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玉凤：商代晚期玉器，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高13.6厘米，厚0.7厘米，黄褐色，亭亭玉立，作侧身回首欲飞状，喙、眼、冠似鸡，短翅长尾，翅上用阳线雕翎毛纹，尾翎分叉，其上有二橄榄形纹饰，已基本具备了后世对凤“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鳞翼、鱼尾、其状如鹤、体备五色”的描绘。身前有透穿镂孔，更使民体丰满迷人。背部外凸的穿孔圆钮，应是供穿绳悬挂之处。凤的形象美丽。精巧，玉质品莹润洁，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而持之难释。妇好墓出土了很多玉龙，而王凤仅此一件，说明妇好对风的极端重视。此器也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最佳实物。
玉鹅：商代晚期玉器，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高7.2厘米，厚0.6厘米，一面灰色，另一面呈灰褐色，有细小斑点，鹅作站立状，凸顶，圆眼，长扁嘴紧闭，颈向后伸，头弯于胸前，短翅并拢，腿粗短，下有趾，趾下有榫，已残损，通体纹饰雕琢精细，颈饰羽毛纹，翅饰翎纹，两面纹样基本相同，小巧行生动，可作插嵌物。
飞禽类动物玉雕绝大多数采用了正侧面剪影的手法，即抓住所要描绘对象的主要特征，用熟练而准确的外轮廓线，勾勒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来。例如扁平的玉鹅，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它们仁立憩息的典型姿态，颈部弯曲下垂，好似刚刚涉出水面正在梳理身上的羽毛。如果把两只鹅合拍在一起，加以灯光的渲染，顿感生气盎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玉鹅
玉龙：商代晚期玉器，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81厘米，高5百厘米，墨绿色，昂首张口露齿，细眉“臣”字形眼，两角钝且后抿，背脊起锯齿状扉棱，尾尖内卷，两足前伸，各有四爪，龙身扁饰菱形兼三角纹，左足饰以云纹，下颔正中有一上下对钻的小孔。这条玉龙，使我们想起红山文化的玉龙，它蜷曲铀身躯，雄浑的体态，宏大的气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玉刀：商代晚期玉器，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通长33.5厘米，刀身宽5.2厘米，厚0.5厘米，栖长3.2厘米，灰青色，刀体狭长呈窄弧形，刀背雕出锯齿状扉棱，表示龙的脊骨，两面阴线刻张口龙纹，龙首有平卧式蘑茹型角，“臣”字形眼睛，龙身饰四方连续套叠菱格纹，刀身后部穿一孔。商玉刀多无孔，此刀有孔亦无实用功能，只能看做是原始社会穿孔玉刀的遗风，玉刀体长而薄，又加饰精美的龙纹，是表现商王统治权威的象征物，是礼仪玉。刀后的短柄，抑或又是榫，说明玉刀原是插入木柄的。商代有榫玉器掇多，但此种造型及用法，在商代以后几乎不见了，这在古玉的时代鉴定上有参考价值。
玉刀
妇好玉熊：商代晚期玉器，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4厘米，褐绿色。圆雕，呈蹲坐状。头微抬，面部呈三角形，大眼小耳，张口露舌，前肢抱膝。背饰云纹。颈部有上下穿通的小孔，系绳佩带。臀下有圆孔，孔内有朱砂痕迹。前身褐色，背浅绿色，体态肥胖憨呆，雕工简练娴熟。
玉龟
玉龟：商代晚期玉器，1975年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北房子出土，宅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长5.8厘米、宽3。7厘米，黑色，部分沁成黄色。龟作爬行状，伸头，右前足外伸，足上雕出四爪，活灵活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俏色”玉作品，玉工巧妙把握玉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特点，将原有黑褐色石皮保留下来雕琢成玉鳖的背甲，双目和爪尖，与其他部位的灰白色相互映衬，从而把王鳖表现得更为真实，神韵天成，妙趣横生，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反映了当时玉工们巧于运用玉料颜色的设计智慧和才能。
三、人格化的两周玉器
两周玉器评述
西周玉器
西周玉器出土范围远远超过商代，考古发现表明，在西周列国的广大地域几乎都有玉器出土，并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比较集中有陕西宝鸡鱼国墓地、扶风强家西周墓地、长安县沣镝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三门峡上岭村虢国墓地等。其中仅在陕西宝鸡鱼国菇家庄一、二号墓就出土各类玉石器一千三百多件，在强家一号西周墓中也出土有五百五十多件玉石器，数量之多实属罕见。
1991年在河南三门峡上岭村号国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中取得重大收获，极大地丰富了西周玉器的内容，在一把号称。天下第一”的铜柄铁剑的剑柄上发现镶有美玉绿松石，这是目前发现玉剑饰的最早实例。另在二零零一号墓主身上还发现了极为罕见的早期缀玉面罩和玉组佩，缀玉面罩由许多琢磨成眉、目、鼻、口、耳形状为主体的玉片组成，以前多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虢国墓地的新发现将玉衣的渊源又上溯了几百年。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礼制化的时代，西周的礼制曾被孔子作为典范来歌颂，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创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学。周礼可用“吉、凶、宾、军、嘉”五字来概括，“以吉礼事邦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实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在这些礼仪活动中，无处不见用玉的痕迹，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都充分证明了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并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代具有深远的影响。
西周时期玉器使用的玉材很复杂，和阗玉中以青玉为多，也有白玉，另外有独山玉及绿松石，也有一些小玉件是由细石制成的。
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可以说一脉相承，在造型、纹饰、雕琢技艺方面基本沿袭商代后期风格，但从总体来看有简化的趋向。雕琢技艺在继承商代双线勾勒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楼刻，多为平面片雕，圆雕作品较少且为小型，纹饰常由简练刚劲的线刻来表现，阴线或双勾阴线的夔纹。凤纹是其代表性图案，琢玉技艺娴熟，《诗经》所载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当时制工工艺的真实反映。
西周玉器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和装饰艺术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璧、琮、璜、戈、斧、锛、凿等，后者主要有串饰、佩饰和鱼、鹿、乌等众多的动物形玉雕。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周玉器在种类、造型等方面都没有超过商代后期，这与西周时期严格的宗法、礼仪制度是有关系的，具体反映就是玉器数量虽多但种类较少，且同类器物多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形状，显然是受一定的格式和规范所制约。
西周玉器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开始出现人性化的趋向，从物质观念上看，西周人对玉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更进一步，从思想观念上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人的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也为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人格化奠定了基础。
东周玉器
东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到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初步确立，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过程，诸侯争雄。但分裂的政治局面并没有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反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的玉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在中华大地得到蓬勃发展，玉器出土分布较为广泛。
黄君孟夫妇墓：春秋早期，1983年发掘。墓葬位于河南光山县宝相寺上官岗，是黄国君主孟及夫人孟姬的合葬墓。
黄君孟棺内共出土玉器185件，玉色以深浅程度不一的黄色玉为主，有黄黑、黄褐、黄、黄白，还有黑、青、青白、灰白等色。
盂姬棺内玉器保存完好，头骨上散落玉饰102件，胸前有一块玉璧，左腰间有一件玉雕人头和两件黑玉虎，左脚下散落玉饰21件。玉器的种类有璧、璜、环、人首玉饰、决兽面饰鸳鸯、鱼、蚕蛾、人面纹饰、蝉纹管、垂鳞纹饰、窃曲纹饰、兽首纹饰等，体型虽小，但雕琢极为精巧。玉器纹饰方面，除保留西周盛行的古朴纹饰外，还出现了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盛行的几何细密勾连纹，因此这批玉器是春秋早期向春秋中期过渡的典型代表。孟姬棺内的玉器工质和玉雕工艺比黄君盂棺内玉器略胜一筹，数量也大大超过后者，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座墓中出土了多件蚕纹玉器，形象十分生动，说明当时养蚕业比较发达。
吴国玉器窖藏：春秋晚期，1986年在江苏吴县发现。窖藏位于江苏吴县通安乡严山东南麓，窖穴长约两米，宽约一米，坑深0.5米，埋藏有玉器、彩石器和料器。窖藏的遗物出土后曾散失，存放位置和组合情况不详。后来征集到402件，其中玉器204件，被步鉴定为软玉，分礼器和装饰品两类。礼器有璧、环、璜、琮等；装饰品有149件，种类繁多，有虎形佩、鸟形佩、长方形佩、拱形王佩、双系拱形起脊饰、镯、珠、管等，常成对出现，其中双系拱形起脊饰和鹦鹉首拱形饰属首次发现。装饰玉上的纹饰有蟠虺纹、变体夔纹、人面纹、卷云纹、羽状细划纹、弦纹等，雕工精细，饰件上多有穿孔，用于系佩。这批玉器数量多，质量精，应是吴国宫廷用玉。
鲁国故城东周墓：1978年发掘，墓葬位于山东曲阜市西北和药圃、斗鸡台、“望父台”等地。鲁国的都城曲阜，以孔子的故里而闻名于世，在城的周围分布着大批春秋战国墓，现已发掘28座。这些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甲、乙两组。甲组墓18座，时代为春秋时期，出土玉石器较少，器类简单。
乙组墓10座，时代为战国时期，出土玉石器约为两百件，大多造型规整，纹饰线条流畅，制作精致，如圆雕的立姿玉马、兽面纹带钩等堪称战国玉器的佳品。一些较大的墓未被盗掘，玉石出土位置明确，例如4号墓棺内死者身上从头至足放一层玉璧9件，身下垫一层王贤件。玉璧中有一种饰双周或三周纹饰带的璧，这种璧在汉代诸侯王墓中常见，亦作敛葬用玉，所以由此可探究一些汉代葬玉制度的渊源。甲乙两组墓葬玉器风格迥然不同，甲组墓玉石器与商代、西周玉器风格接近，而乙组墓玉石器则与同时期中原玉器风格相同。
曾侯乙墓：战国早期，1978年发掘，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曾侯乙墓玉器绝大多数出自墓主棺内，头脚处各放少数，其余分左右两排或数排，自上而下旋转，棺盖上也有玉石饰物，可能是棺罩上的饰件。这批玉器颜色以青白、青黄、灰白、黄白、黄褐、青蓝色为主，少数为深绿、浅绿和白色，玉质不纯，一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杂质和裂痕。多数玉器通体抛光，色泽较亮，经鉴定，这批玉器属新疆和田软玉。玉器分饰物、用具和葬玉三大类。玉饰物的数量和种类很丰富，形制、纹饰、大小、玉色基本一致的同类往往成对出现。用具包括玉带钩、玉梳和玉、葬玉64件，有玲、口塞、握、璞料及残玉器等。玉片21件，均作长方形，分布于墓主上半身，有四个或两个小穿孔，其用途应是掩覆于墓主面部的“瞑目”及衣服上的缀饰；残玉器和玉璞则有护尸不朽的意义。曾侯乙墓玉器大多数制作精致，雕刻技法有平雕、浮雕阴刻、透雕、圆雕、穿孔等，一些玉器上尚有制作时留下的痕迹。这批玉器保存完好，时代明确，是研究战国玉器制作工艺及使用制度的宝贵资料。中山王墓：战国中期，1977年发掘，陵墓位于河北乎山县灵山下，是中山国王及其家族的墓葬。中山王墓玉石器共出土三百多件；以黄玉和青玉为主，还有黑玉、白玉等。玉料经鉴定有新疆玉、辽宁岫岩工、河南南阳独山玉等，石料则产自太行山。玉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设计巧妙，制作精致，其中以青玉带钩。蛙形小兽和白玉莲瓣纹圆形嵌饰为代表作。六号墓棺椁上镶嵌有方形饕餮虺龙纹石板，这在燕、赵地区很流行。墓中还出土了十几件玉人，有男女成年人和小孩，均着各式花格长裙，束腰窄细，头结角髻，拱手或抄手而立，其形象为研究当时中山国人的风俗习惯、人物面貌及其服饰提供了直观的感性材料。中山王墓中还出士有几十件墨书文字的玉器，有的书写器物名称，也有写上某人姓名或记述一件事，如“它玉环”、“它玉琥”、“它玉珩”、“桓子”等；它是研究古代玉器定名、用途难得的资料。这批玉石器还证明了当时中山国人具有较高的手工业技术水平。
从各地均有大量玉器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在较大的城邑中都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器作坊。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河南新郑韩故城和陕西风翔秦都雍城均发现有玉石作坊遗址，其中在洛阳东周王城西北角发现各类玉石半成品和废品八千多件，足见其规模之大。此期玉器用材非常复杂，和阗玉的用量朋显增大，其中玉质多为青玉和黄玉，白玉较少见，另外还有玛瑙、绿松石、水晶及今河南南阳的独山玉等。
从制作技艺来看，由于铁工具的出现及普遍使用，琢玉工艺突飞猛进，玉匠基本摆脱了前代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线条遒劲有力，钻孔匀称光滑，极少见到因工具不力而残留的制作痕迹。同时，金银铜嵌玉的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普遍使用于剑、带钩、车马器等小件器物上外，在鼎、壶、郭、尊等大型铜礼器上也有应用，透雕、镂空等难度较高的作品此时亦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将玉、绿松石、玛瑙等金银细玉紧密结合起来，使玉器显得更加庄严、雅清、富丽堂皇。如中山王墓出土的镶金银嵌绿松石牲尊，绍兴战国墓出土的玉耳金舟，辉县金村出土的金锭王佩等，都是这一时期极具有代表性的装饰艺术品。
此期玉器已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专享的奢侈品，而且表现出一定的普及的倾向，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玉器被广泛运用于祭3巳装饰、丧葬各个领域。东周玉器大致可分为礼器、装饰艺术品和杂件类。
礼器主要包括璧、琮、圭、璋、璜等；装饰艺术品种繁多，主要有块、环、串饰、组佩饰和动物形玉饰；杂件类有梳、五册、镜架及敛葬用玉衣片、含玉、缀玉面罩等。
玉礼器在东周时期发现不少，但其庄严肃穆之感日减，装饰艺术价值渐增，伴随着尊神敬大思想的动摇和夏商以来青铜器礼器的盛行，玉礼器在石器时代晚期所特有的得天独厚。
元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受到一定的冲击，此时玉礼器多是作为信物的吉祥物用于朝觐、盟誓、婚聘、敛葬等。当然，由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祭把天地鬼神的功能在后代仍有继承。
东周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王佩饰的盛行，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玉器由神到人的转变，玉器的人格化从西周初露端倪，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定制。赋玉以道德内涵在孔子“贵玉轻珉”的论述中集中表现出来，《礼记·聘义》载，孔子曰：“言念君子，温其于玉，故君子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上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判，义也；垂之如坠，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