时，却又突然接到命其赴川帮办的上谕。原来，石达开统率太平军二十万意欲入川之事，久在清朝中外官员的预料之中，曾国藩留皖不发，川督乃奏请不已。这年五月石达开率军进入贵州，而先前奉派统军入川的湘军将领萧启江又已病故，以致引起四川总督曾望颜的一片慌乱，急忙奏请清廷派人入川办理军务，清廷遂拟令左宗棠改办四川军务，下旨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仍持前说，奏留左宗棠襄办皖南军务，清廷便又征求湖北督抚的意见。胡林翼亦加奏留，其理由一是左宗棠难以独当一面，一是曾国藩渡江之后兵力太单。清廷遂取消此议。
不过，在这个问题的筹商过程中，亦颇有一番周折。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与他人往来书信，辄以“书憨”称之。咸丰四年曾国藩欲在攻克岳州案内保其候补知府，本属好意。不料左宗棠闻之大怒，二人几成仇隙。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说：“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幸而此事未成，“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8页。）”咸丰七年清政府曾有意令其“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被他拒绝。曾国藩对此应有所闻。故其一度深虑左宗棠不会甘居自己之下，前此复奏不肯明言己意，亦可能与此有关。所以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力主放左入川，理由是：“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38页。）胡林翼一目了然，知曾在探寻左对此事的态度，遂致函解释曾处“不可无左”、左亦“不可无涤”（《胡林冀未刊往来函稿》，第151页。）的道理，并将左宗棠“志在平吴，不在入蜀”（《左宗棠年谱》，第73页，咸丰十年六月注释。）的亲笔信附寄曾处，曾始上疏奏留。其道理很简单，清廷既不授曾国藩川督之任，而派左入川亦不会令其兼理地方，不过顶替萧启江专办军务而已。故胡、左皆不愿其入川督军。而曾明知其理，但却不能不试探一下左的态度，看其是否甘愿充当自己的助手。此亦说明，在此之前，曾左关系虽有改善，但并未协调一致，经过此番周折，关系又进一步，出现二人一生关系中最称良好的时期。《湘军志》称，左宗棠“以初领军，亦益谨事国藩。当补太常卿，有陈谢，犹不敢自上奏。凡有军谋，咨而后行，自比于列将。”（《湘军志》，第89页。）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左宗棠“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异辞录》，第2卷，第19页。），此番风波甫过，已自踌躇满志，“要尽平生之心，轰轰烈烈做一场”。在曾国藩面前，虽外表略显自抑，而内心深处却仍瞧他不起，称其“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左文襄公家书），上卷，第9页。）。而曾国藩在给九弟的信中则称：“余因用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然究属次要细节，且一般不为人知。咸丰十年九月左宗棠率军五千到达江西乐平。从此转战于赣、皖交界地区，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助手。这时，曾国藩大营驻扎皖南祁门，因兵力单薄，不善于带兵打仗，加以西征太平军云集赣皖一带，遂使之一再陷于困境。尤其咸丰十一年三月失去景德镇后，复大败于徽州城下，饷道中断，士气低落，全军濒于瓦解，整个形势岌岌可危。曾国藩回到祁门，再次遗嘱后事，坐以待毙，不知所为。恰在此时，左宗棠以新集之众，在乐平附近击败太平军猛将李侍贤部，夺回景德镇，使曾国藩和山内各军绝处逢生。此事不仅显示出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亦足以说明，他的到来对曾国藩是何等重要。在此期间，左宗棠还为曾国藩草拟过一封奏折，使其在洋务运动中先声夺人，独占鳌头。其经常被人引用的“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著名奏章，即出于左宗棠之手。曾国藩曾向人表示，此疏乃季公捉笔，吾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