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民间还有另一种临时性的傩事活动——驱赶强死鬼的裼礼。《礼记·郊特牲》有十三个字的记载说：“乡人裼，孔子朝服立阼。存室神也。”意思是说：某一百姓家有人非正常死去，成为裼鬼。于是，乡人傩队为他举行裼礼。人们以为，由于死得很冤，他的灵魂特别不安分，会给活人带来伤害，所以，裼礼比傩礼更为激烈，舞者会比驱傩狂夫方相氏更狂。这则记载也很重要。裼礼是不定期的，只有出现了强死鬼才会举行。裼礼同样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此时孔子又会恭恭敬敬地站在东门台阶上口，恭恭敬敬地迎接裼队从门口经过（裼队不进别人家门）。与敬重乡人傩不同，人们对乡人裼则是敬畏。孔子恭敬地迎候裼队，是害怕裼队的激烈喊声和狂躁举动会惊动自己家的祖宗亡灵——室神。孔子“不屑于神”，为什么又如此恭恭敬敬地迎候乡人傩队和乡人裼队呢？按照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说法，那是因为他特别尊崇礼制，才会如此重视民间的傩事活动。还有一点，民间傩队和裼队都没有方相氏。因为按照血缘宗族等级制，方相氏是宫廷专有的，他们是宫廷里的专职驱鬼军官，其他任何级别都不准配置方相氏，否则便是违反礼仪。民间傩礼、裼礼的领头人，是由社区主事人或宗族内的强壮子弟担任。
汉代这种仪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汉代打鬼（傩仪）仪式通常在腊月初七的夜晚举行，选择中黄门，即宦官子弟参加，年龄在十至十二岁之间，共一百二十人，每人都围红头巾，穿黑衣，手拿带柄的鼓，有一人扮方相氏（打鬼头目），身穿熊皮，头上带一个黄金四目的铜制面具，扬戈执盾，率众打鬼，还有人扮作十二神，都穿着带毛角的兽衣。这样在中黄门和宦官侍卫的指挥引导下，先在宫廷中驱逐恶鬼。当计时器滴漏上水时，皇帝在文武百官的护卫下，都围着红围巾来到宫殿前，这时中黄门喝令道：“侲子准备，请逐除疫疠之鬼”。于是大家都唱着：“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及去，后者为粮（烧你的身体，折断你的体干，支解你的肉，挖出你的肺肠，你若走晚了就会被吃掉）”的打鬼词。接着方相氏就率领着十二神到处欢呼舞蹈，在宫中反复三次，然后手持火炬，把恶鬼赶出宫门，门外骑士相继传递火炬，直至抛入洛水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宫廷傩仪的特点是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魏晋时期，傩仪的规模变得更加声势浩大。如北齐，倔子由汉时的一百二十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人，在举行傩仪时，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陪列预观。这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傩仪类型——军傩。军傩源于原始狩猎，是原始“巫舞”的演化，主要内容是狩猎、征战、祭祀英烈、庆贺胜利等，现在兰州西固仍流行军傩舞。据了解，军傩与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有直接的关系，兰州的傩舞是霍去病远征匈奴，从中原地区带来的。可见今天边远地区流行的傩仪、傩戏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中原流传过去的，在边远地区作为民族的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沿袭发展。人们表演军傩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军队胜利、鼓舞士气，主要用于将士出征、祭祀祖先、祈求苍天、酬神纳吉等非常神圣的场合。此时傩事活动从祭祀仪式行为转变为军事现象，从面具的使用上可见一斑，历史上有许多戴着面具打仗的例子。如北齐的兰陵王高长恭、宋代名将韩世充、狄青都以戴面具作战而闻名。面具不仅是保护脸部，而且是为了增加威武凶猛之感，以恐吓敌人。在傩仪表演中，面具又成了各种神灵的化身，戴上面具，人便成了神，代表着一种相应的典型性格和神秘力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全国各地有数以千计的各色面具出土和被从民间发掘出来，这些面具伶俐夸张，丰富多样，凝聚和熔铸了先人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一种宗教体验，在我们祖先的眼里，面具成了人神的通道。
有专家考证傩仪与流行病的预防消毒有关。汉代以后的文献中都说“傩”与防疫有关。如明《洪武正韵》说：“傩音那，驱疫。”疫，《说文》曰：“从病疫省，民皆疫也。”又说：“病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这就是说人有疾病，所以要驱疫。杨树达先生在《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四也指出：“傩，长沙人有病者，往往请巫师祀神除殃，终夜金鼓之声不绝。将讫，宰豚以终之，名日充傩。傩盖即《论语》乡人傩之傩字也。”这说明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不能真正探求疾病的原因，都把疾病与鬼作祟联系起来，疾病被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在举行傩仪的最后，方相氏、十二神兽、五营骑士传递火把，这种活动就说明用火来消灭病毒。这种用火或烟进行消毒防疫的作用，在日本文献中也有记载，日本《春日权现验记》（公元309年）中的附图，就有用“烧燎”防病这一史实。在年关时节或疾病流行时节，举行傩仪，就好象来一次大扫除，进行消毒防疫，防止疾病的发生。
三、傩戏与戏剧
唐宋以后，随着封建文化的繁荣发展，傩仪的世俗性、表演性逐渐浓厚，庄严的傩仪已开始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了，即傩戏出现了。傩戏有专门的曲谱，伴奏乐器多样。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分乐部为九部，其中就有《驱傩》部。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所载：东京岁除之日，禁中举行大傩，率众打鬼的方相氏改为戴假面兽的戏曲角色，穿鲜艳的衣锦，手执金枪龙旗，装扮成门神、钟馗、土神、灶神共千余人，在宫中载歌载舞，上至皇帝文武百官，下到布衣百姓都可观看，这时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傩戏，娱乐性极强。民间则流行“打夜胡”、“打邪呼”（邪呼就是大声呼喊以驱鬼）。《东京梦华录》等书说“打夜胡”是岁末十二月举行的驱傩活动，扮演者多为乞丐，三五人一伙，戴面具或涂面，装成神鬼、钟馗、妇女等，挨门挨户为人驱祟、演唱、求乞。溯源而上，与先秦时口呼“傩、傩”之声的沿门赶鬼活动一脉相承。随着傩事活动的广泛流传，在驱鬼逐疫的鬼神信仰中也融入了大量的儒、道、佛等文化，有了许多神话和民间传说，还有不少历史故事和战争题材的内容穿插其间，显示出浓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兰陵王》、《目连救母》等傩戏剧目一直沿传至今，孔子也逐渐被奉为傩神之一。于是，傩文化中的人神界限更为模糊：有人化了的神，也有神化了的人。
辽金至明清，在礼典中再也没有傩仪的记载。自此傩戏作为一种娱乐性较强的集体歌舞活动在民间蓬勃发展。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兴起，傩戏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并且由中原一带向江南和西南流传，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戏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据考证我们熟知的秧歌就源于集沿门逐疫、沿门卖艺、沿门乞讨的乡傩（宋代叫“打夜胡”），秧歌又可写作姎哥、阳歌、羊高、英歌等，表明“秧”是同音假借，非插秧之“秧”。《说文》谓“姎”是女性自指，今西南少数民族有称女性为“阿央”者。秧歌的起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在新疆，姎哥原指姑娘、少妇，后成为一种扮演活动“偎郎”中女性角色的代称。在今陇东、陕西一带，汉族的乡人傩与“偎郎”相遇，形成秧歌。这种活动的特征是必有男女调情的表演。以后的东北“二人转”、早期评剧、花鼓戏、采茶戏大都一脉相承，沿袭至今。在今天各地民间庙会中的大头娃娃舞（祭五谷神，祈求新的一年五谷丰登）、高台狮舞等等传统文化活动中都能看到傩戏的痕迹，可以说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06年5月20日，傩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代傩的流行曾遍及西南地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嫩江流域。当时傩的规模有大有小，等级有高有低，据文献记载有“天子傩”、“国傩”、“乡傩”等等。民间的傩祭不拘时间，每年的不同季节都会举行，这是古人心理上、生理上的双重需求和精神寄托，寓意灾难离去，美好生活到来。作为一种岁时岁仪，可以调节人们的生活，达到适当娱乐和休息的目的，孔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格言即出于此。无论是远古时期的“战争舞蹈”、驱鬼逐疫的傩仪，还是征战意味的军傩、娱乐表演的傩戏，经过世代演变，逐步和当地民风民俗融合，形成极具特色的地方戏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傩仪、傩戏、戏剧，综合了演唱、对白、舞蹈多种表演元素，存在边远地区也好，流行繁华都市也罢，都是民间浓郁传统生活习俗的再现。
傩，这一远古时期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以其神秘诡异的色彩、雄浑凛冽的风貌，由最初天子所命的驱鬼逐疫的祭祀礼仪演变为民间歌舞表演的艺术形式，经历了打鬼、酬神、世俗化三个阶段，它们都是以歌舞表演为形式的集体活动，反映了当时人们战胜邪恶的勇气，同大自然作斗争必胜的信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企盼。数千年来，傩文化生生不息，处处存在，今天的人们已不再迷恋虚无缥缈的巫傩信仰，这一切正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逐渐衰落，留下的只有文化艺术成分。作为文化的、艺术的形态，无论是幽深意境中的墓室壁画，还是热闹非凡的广场表演，它依然从远古走来敲击、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注释
[1]见《营城子一前牧城驿附近之汉代壁画砖墓》图版第四零，1934年出版。
[2]参看《汉代画像全集》二编，页91、图129及页94、图132，商务印书馆代印本。
作者简介
段跃辉，女，1974年9月出生，河南栾川人，现为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