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越走越远，与政治和道德完全分离。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市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市场原旨主义大行其道。但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鼓励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通过给予经济动力和制定合同。桑德尔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他说，在最近30年中，思想界有回归经济学原貌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看待经济学，重新建立经济学，把价值判断和对道德标准的关心带人经济学，创造“芝加哥学派”以外的选择，研究道德和政治经济学。
“人们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被个人利益冲昏了头脑，很难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在为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慷慨解囊、写支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正义的，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他认为“感觉好”和“做好事”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
类似桑德尔教授这样在教学过程中随时注意启发学生思考的教师在哈佛比比皆是，也正是因此，从哈佛走出的学生往往思维灵活，具有创新精神。
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思考
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爱德华·德·波诺博士第一次把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思维训练领域的国际权威。德·波诺是横向思维理论的创立者。如今，“横向思维”一词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已经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朗文词典》。德·波诺一生著书50多部，其中《我对你错》一书受到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推崇。1990年他主持了韩国汉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德·波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创造力和新思维的象征。
爱德华·德·波诺博士所创新的“六顶思考帽”的思维方法，不仅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广泛传播，而且，已在摩托罗拉、杜邦、波音、松下、爱立信等公司得到培训和运用。
所谓“六顶思考帽子”，代表着六种不同方式的思考，“帽子”只是对思考的一种形象的比喻。
1.白帽子——资讯
纸张通常是白色的，而纸张又通常与资料和资讯联系在一起，因此，白帽子代表资讯，当戴上它时，思考者本身只专一地考虑和资讯有关的东西，比如，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资讯？我们需要怎样的资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资讯？我们如何得到遗失了的资讯？“想一想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情况知道多少？”是白帽子的一种思维逻辑。
2.红帽子——情感
想象火炉里红色的火焰就使人感到温暖，因此，红帽子代表情感。红帽子绝对许可思考者加入感情、直觉、预感和情绪之类的东西，感情可能是基于一个情况中的复杂经验，它不一定可以被分析。在讨论中，感情和直觉可能是宝贵的材料，但通常它们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并不是事实或逻辑。六顶帽子系统在探讨一个课题时，为感情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空间。
“告诉我你们的感觉如何？”成为红帽子的经典提问。
3.黑帽子——谨慎
法官是一种很认真的人，而他们通常又穿黑色的衣服，因此，黑帽子代表着谨慎。黑帽子指出危机、困难、故障、弱点和问题所在，指出为什么有些事情行不通或者无利可图。它是个带有逻辑性的符号，正因如此，它是思考中最有用的部分。如果没有黑帽子，思考便会完全不真实并往往造成祸害。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常常随便滥用这顶黑帽子，以为只要无时无刻戴上黑帽子就行了，实际上这是种错误认识。“让我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危机？哪些事可能出错？”“这个决定看来是正确的，让我们戴上黑帽子检验一下，我们需要谨慎。”这些都是应用黑帽子思考方法时的一些做法。
4.黄帽子——正面思考
黄帽子代表逻辑性的正面思考，它寻求利益、价值观和可能性。黄帽子可以辅助黑帽子，它寻求如何表示一些事物可以实行，同时得到利益。
它所提出的主张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虽然黄帽子是乐观的，但它也必须是实际的。黄帽子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如果一些事情不能完全符合实际经验，那么，便会有问题产生，有了黄帽子，我们必须刻意去寻求价值和利益。“我们已有了黑帽子，现在让我们戴上黄帽子，看看这个提议有什么利益吗？”这便是戴上黄帽子的一种反思。
5.青帽子——创造性
想象一下草原、发芽和绿叶生长，青帽子代表着创造性。它为周详的创造构思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戴上青帽子随时都会产生思想火花以方便创造。青帽子提出新的主意和开辟其他新途径，它不需要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它允许我们提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并非是很周详的，因为它们的价值可以在以后检定。
6.蓝帽子——管理思考
想象蓝色似蓝天或是整体观，蓝色有时也意味着冷静，所以，蓝帽子代表着管理思考，它是有关思考的“程序控制”，使用蓝帽子，超脱地观察这些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思考。蓝帽子要求总括和结论。它订立了思考的议程，同时，也在各个时刻提出下一个步骤。再有就是在思考过程中提供意见。蓝帽子计划和控制思考，并尽力寻求最佳的思考，就像交响乐团里的指挥尽力从每一种乐器中提取精华一样。“我们需要用蓝帽子来列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不失为一种简单而有成效的思考管理之道。
进行批判式的思考才有助于创新
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向非常重视启发学生训练灵活思维，教他们学会独立思考，进行批判式思考。因为假如不在思考方式方面进行调整，学生们在学习中就可能会遇到障碍。
哈佛大学一位大一的学生向朋友讲述道：
“我们宿舍里的4个人都是学经济的。我敢肯定大家的智商不分上下。
因为每个人的学业能力测试分数差不多。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讨论经济学方面的一些材料。可一到考试，其他人就能得A，而我的成绩一直是C。
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到最后，我简直快发疯了。不得不去求助宿舍指导教师。她把我的课堂笔记认真审阅了一番，又根据笔记提了几个问题。在她的帮助下，我认识到自己从前只会记住那些基本原理，却不善于将它们应用到新情况中。高中的考试只需要简单回答实质性的内容，可是大学里的考试往往要求考生借助基本原理分析新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太大了。
“这时候，再抱怨高中根本没用。指导教师帮助我认准了目标，重新确定了新的学习方法。虽然后来我还是没能考A，但是至少成绩保持在B。
我真不敢想象，如果不去求助，仍照搬高中时的学习方法，结局会是什么样。”
哈佛大学的莱特教授发现，一些学生学习成绩不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把高中的学习方式带进了大学。有些人比较幸运，靠着老办法也行得通；但是另外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高中时代的尖子生（高中的学术要求对他们而言比较适度），这种学习策略使情况更加不妙。继续沿用老办法当然容易，可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在掌握新的学习技巧的过程中，一些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
莱特教授指出，对于大学生而言，批判式思考是他们必须具备的技巧和能力。具体地讲，就是要对多种材料，甚至是存在观点分歧的材料进行主题归纳、内容概括，还得为此找到论据。这项学习能力在高中没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到了大学却至关重要。调整学习方式势在必行，然而有些学生在这方面很失败。
为了启发学生和引导学生们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哈佛大学的莱特教授故意讲述了一番和自己编著的教课书内的基本理论相冲突的内容，然后，请学生们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许多同学表示迷惑，一位学生这样想：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我说什么，都会和这位杰出教授的毕生作品产生直接冲突。如果我同意他刚才的评论，就会反对他在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如果引用他书里的话未支持我的看法，又让人觉得我今天什么都没听。”这位学生猜测，心里别扭的人肯定不止他一个，因为大家谁也不说话。
最后，菜特教授大笑起来，说道：“好吧！看来我已经成功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我想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定会感到很为难，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来依次讨论这两个观点。一个是书上的，另一个是今天我在课上提出来的。你们都来试着像政治科学家那样评论这些观点，像政治理论家一样解决一个问题。”
莱特教授的话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尽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广泛涉猎政治理论书籍，对于罗尔斯的公正观，尼采的人类基本美德论，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可是被赋予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角色，却是第一次。
莱特教授在政治学领域声名显赫，其言论经常被众人引用。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学生们的讨论。莱特做出了巨大努力，来帮助学生们掌握政治学领域专家们的思考方式，同学们果然受益匪浅。
比尔一直在考虑将来进哈佛法学院深造，而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进法学院，想到这些，他就有些焦虑。通过这门政治理论课，比尔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他学会了像一位政治科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了。
他说：“我掌握了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思想，只有自己把它想清楚了，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内化。我现在不仅热衷于法律研究，而且还梦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帮助或致力于为某个国家制定宪法。也许这个梦想不能实现，但我不愿意放弃，不论如何，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标的。所有这些还是要归功于莱特教授，是他帮助我理解怎样才能像政治科学家那样进行批判式的思考问题。我的生活就这样被改变了。”
不仅要学识广悸，更要思路开阔
哈佛大学的学子们被告知，现代社会需要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因知识面广，才富有观察力和想象力。
开阔的思路对于一个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冲出自己熟悉的领域，便可以尝到各种生活的滋味。这种想法推及到各种事情中，道理都是同样的：如果为自己开辟一片新天地，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多。
曾获诺贝尔奖化学奖的吉尔伯特是哈佛大学师生的楷模之一。
当年，学物理出身的吉尔伯特筹集了资金，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他还负责经营一个生产基因产品的公司。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或以教授身份，或作为基因产品公司的会长，用电话与国内外谈研究，谈买卖，可谓日理万机。要找他谈话，只有利用午饭时间，研究人员都要提前买好三明治，和他边谈边吃。至于其他研究经费等科研以外的事情，只能和他的上了年纪的类似管家的助手去谈了。
据他讲，获诺贝尔奖的最佳途径是理论物理学。他虽然在这个领域努力拼搏过，但是感到该领域中比自己头脑聪明的人太多了，已经有不少人投入到诺贝尔奖级的课题中。他原想转攻实验物理学，可实验物理离不开钱和人，而且必须成为项目负责人，太年轻是得不到诺贝尔奖的。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又把目光瞄向化学领域。该领域的聪明人也很多，但不像理论物理界令人感到有那么多的竞争对手。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有价值的能获诺贝尔奖的研究课题。
转了一圈，他最终“落户”在生物学界。这个领域的实干家和爱好者都很多，相对而言，头脑特别聪明的人比较少。最重要的是，该领域诺贝尔奖级的研究课题特别多，其中，外行人也能看出来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发现快速确定DNA碱基排列顺序的测定法。他自己对DNA的生化特性不甚了解，因此去请教有关专家。专家认为，由于没有与DNA碱基种类相应的分解酶，所以无法测定DNA的碱基排列顺序。吉尔伯特没有灰心，他听说可以利用化学去分析DNA的碱基结构，就指示刚刚修完博士课程的马克西姆博士从事这项实验，以证实他的猜测。剩下的就是等候诺贝尔基金会的电话通知了。
他等到了。1980年，他和桑格博士一起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他为什么能开发出快速测定DNA碱基排列顺序的方法并且获诺贝尔奖呢？
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曾说：“涉猎多门学科可以开阔思路。”宽阔、跨学科的综合知识背景还可以使人克服困难、闭塞，变得更加乐于接受新观点，思路更灵活多变，从而考虑问题时更加具有多样性和变通性。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正是依赖于相关学科之间研究思路的相互启发与研究视角的相互补充。在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建立前的约100年时间里，许多科学家由于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研究，思路单一，故没能建立DNA模型。吉尔伯特则不同，他从弗兰克林关于DNA的报告中接受了从结晶学角度的研究思路，从生物遗传学里推定生物大分子模型应是一个双链模型，又吸收了分子生物学家关于生物繁殖过程中的“信息复制”概念，进而提出了DNA“自我复制”的假说，建立了DNA双螺旋分子模型，开创了生物学史的新篇章。
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也经常被教导，当思考问题时，不妨“避开大路，潜入小径”。也就是说，躲开那些热门的问题，而把眼光转向那些不被人们重视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