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岳
巳四酋
土神，亦作社神。《说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种其土之所宜木。’”对于土地的祭祀，缘于对土地的崇拜；对于土地的崇拜，缘于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生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土地的祭祀丰富而深远，这些影响和发展都是我们现今某些习俗的滥觞，它就像我们的文字和语言一样，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完全丧失那些最原始的特点。
对于土地的信仰和祭祀，同样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能归属于某些人的个别行为，它是社会人的实践活动。意识具有对象性，它总是指向存在，认识或把握对象，揭示它的本质。所谓的“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就是这个道理。人类自从诞生到这块土地上，就与土地产生了不解之缘。无论是茹毛饮血的蒙昧时期或是刀耕火种的洪荒年代，离开了土地就意味着死亡。土地不仅繁衍了人生，还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人类社会与土地形成的种种关系，是土地信仰祭祀产生的基础，因此早期的人类赋予了土地诸多的色彩。
一、土神祭祀的兴起
有五行说，《书·洪范》：“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有五官说，《左传·昭二十九年》：“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土正日后土。”有五德说，言“五行各有德，故日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五行之说，是我国古代论述物质起源的基本观念，它把宇宙间的各种物质的构成，归结为五种元素，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以成万物，包括人类自身。“且人也，同得阴阳五行之气，以成形也。”将五行配以五官主宰，配以道德规范，是包括土地在内崇拜祭祀形成的根本原因。至于土与其它四行的关系，历代学者都有精辟的见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央者土，君官也。”汉班固《白虎通。五行》：“土王四季……。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其中土王谓士气旺盛，言四行皆因土旺而旺。《管子·问》：“理国之道，地德为旨，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物，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尹知章注：“法地以为政，故日地德为首。”《国语·鲁语下》：“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韦昭注引虞翻曰：“地德所以产生。”宋丘光庭《兼明书·五行神》：“土神独称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统领四行，故称君也。”
前面说过，“社”为意表文字，从示从土，地主之意。从六书讲，“社”字的产生，有土地祭祀形成的义项。将土神说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还有这样的解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日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汉蔡邕《独断》卷上也言：“社神，盖共公氏之子勾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肃敬也。”还有言神农炎帝为土神者。《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毋发气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汉郑玄注：“土神称日神农者，以其主于稼穑。”《史记·五帝纪》则言：“（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司马索隐：“炎帝火，黄帝以土代之。”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六府非六天之名说》：“《五行大义说》五帝，引《河图》云：‘中央黄帝含枢纽，土帝也。’《淮南子·汜论训》：“禹劳天下而死，为社。”高诱认为：“托祀于后土之神。”是禹即勾龙说。
如果说后土为土神，是纪念土地的平整者，炎帝为土神，是纪念土地的耕作者，那么以黄帝为土神，则是纪念土地的所有者了，即所谓的“土胜者为得土德。”事实上，古往今来，国家之存亡，朝代之盛衰，无不是以山河换代、土地易主为表象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就是土地的争夺史或者土地的分配史。唐韩愈在《贺庆云表》中：“土为国家之德，祥见京师之位，即征于古，又验于今。”清唐甄《潜书·抑尊》的“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都是言土地不仅是庶民的命脉，也是国家的命脉。
因土为五行之主，位居中央，统领四行，人世间的土地之主也须相应之，才能人天合而为一，为之最尊。昔三代之都，皆在河洛之间。河洛之间，古谓天下之中。《逸周书·作雒》：“（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孔晁言：“王城也，于天下土为中。”关于土神祭祀，我们从先秦的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根据。《礼记·礼器》：“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礼记·祭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曲礼下》：“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戳于社。”《左传·成十一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致《尚书·胤征》的：“葛伯不祀，汤始征之。”等。《尚书·汤誓》还记载了如下事实：“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是言汤亡夏，欲变更社神，因后世治土之功无及勾龙者，故不可而止，说明土神的祭祀已不可动摇。古人认为：“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之祭中雷也，雷也地神，所祭小，故变其名。”对于土神的祭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发展而发展。在大地主神的一统下，又出现了四方的土神和各地的土神，它们和国家的行政区划相一致，由各自的拥有者祭祀各自的土神。《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史记·夏本纪》：“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光，不距朕行。”郑玄注：“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其敬悦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违我天子政教所行。”至于社主，早期则为不同的木制牌位。《论语·八惰》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但《淮南子·齐俗训》言：“有虞氏社用土，殷人社用石”可为一说。至于社稷、社稷坛之说，则是帝王祭祀土神、谷神的场所。《白虎通义·社稷》：“其坛大如何？《春秋文义》曰：‘天子之社稷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传》曰：‘天子有大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帝欲祀南郊），于是始筑圜丘社稷坛，作太庙于大梁。”清昭楗《啸亭杂录·辛酉工赈》：“上减膳撤果，步祷社稷坛祈晴。”在地方，清纳兰性德《渌化亭杂识》卷一：“建置官署，必立土谷祠。”直到民国，河南府北关后土庙、洛阳县东侧土地祠，还依然存在。
二、土神祭祀的演变
土地的祭祀，遍布于乡间闾里，至少在秦代就已形成。这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就有记载。东汉蔡邕的《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也言：“汉兴，陈平由此宰社，遂佐高帝，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封曲逆侯。”又有进一步的阐明。直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济北》还言：“济水又东，经东昏县故城北，阳武县之户牖乡矣，汉丞相陈平家焉，平少为社宰，以善均肉称，今民祠其社。”从秦到北魏之间，当年陈平里社犹存，风俗依然。然而，斗转星移，对于土神的信仰和祭祀，还是发生了变化。它首先表现在高层裂土而封、赐土为姓的举措，由于尾大不掉，关系国家安危，被秦以后的朝代或抛弃或效仿、或前封或后撤，已经没有那么严肃了，从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土神的信仰。在民间，土地的得而失、失而得，分而合、合而分，也随着国家的稳定、年成的丰歉，或者天灾人祸的变化而变化。得志之日，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莺红燕紫，金玉满堂；运退之时，抄家灭门，渺无踪迹，或转眼乞丐，充军边塞。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能够分配得尽量合理，使得天下噍类（尚生存的）都能生存，人人安居乐业，处处康泰升平，不仅是百姓的理想，也是操权者的理想。因为土地过于的集中，贫富的差距就会拉大，人们的依附关系就会逆转，社会上的异端势力就会形成，这些现象的发生，不仅是庶民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我们说过，土地的拥有，就是权利的拥有，历史上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先例。所以历代权柄者，都把土地的稳定看作国家的稳定。不惜风险，把打击豪强、迁徙流民作为国策。通过法律条文，把土地作为恒产，永久地分配给可以耕作的人们。分地于民，就是强权于国。土地越分散，国家的主权才会越集中。土地不仅是国家的支柱，也是人们的支柱，失去支柱，国家的大厦就会倾颓，人们的生存就会乌有，就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所以古代国民的传统心理，即是为官经商，也不弃本，也要在家乡或者长居之地买田置地，作为长久之策，或为兔窟之想。《孟子》所说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把百姓、土地、粮食放在君的前面，是非常深刻的。失去土地和粮食，百姓就难以生存。百姓难以生存，天子的生存就如空中的楼阁、镜中的烧饼，难以为继。所以对于土神的祭祀，如唐孔颍达言：“天子至尊而犹自祭社，欲使报恩之礼达于下也，地出财，故云列地利也。”天子祭祀，是希望江山永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则希望土地稳定，成为世业。因此，早期的为了纪念土地的开垦、耕种、统一而形成的理念，渐渐地演变为寄希望于土地的永恒持有，和不断获得丰厚的回报，即土地的保护者和赐予者了。因此上至国家下至庶民，只要拥有土地就祭祀土地，土神成为我国最广泛、最普遍和最具人情味的神。
土神既然被视为土地的保护神，土神的形象也就更加丰富了，他再也不是早先的以某方土、某方木、或某方石为某方土神抽象的表象，或以木制的牌位直书某地之土神或一律的冠冕衮袍，俨然帝王形象，而是有了更明晰更具体的实人形象了。土神向来的祭祀，就有区域的性质，又有尊卑多寡的因素，乡间闾里，除了有本地共同的土地庙、土谷祠类的专门祭祀场合外，豪门望族、殷实之家也有颇为讲究的属于自己的土神庙宇。至于寻常百姓家庭，多在迎门照壁设龛，或在迎门的山墙设龛作为供奉之处，就是在荒山野岭，也不乏于路旁、树下、崖头，用乱石碎砖凑合的土神庙、山神庙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