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寿、张光直两位先生在商丘西南部柘城山台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中有着意外重要的发现：“在很小的范围内里发现了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基……在这排房子的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祭祀坑，略成圆形，其中埋九头整牛和一个鹿头，有的牛已经肢解。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关系。《世本·作篇》‘亥作服牛’；《楚辞·天问》‘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易·旅上九》‘（王亥）丧牛于易’。这里面的几个名字包括王亥和该，据王国维考证说都是王亥。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中常有祭牛的痕迹，牛是大牢，一个祭坑里有九条牛，表明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以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22]笔者认为，仅用此材料证明山台寺龙山文化即是殷商文明的前身，证据显得过于单薄，但此风俗被路过此地的先商部族所接受亦不是没有可能的。
商丘地区有许多关于商先王在此活动的文献记载。《史记·殷本记》云：“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王国维先生曾考证：“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地。”《左传·昭公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依，商人是因。”杜预注：“商人，汤先。相土封商丘。”又云：“商丘，宋地。”“宋、商、商丘三名一也，梁国睢阳县也。”有人甚至据此提出，商丘的起源与先商文化有关，商丘南部即是商汤之南毫所在地[23]。
而目前商丘西部及开封东部所发现的这些遗存很可能就是史籍所载的起源于豫东的先商文化，同时，古史所谓之“南毫”或“北毫”遗存，亦可能是该时期文化的遗留。此类型的先商文化无论其年代、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及流向，或是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均与先商文化发展进程相契合。
目前该类遗存发现甚少，堆积稀薄、简单，除因于豫东地区淤沙广厚、各时期文化遗存均较少发现、后期破坏、考古工作不足外，还疑与先商部族辗转征战、非整部族迁徙、逗留时期短暂等不无关联。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在冀南、豫北等“下七垣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仅发现有小型房基、陶窑、灰坑[24]，可见在商族曾一度长期定居、经营多年的地方也没有像样的有规模的建筑，更何况在频繁迁徙的情况下，怎么能有能力去大兴上木呢？因此笔者判断商的先公没有营建宫室和都城，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由于早期的都邑或聚落大多修筑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带，商人本身没有修筑大型宫殿的经验，其居所多为小型房址，而商丘地处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泥沙堆积较厚，很可能造成商丘地区古代文化遗存在历次黄河改道过程中被淹没。
在后来的考古调查中，有学者在扶沟、许昌、尉氏都曾发现受先商文化和鹿台岗类型影响的典型器物[25]。这可以证明漳河型文化南下到达豫东时，曾全线向西扩展，途经尉氏、中牟一带，到达郑、洛地区，完成商灭夏的历史进程。
三、南关外下层文化
1955年秋季发掘郑州南关外遗址时，曾将那里的“商代层”划分为三层，由于发掘者认为最下层出土的遗物与二里岗下层有“显著区别”，因此将其命名为“郑州商代南关外层”[26]（后又在《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改称为“郑州商代南关外期”[27]）。
南关外下层文化仅在郑州南关外发现这一处遗址，其分布范围也不大，仅限于郑州商城南墙外一带。遗址仅发掘出一条灰沟，沟内堆积可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属于二里岗上层，中层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下层为南关外期。
关于南关外期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争议颇多，有人说它源于冀南的漳河型先商文化[28]，有人推测它来自淮河中游一带[29]，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夏之某一方国的遗存[30]，有人认为它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31]，也有人认为它来源于湖北盘龙城早期遗存[32]。这些争议表明，南关外期商文化并不是简单承袭以漳河型为主体的先商文化发展而来的。
南关外期陶器以夹砂和泥质褐陶为主，约占陶器总数的80％，纹饰有印痕较深的细绳纹、弦纹、附加堆纹、乳钉纹等，典型陶器有鬲、甗、斝、爵、瓮、豆、盆等，器表都显得粗糙，一般为手制，陶胎较厚。鬲有形体近方的弧裆鬲和鼎式鬲。甗敞口，束腰，袋形足较长。斝敞口，长颈，袋足较瘦，口上有两柱，颈部有銴。爵有流无尾，束腰，圜底。豆圈足较高，上部外鼓。
南关外期出土遗物较少，陶器种类不多，计有鬲、甗、罐、盆、斝、爵和瓮。其中含有较多岳石文化因素：除去含有大量褐陶之外，还有许多器物明显来自岳石文化。如岳石文化的觑均为夹砂褐陶，形制特征是侈口、斜沿、细腰，肥硕的炮弹型袋足直接着地，无实足尖。腰及裆部多有附加堆纹，堆纹之上往往在捺窝指甲、楔形刺点和“x”形刻划纹等。南关外期出土的一件陶甗，陶质与形态与岳石文化完全相同，只是器表加饰细绳纹，三足外撇较甚。南关外期一件陶鬲（H62：19）与鹿台岗类型（H9：14）非常相似，均为侈口、卷沿圆唇，腹微鼓。
从以上器物特征我们可以看出，鹿台岗类型及岳石文化强烈的影响了南关外期先商文化，南关外期中岳石文化的比重远远大于鹿台岗类型，当是先商文化曾在夷、夏交汇地区广泛活动吸收东夷文化的部分因素所致。
郑州南关外期及早商文化第一期的文化内涵是颇为复杂的，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商文化因素，也有处于附属地位的其他文化因素。这正是商代开国初期商、夏、夷三族融合的真实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文化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成熟的早商文化。
注释
[1]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2]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3][28]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3]孙飞：《论南毫与西毫》，《文物》1980年第8期。
[5][8]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6][7][18]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9]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郑杰祥：《夏史初探》第254—26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14]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12][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57页、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5]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254—25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16][20][25]魏兴涛：《试论下七垣鹿台岗类型》，《考古》，1999年第5期。
[17]李锋等：《长垣益丘遗址考古有新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23日。
[19]张国硕：《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1]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22]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2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26]赵霞光：《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
[27]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29]安金槐：《对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30]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1]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32]袁广阔：《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贺辉，男，1981年出生，河南周口人。现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文博助理馆员。
邢建洛，男，1961年出生，河南洛阳人。现为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文博助理馆员。
吴倩，女，1982年出生，河南商丘人，现就职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