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支援
关于以契约的形式合法的买卖人，是封建社会乃至民国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别于那些私自拐卖人口的野蛮行径，是一种民间认可、官府不办的约定俗成的产物，反映了卖者的悲惨与无奈、买者的从容和窃喜。
人契从来都不应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情，故虽然历史上此种现象出现得很早，在封建社会起始即有此种事情的记载。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契据实物还是非常少见，相对于大量存世的地契、房契及其它文书而言，其存世量和发生量都是不多的。洛阳民俗博物馆现征集有七份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的此类契约，就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契约的内容
对于这七份契约，本文以年代为序详细逐一介绍。
1．光绪九年人契
该契约全文为：
“立人契字之人韩门杨氏，日无度用，身无依靠。出于无奈，今亲自央媒人说合，情愿于孟礼公足下为室，空口无凭，立人契存证。
光绪九年四月十七日
立人契人韩门杨氏（画押）
同媒人说合 吴风林
李腾光”
此契约是韩门杨氏自己主持卖自己，通过契约内容，可以得知其应是丧夫独居。在封建社会里，家里没有了丈夫，妻子又无劳动能力，所以就造成了“日无度用，身无依靠”，每天的生活没有法过，恐怕吃饭都有问题，所以就只有再嫁与人了。韩门杨氏没有孩子，如有契约中定有说明。所以应是十分年青的寡妇。其夫怎样去世的，没有讲，但不是病故也定有原因，契约中没有载明。此契还有一个特点，即韩门杨氏卖自己时，没有讲明婆家的态度，只字未提，一般的契约对此都有交代的。这表明韩门杨氏实在没有办法，顾不了许多，也说明她应有一定的主见。此契不见有钱物的交易。也就是嫁给孟礼公只为讨口饭吃、活下去。“足下”二字反映了再嫁的屈辱和无奈，恐是小妾。娶者孟礼公此人契约中没有交代。但从名字来看，至少也是一个乡绅。
2．民国七年人契
此契约全文如下：
“立人契人徐法春。长兄下世，身无易者。婆母两家居通于嫂，赏以情愿，许于杨根上足下为婚。遂（随）带小女一个。小女死和（主人）无干，4、女遂（随）带羊（养）身银柒两。节女带银，祖上有人拦当（挡），法春一面成（承）当。价银五拾两整，取价银肆拾叁两。恐口不凭，立人契为证。
民国柒年九月初二日
立人契人徐法春（画押）
大冰人孙法元（画押）”
此契约是立约人徐法春在其哥去世后，在同其嫂婆娘两家商量后，将嫂子卖给了杨根上。其哥去世没有留下钱财，嫂子又带有一小女，故为了生活，出此下策。契约载明一共将嫂子卖了五十两银子，其中的七两银子由小女自带，为日后生活之用。因买主并不负责不是亲生的小女的生活，固“小女死和（主人）无干。”可见，此契中买者的无情。其余的四十三两银子却归了小叔子徐法春，其嫂并无得分文。给小女留存的七两银子，也受到族人的窥视，故契约中加上了“节女带银，祖上有人拦当（挡），法春一面成（承）当”一段话。徐法春对于侄女还是稍有感情的。此契中也有“足下”的用语，反映了再婚妇女在那个时代地位的卑下。
3．民国十七年人契
该人契内容如下：
“立人契人陈本立，知（只）因至（侄）儿不在，侄儿妻年少不能在家居主（住），在家日无度用。娘婆两家商议，情愿嫁于赵会名下为妻。付值价钱四佰伍拾仟整。若有卒（族）人争竞者，主婚人一面遂（承）当。恐口不凭，立人契为证。
立人契人陈本立（画押）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煤（媒）人：王喜
李文良”
此人契是叔卖侄媳，侄儿去世原因不明，但可以看出是青年早逝。因契约中说侄儿妻年少，就是年纪小，“不能在家居住”，因其年少，在家中恐要出事，再者没有了男人和生活来源，其生活“日无度用”，没吃没喝无法生活，所以婆家娘家共同商议，由叔父出面卖与别人为妻。卖价“四佰伍拾仟整”，即四千五百文，是铜钱的数目。此契成约于民国十七年，即公元1928年，当时货币流通比较混乱，清代的铜钱、铜元、银元、民国时期的银元一并流通，还不算各地军阀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些钱也是无一例外的装进了叔父的腰包。而侄儿媳分文未得，和前契一样，被嫁的女人并没有一定自由，全由婆家之人操弄。此契还有一个特点，即错别字较多，文法不好，系仓促而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事情的不公正和缺乏正当性。
4．民国二十三年人契
此契全文如下：
“立人契人宋门王氏，居第六区保安乡二六保一七甲十一户。同长子天来，因（其）父亡故，丢下小母，身无依靠，无耐（奈）许于第五区九坚乡第一保第七甲甲长宫俊德足下为婚。同中言明大洋乙（一）百二十元。日后有族亲人兰（拦）当，立人契人一面应当。恐口不凭，立人契为证。
立人契人宋门王氏（画押）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同人：孙信（画押）
李成（画押）”
此人契也是因青年丧夫，生活“身无依靠”，所以“无奈”而许嫁于人。其嫁人是自愿的。并不见有与婆家、娘家商议的字语，其卖身的大洋一百二十元还是在所有的人契中数目是较多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带的是个儿子，和女儿不同，儿子恐长大要单过，所以留存一些费用供养儿子成家是母亲的心愿。再者买者宫俊德，是一名甲长，在民国时期，甲长是一种了不起的小吏，许多是由地方豪绅地主担任的。本身在地方上有权有财有势。而且和此契约同时被发现的有宫俊德的一些其他资料。其中有地亩册两本，记录了其从清咸丰三年至民国三十年所购买、拥有土地的详细清单，还有一部分地契，由此可以看出宫俊德本人是当地一个根深底厚的财主，拥有土地数百亩，所以让其担任甲长也不足为奇。在民国三十年的土地册中，收藏有一张其本人的照片，照片上可看出此时的他已是耄耋之人，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留有长胡须，头戴做工考究的毡帽，面目清瘦。此人契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嫁给他的宋门王氏还是一个年青的“小母”，所以他付出了一百二十块大洋。
5．民国二十八年人契
该契全文如下：
“立卖人李古德因首（手）中乏用不及，今将不（无）钱，连年不首。家有百岁老母，不（无）法可生，情愿将李于氏卖于赵禄作七（妻），同美（媒）人言明共洋九十元。小女李花代（带）洋拾元一年交回，交回将拾元交青（清）。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立人其（契）人 李古德（画押）
美（媒）人 赵黑拔
罗富娃”
此人契非常的残酷无情，立契人李古德为了生活，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妻子与女儿，看来他真是贫困到了极点。契约中将原因归为“家有百岁老母，无法可生”，使我们感受到立约人为了赡养母亲，实在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在为了其母亲活命的这个问题上，他选择了宁愿卖妻弃女，也要使母亲不至于饿死。通过这份契约，我们看到了“孝”的力量的伟大，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李古德的万般无奈和无助。李古德对女儿李花怀有深深的内疚，在一共卖得的九十块大洋中，给了小女李花随身携带拾元大洋，以备急用。“一年交回”说的是待自己度过难关后，一年后将李花领回。携带的拾元大洋也交青（清），即还给其买主，条件比较苛刻。他只实际上得到了八十块大洋。
此契约错别字较多，个别地方文理不通。说明李古德花不起钱请人书写，而是为了省钱凑合着成就了契约。这也是其贫穷的佐证。
6．民国三十七年人契
其内容如下：
“立字据人韩宗周，因家廷（庭）夫妇不合，生活无着。经广武县府堂讯，后及杜张氏双方央人说合，杜张氏出小麦七石五斗，本人甘愿将己之妻韩王氏作为杜门。以后双方决无纠葛控告情事。空口无凭，立两清字据为凭。
立字人韩宗周亲笔（手印）
说合人：王瑞麟
王家华（手印）
孙玉华（手印）
李景心（手印）
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此契另付收条一张，“今收到杜张氏小麦柒石五升整、韩宗周、八月二十日具”，此条在小麦的数目上有两枚手印。
此人契的发生理由除了因为经济和贫穷的原因而且述加上了感情，从契文中得知，其夫妻长期不和，因此还闹到了公堂之上。为此韩宗周在央人说合下将其妻韩王氏卖给了杜张氏。杜张氏也是一位女性，买人的肯定不是她，而应是其夫杜某人。整个事情是由韩宗周和杜张氏在操办，而杜某则躲在幕后没有出现，但处处显示了其的存在。七石五斗的小麦在当时是一个大数，时当值钱数千文，他不点头是不行的。可能因为买活人之妻不甚光彩，所以才不出头。由其妻出面执行。而韩王氏也是同意此事的。就是当小也不和韩宗周过了。契约中没有提到有孩子，说明该夫妻尚还年青。此契约由韩宗周本人亲自执笔书写，可见其卖妻的决心。文体不通顺，有错别字说明其文化水平不高。此契以小麦代钱款，亦较特别。
7．民国三十九年人契
此契约内容如下：
“立人契人常门尚氏，因为老无依靠，日无度用，今将女儿许于王德增足下为婚，随带孙女一名，皆归王姓恩养长大。同中说合人言明价粮俱无，情愿将余侍奉到老。后日若有异问发生，我母女甘愿负完全责任，与王姓无干。空口无凭，特立人契为证，此据。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四月八日
立人契常门尚氏（画押）
女代立（画押）
同中人常三恩（画押）
马金铎（画押）”
此人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卖身契，通过对整个契约的分析，可以看出是常门尚氏“因老无依靠，日无度用”才将也是寡居的女儿及孙女许于“王德增”，虽然契约上写明是人契，但此处是“许于”，有别于纯粹的卖人，而且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送终，可以看出常门尚氏没有儿子，只有这个苦命的女儿和孙女，所以没有索要一分钱，而且孙女也改姓于“王”姓，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女儿起到了大作用，契约是代母亲立的。但万万不可用自己的名字，这样恐有族人说辞，以母亲的名义来办这件事，可以完美。试想一下，自己丧夫，还带一个女儿，还要供养老母，负担实在太重了，这种事在今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在当时却不得不如此大费周章的处理，由此可知妇女地位的低下。
此份契约的时间较晚，民国二十九年已到了公元1950年了。洛阳已完全解放，民主政权也建立了，此约的地点文中载明是今偃师县庞村乡，但当时主要是在城市中民主政权比较巩固，尚无暇顾及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只有旧社会和封建社会才会发生的人契现象。这与当时刚刚解放、交通不畅、信息不灵有关。契约的年代仍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契约反映的有关问题
通过对以上年代不同的七份人契的认真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1．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低下
无一例外，这七份人契的所涉及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丧夫的妇女。在封建社会和民国时期，实际上卖儿卖女的现象是非常多的。但那些只是头上插麦草坐在路边待价而沽的现象，而订立契约公开合法的买卖妇女，是人契的一个特点。我们注意到，在所有的人契契约中，涉及到妇女，都没有名字，而只有其夫姓和本姓，充分说明当时的女性缺乏社会地位和人格保障。嫁给丈夫，冠以夫姓，就一切依靠给了别人。自己能决定命运去留的不多。这七份契约中，除了有两份是自己决定卖出自己的外，其余都是任凭别人宰割发落。有丈夫卖妻的，有老娘卖女的，有叔父卖侄儿媳的，有弟卖嫂子的。而且所有的契约在谈到原因时，基本上都是因为生活的艰难，“日无度用”，可以说是为了不至于被饿死，才这样出此下策。
2．缺少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注意到，这些契约中涉及到的行为许多都是家庭中因丧夫发生以后，造成妻子及家庭的不幸，进而影响到了生存。几乎所有的契约在谈到此时，没有反映出有任何官方机构对此相助的记载，没有对这些出现家庭悲剧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的迹象。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应该是制度的缺陷。遍查清代及民国初期的律法与条例，这一方面是个空白。再者，与社会的局势动荡和经济能力的不发达也有关系。清末及民国时期，战乱频繁，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历军阀混战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没有稳定的生产建设环境，一切经济资源都为了战争而耗尽，所以一般人民大众的个人福祉及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受到了影响，更是接近于生存崩溃的边缘，所以就更无从谈到这些人的救助和保障了。
3．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
这些契约中反映出的都是妇女被卖，就是随带的孩子，也大都只是女孩。少见到有带男孩的。这也反映出了整个社会的重男轻女现象。不过在那依靠劳动力种田吃饭养活全家的时代，没有男人，确实家里的生活会遇到极大的麻烦，在那时如果去讲男女平等，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像家里没有人种田，没有收成，没有粮食，如何平等？在如今的社会，女性可以干许多的工作，商业、饮食业、手工业等。可那时侯整个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适合女性工作的岗位基本没有。还有一个环境及认识问题，当时社会的妇女都缠着小脚，守着灶台在一生中操劳，走向社会，会遭人非议，不能干抛头露面的事，一切是男人的天下，稍有不慎，丈夫、族亲、官府都会加以干涉指责，农耕社会靠男人力气吃饭的严酷现实阻断了妇女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4．对妇女感情的扼杀
在所有的契约中，反映的都是一个目的，即为了求生，为了活命，或为了养老，都是与经济、与钱财有关，赤裸裸的暴露了金钱世界的本质。而对人性特别是妇女的感情，则进行了彻底的扼杀。在所有的这些买卖活动中，根本看不出有一点尊重妇女的意愿，看不出一丝女性的追求与向往，更谈不上女性天生对爱的追求了。她们在丧夫或离异之后，能活下去就是唯一的追求，其余的任何方面都是无法考虑和向往的。这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巨大悲哀。
总之，人契反映的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非人性的社会事件，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黑暗一面。它的形成和存在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关，是应该被永远唾弃的一种历史现象。
作者简介
王支援，河南信阳人，1955年2月出生，洛阳民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