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文庆典江南乡试，充主考官。副考官为刚刚授职翰林院编修的胡林翼，因私携江西举人胡某入闱事泄，当受重处。“文庆重林翼才识，以为将来必能大有展布，若以新进获重咎，将难再起。己为旗员，且旧臣，虽降黜易于登进也。因挺身自认其事，遂降四级为鸿胪寺卿，林翼仅坐失察降一级。”（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7卷，第26期。）其后，胡林翼靠副江南乡试时所取门生的资助，捐得贵州知府，屡署、任安顺、镇远、黎平等府知府，因实行团练保甲、镇压当地小股农民起事卓有成效，被贵州地方官奏保贵东道道员，任命状未到，即应调赴湖北委用。不料刚到湖南岳州，即闻湖广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之讯，遂进退失据，犹如丧家之犬，出于无奈，只好暂寄前礼部侍郎、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的麾下。其时所统主要为自贵州带来的六百黔勇，亦未见其立有什么大功，只因获文庆之“深知”，赞赏“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凡所奏请，无不从者。”（《清史稿》，第38册，第11686页。）曾国藩初起，以汉族书生组建湘军，为祁寯藻“所觝排，又累战失利”，遂致朝野皆疑，自己也曾投水自杀，省城长沙内外更是怨声载道。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所谓三宪大员，尤其徐、陶两位，则冷眼旁观，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发难。其处境之难可想而知。多少年后提及此事，曾国藩仍不免神情凄然。当时，只有文庆独具慧眼，“谓曾某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时时左右之。”同时，文庆对“督师淮上”的袁甲三、“巡抚湖南”的骆秉章，亦皆“尝荐其才，请勿他调以观厥成。”即如户部主事阎敬铭这样的小京官，以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兼管户部的文庆，也因其“明习部务”“常采用其议，虽他司所掌，亦询之以定稿。”（《庸庵文续编》卷下，第4页，第5页。）对于力不胜任的旗员大吏，文庆则力主及时罢免。咸丰六年十一月文庆临终之前，“遗疏谓各省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皆难胜任，不早罢之，恐误封疆事。”（《庸庵文续编》卷下，第5页。福济、祟恩分别为安徽、山东巡抚，瑛棨、庆端分别为河南、福建布政使，四人皆满族。薛福成统以督抚称之，恐为笔下之误。）文庆上年七月接替奕入值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距去世之日尚不足十七个月。
在如何看待和处理满汉关系的问题上，文庆的确不失为一位较有胆识与远见的政治家，在清政府的元老重臣中尤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其“重用汉人”的思想与主张，对于民族偏见颇深的满洲贵族来说，无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为清政府制定和推行以汉制汉政策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亦为曾国藩军政集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道。无怪乎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会对文庆如此推祟。他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临近结尾之时说：《曾公克金陵报捷也，推使相官文恭公居首，而已次之。海内称其让德。今伯相李公将平捻寇，将军都兴阿公甫受命督师而寇适灭。都公谦不报捷。大功之成，由汉大臣专报，自兹役始。迨左文襄公平回寇，则竟不参以他帅，满汉已无町畦。功名之路大开，贤才奋而国势张，盖文文端公之力为多。”又说：“宰相以荐贤为职。荐一世之贤，平一世之难，其功固不浅。若所荐不仅一世之贤，而移数百年积重之风气，非具不世出之深识伟量，其孰能之？余故表而书之，以谓中兴之先，论相业者，必以公为首焉。”（《庸庵文续编》，卷下，第5-6页。）在这段话语中，既有冷静的理性分析，也饱含着胜利之后对这位保护神的感激之情。这般感戴之情，倾注到肃顺身上固然万万不可，即报之发向奕亦未尽适宜，这样，也就只有向文庆表达了。
文庆去世之后，坚持重用汉人、实施以汉制汉之策者是肃顺。其于曾国藩终得两江总督之位、左宗棠免于牢狱之灾而骤获大用，都起了关键作用。故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人第知其谋之出于文文端公庆，而不知帷幄之谋，皆由肃顺主持之。”（《清代野史》，第5辑，第106页。）《清代野史大观》也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亦皆肃顺主之。”（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97页。）薛福成等亦曾专文述及此事。其《肃顺推服楚贤》称：“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其人固无足论矣。然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唯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以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薛福成：《庸庵笔记》，上海埽叶山房，1922年线装石印本，第1卷，第10页。）
肃顺对湘军将帅为什么竟能知之甚深呢？此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因肃顺早已“获罪伏法”，薛福成不肯多所牵连，故不能象文庆那样毫发不遗，颠末尽述。其实，肃顺“虽痛恨科甲，而实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清代野史》第5辑，第106页。）《清史稿》称，肃顺当权之后，“日益骄横，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清史稿》，第38册，第11700页。）《慈禧传信录》亦称：“肃顺虽暴戾，独敬礼汉人，尝谓满、蒙气运已终，后起皆竖子。”（《花随人圣庵摭忆》附《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5页。）《清代野史大观》则说：“肃顺秉政时，待各署司官，毗睢暴戾，如奴隶若。然唯待旗员则然，待汉员颇极谦恭。尝谓人曰：‘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如匡源、陈孚恩、高心夔，皆素所心折者。”还说：“肃顺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7页。）《清世说新语》则称：“肃顺优礼贤士，而又有知人之鉴。”郭嵩焘因喜谈洋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主和议，备受‘肃党’陈孚恩青睐。而郭嵩焘“亦当时极以肃顺为然之人，以先出都，得免于‘肃党’之目。”有人说若“南归稍缓一两月，天津兵溃，嵩焘前言皆验，尚书必邀致之，使并入党祸。”（《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30页，第496页。）这里所说的‘尚书’，就是先为‘穆（彰阿）党’、后为‘肃党’、最后死于新疆流放地的陈孚恩，时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这位人士还说，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吴汝纶等言及咸丰末年之事，总不免含有为端、肃讼冤之意。以上所述虽有些传奇色彩，好象肃顺将清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翻转过来，有些言过其实，但其欲办天下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的思想，颇与文庆相合。而其所网罗的郭嵩焘、尹耕云、王闿运、高心夔等诸名士，则多与曾、胡友善，而郭尤称密友。这样，肃顺对于湘军的情况知之甚详、对湘军将帅知之甚深，对曾、胡诸人倾心推服，也就不奇怪了。所以，他所推行的以汉制汉政策，更较他人坚实有力，以致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方针，那拉氏、奕政变上台之后，杀其人而不废其政。至于肃顺推荐曾国藩、救援左宗棠之事，则有多人言之甚详，其中又以薛福成的文字传播最广。
咸丰十年太平军再次踏破清军江南大营，顺势夺占苏、常繁富之区。原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弃城获咎革职，咸丰帝欲调胡林翼总督两江。肃顺进言道：“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庸庵笔记》，第1卷，第10页。）《归庐谈往录》亦称：“两江总督何桂清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还说：“湖口高刺史心夔时在肃幕，左右其事。”“独山莫孝廉友芝时亦在都，与二三清流实始倡议。知高为肃所重，邀与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殆奉俞旨，肃下直趋高馆曰：‘行矣，何以谢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极欢而散。”（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光绪十二年刊，第2卷，第1页。）而左宗棠则因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呼喝指挥，隐操一省大权，为非份礼仪之争，卒革署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之职。“樊燮控之都察院”，湖广总督官文“复严劾之”。廷旨敕下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其时，知其事者皆不敢言。肃顺告其幕客高心夔，高告之王闿运，王告之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复请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顺说：“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唇。”郭嵩焘当时正与京师潘祖荫同值南书房，遂恳请潘疏荐左宗棠。“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庸庵笔记》，第1卷，第10页。）徐珂《清稗类钞》亦言及肃顺救援左宗棠事，或许另有所本，其说大旨相同，而情节则较薛文为详。“当文恭参折之上，已奉密谕：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肃顺知之，语其幕客高心夔。高转语王闿运，王又转语郭嵩焘，郭使王偕高求肃营救。肃允之，第云：‘仍须别有人奏保，上如问及，可从而解释之，其势顺而言亦易入。若凭空陈奏，恐上见疑。’王以告郭，郭乃撰具保折，并怀三百金往觅潘。既相见，郭卒然指潘而问曰：‘伯寅，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莲芬姓朱，为尔时名伶，工生旦剧，潘所眷也。）潘曰：‘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强嬲之，偕赴莲芬家。既至，郭又问曰：‘今者具折保举人，肯为之乎？’潘询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折已代具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次，即出三百金置潘前，连问曰：‘如何如何？’潘既夙信郭，又见多金，足以应急，不能无动，即取金纳怀中，曰：‘吾辈姑饮酒，再商。’因命莲芬置酒，相与痛饮。既，郭要潘同往递折，潘于路，复以所保何人为问，郭虑其中变，仍支吾之。至奏事处，潘曰：‘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也）将何词以对？’郭乃出折与观，潘无异言。折上，果叫起，上问曰：‘汝从何识左宗棠而知其为人？’潘仓促间未筹及此，乃饰词对曰：‘左宗棠是臣业师。’上颔之。未几，而胡文忠保左之折亦至，上乃顾肃曰：‘官文劾左宗棠，潘祖荫、胡林翼又保举左宗棠。方今多事，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左宗棠果为不法，固应严惩，如有大才，亦应重用，不知究竟何若？’肃曰：‘闻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信用，一切皆归其主持。官文劾之，亦颇以其揽权为言。然骆秉章之在湖南，功绩昭著，即左宗棠之才可知矣。’上恍然，于是谕官文再行确查。及官复奏，亦为左洗雪，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1405页。官文谥号文恭。）而《春冰室野乘》则又是一说。李岳瑞称：“方左文襄公之佐湖南幕府也，为蜚语所中，嫉之者争欲置诸死地，祸几不测。微肃之论救，必无幸矣。方狱之急时，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师，诣高谋之。高之人言于肃顺。肃曰：‘论救吾当力任之，然必外廷汉官有上疏言之者，某乃可尽言。不然，某素不与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无端言此，适以启上疑耳。’高出谋于众，众皆畏祸累，蔑敢应者。吴县潘文勤官翰林，慨然单衔入奏，请以百口保左宗棠无他。上果持其疏，询诸枢臣。肃顺首奏，‘潘祖荫国家重臣，所保必可信，请姑宽之，以观后效。’因乘机极言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上大感动，即可潘奏。文襄获无事，旋即大用。而曾文正督师之局亦定于此时，肃之功顾可没哉？”（《清代野史》，第5辑，第107页。潘祖荫谥号文勤。）资料甚多，不胜枚举，虽细节略有出入，但有一点却可肯定，即左宗棠曾为官文所劾，几乎送命，其所以终得解脱、复获大用，全仗肃顺，否则，当时谁个有此回天之力，可令咸丰帝转过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况且，救左完全出于肃顺的主动。不然，如此机密之事能有几人得知？而皇帝已经批定之事，谁敢力推反转？肃顺泄密于先，授计于后，并不失时机地对咸丰帝启发诱导、出谋献策，不仅援救了左宗棠，还让咸丰皇帝心为之动，实际上完全接受了重用汉臣、以汉制汉的方针。这似乎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活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这件事又是实施其以汉制汉政策的关键所在，似亦非出于偶然。左宗棠因参革樊燮招来的这场官司前后经历了一年左右，而其间正好穿插着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和曾国藩总督两江两件大事，而清政府对汉族官员，尤其湘军将帅的政策，亦在这一时期发生较为明显的重大改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种种联想。所以，劾左救左一事当时即已震惊政坛，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事后又为多人所记述、谈论，至今仍令史学家大感兴趣，也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