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忧患意识，还使作家能够居安思危。从黑暗的国统区来到阳光明媚、充满欢乐的解放区，丁玲是无比快乐和幸福的。她热爱解放区，热爱新生活，但这种爱，并非圣徒朝圣时的顶礼膜拜。正因为她对解放区爱得深，爱得切，而且希望它更好，更美，因此，她能够大胆而敏感地发现：“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世界是相连结着的。”这种与中国几十年封建恶习的血缘联系，使解放区这样的革命圣地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缺点。历史的封建积习就像黄河泛滥以后沿途所丢下的许多污泥与浊水，如何清除这些污泥浊水，这是解放区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之一。
丁玲在她的小说中，用一种审视的冷静的眼光，对生活作了艺术的总体透视和表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是如何缠绕在这些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里来的人物身上的，它们又是如何制约，干扰着这些新人的成长和新社会的发展的。
作者正是本着对解放区的这种热爱，对人民政权的一片赤诚，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与警觉，才敢于在一片光明的赞美声中掺入一种“不和谐的杂音”，提醒人们居安思危，警惕封建遗毒、官僚主义以及懒惰、怯弱、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等旧的习惯势力对健康的革命肌体的侵袭，注意疗救旧社会遗留下的创伤。可以说，丁玲正是怀着这种女娲“补天”的精神，才敢于在她的小说里塑造贞贞、陆萍这样的形象；写出何华明翻身以后的“乐”与“忧”；写了生活在地主家，又“有别于地主”的黑妮的形象；写出在土改初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有作家的天性——敏锐：更需要有作家一颗金子般的心——对党、对人民、对艺术事业高度的责任心。
作家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的声声啼唤，有如啼血的杜鹃，让人感到她的精神的伟大。然而，有些人无法领会作家这种伟大的情怀，把揭示局限和缺陷，视为诬蔑解放区，把作家塑造黑妮与顾涌的形象视为同情地、富；把《在医院中》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视为攻击党的领导。为此，丁玲几十年来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这位“圣僧”被丢到了地狱去熬炼。
神圣的忧患意识，使丁玲能够密切注视现实，双脚牢牢地踩在现实的土壤上。另一方面，她又能够超越自己，超越现实，超越她所生活的空间，看到未来，因而也具有一种超越意识。
罗曼·罗兰说：“像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库罗斯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另一股则蕴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它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见《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
丁玲也一样。一方面，她的作品总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时代的要求、时代的色彩和时代的声音，与时代相汇合；另一方面，她既尊重现实又不受现实的束缚，她借助自己天才的艺术直觉、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与现实不相一致的东西。鲁迅说过：“作家有一种特有的敏感，例如听口令‘举……枪’，政治家要等到‘枪’字令下的时候才举起，而作家听到‘举’字就举起来了。”（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丁玲这种“特有的敏感”并不是她有未h先知的本领，也不是因为她能够靠哲学的推断对未来作出某种预测，而是“因为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17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才赋予她的作品以透视力和超前性。
丁玲还说过：“作家一定要看见旁人能见到的东西，还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作家独特的慧眼使他们能够感觉到尚未被人们发现的东西。这种“发现”可能是时代的强音，一或者是时代变革的潜流，可能是时代的欢乐，也可能是时代的苦闷和忧伤。但总之，她有“发现”，而不是人云亦云，是超越前人的发现。因此“独特的发现”，充分地发扬作家的主体意识，这是作品具有“超越性”的前提。其次，作家保持自主的精神和心灵上的自由，也是保证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条件之一。
丁玲说过：“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完以后，发表之后，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1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如果作家主体意识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思前想后，万无一失地考虑到作品将招来的是“欢迎或是物议”，那么这样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再次，丁玲小说中的“超越意识”并不是将某种观念外贴或附加上去，而使作品抽象化和哲理化。如果是这样，倒是对文学的削弱。她的小说所表现的超越性，往往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说，作家将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等的总体思考与审美评价，艺术化地、含蓄地寓含于小说的情节、细节、人物、语言的描绘之中。这样，超越于物象之外的哲学思考，要以物象之内的“环中”来求得。丁玲的“超越意识”大多是通过“寓意超越”来实现的。比如，通过形象的遭遇和命运来寓意。《在医院中》的陆萍改造医院的失败寓意着小生产者的偏狭保守、苟安愚昧对改革的严重障碍。
40多年以后，当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之时，仍然有愚昧、保守、苟安、不求发展进步与革新精神之间的尖锐冲突。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仍然腐蚀着革命的肌体，危害党的事业，“消溶”改革者的锐气。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事情竟然如此相同，今天我们改革中经历的种种矛盾、斗争，不是早在40多年前丁玲写的《在医院中》的陆萍所遇到的么？在这里人们不得不惊叹作家目光的敏锐性与意识的超前性。历史总是联系着现实，也联系着未来，历史地把握生活，是作家超越时代的先决条件。
丁玲从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走向革命者的行列，将自己溶于革命群众之中，达到了“超我”境地。这种蜕变，更增强了她的忧患意识和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斗争生活给她增添了敏锐的观察力，使她能超越时空，看到现实的不足与缺陷，看到未来。
作家主体意识中的这种超越意识既是超越世俗的观念，超越常规，超越前人的意识，也是超越作家“自我”，表现出主体感情、思想、意识上的开放性。丁玲既能抓住“时代的灵魂”，扣住社会生活的焦点，把握时代发展的脉胳，又能以强烈的主体精神，敏锐的感受能力与思想锋芒以及执着纯真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的胆量和气魄，去面对社会，思考生活。这样，才能保证她的创作具有真知灼见，预见未来，使革命现实主义不断得以深化。
这种深化，不但从小说中可略见一斑，就是散文，也可见其敏锐的感应神经、犀利的思想穿透力。如《“三八节”有感》《风雨中记萧红》《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以及《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访美散记》等，都可见其对现实、对未来、对理想、友谊、爱情、生、死、苦难等的独特思考，深刻感悟。
5—2“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诗的激情与浪漫色彩
湖湘学子，普遍受到楚文化“道”、“巫”、“骚”：的熏陶。楚籍老子、庄子的道学，睿智妙论；巫学奇思幻想；为屈子所独创的骚学文采灿烂。因而他们往往具有哲理的思考和诗人的才情。他们很少学究气，他们既是哲人，学者，又是才子、诗人。例如毛泽东，既是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军事家，诗人。严肃的哲理思考与诗人的浪漫热情相结合，沉雄与俊逸、朴质与华美、英雄气概与妖娆俏丽的文笔和谐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诗词，继承了屈原、唐代三李的词风，具有浪漫主义的风韵。
说到屈原，以他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在诗中，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况，借助象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贞，对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的忧愤。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情感，进发了夺目的光彩。另一方面，屈原又从荆楚风俗中吸取了具有原始力的情感和想象。在他的诗中，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星辰、山川流沙、风云雷电任其驱遣。他将瑰丽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奇幻的神话，怪异的传说，优美的文采，参差的句式，浪漫的情调以及华丽的词藻熔于一炉，创造了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绵延不息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选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文心雕龙註（上）》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一段文字，评述了《楚辞》对后代作家的巨大影响。从王褒的《九怀》以后，许多作品都学习《楚辞》。以后枚乘、贾谊追随他们的遗风，作品写得华丽绚烂；司马相如、杨雄循着他们的余波，因而作品具有奇伟动人的优点。可见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非一代也。东晋诗人陶渊明，充分发挥了他对未来热烈的憧憬，对理想的狂热追求，描绘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世界，表现了作者浪漫主义的情怀。
唐代李白等人创造的大量的浪漫主义优秀诗篇，标志着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元代以后，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在小说、戏剧领域里得到充分发展，涌现了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等浪漫主义作家。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启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郭沫若的《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人民的理想、情感和愿望，成为时代的强音。郭沫若广泛地接受中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从中国的老、庄哲学，屈原、李白，西方的惠特曼、拜伦、雪莱、歌德等人那里吸取营养，将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与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相结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与历史剧的杰作。显示了现代浪漫主义的新的内容、新的风貌。此后郁达夫、沈从文、肖红、孙犁等作家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小说的流派。可见，屈原对后世的影响，代代相传。
生活在楚湘的丁玲，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自小受到了这种楚文化的熏陶，对于这种屈骚之风，楚味之美，自然是心领神会。如前所述，丁玲一方面敢于直面人生，并且拥有理性生命的思考力与认识力，因而他的小说富有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力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来，她又具有感性生命的激情和冲动。沈从文说她“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如此看来，丁玲又是富于诗人激情和诗人气质的。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丁玲富有浪漫情怀与精神特征。
在丁玲的身上，有一种“爱飞，爱幻想，总是不满现状”的精神特征。瞿秋白发现了这一点，鼓励她说：“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秋白对丁玲精神气质的发现及其鼓励，恰中鹄的。
丁玲研究专家于河生女士认为：“作家的精神特征，即是作家在气质、性格、理想、信念的整体性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独特性。它是独特的个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面貌。”（于河生：《新文学交响乐中一个独特的活跃的音符——论丁玲及其创作的精神特征》，《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5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人们不难发现：在丁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多次出现了在广阔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鹰，这一意象正是作家自我人格的象征和审美观照。
正是这种“总是不满现状，总是爱飞”的精神特征，使丁玲富于想象和幻想，而且这种充满生命力的执着追求，已成为蕴蓄在作家身内的一股内在力量；使她能以无穷的精力勇往直前去追求理想的实现。这股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使作家在沉重的压抑下，执着地面向未来，唱出了一曲曲讴歌光明、讴歌理想的炽热篇章。
其二，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要求。
浪漫主义注重自我，张扬个性。显然，这对丁玲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如前所述，丁玲富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她倔强高傲、偏执任性，刚毅勇敢、乐观洒脱。她笔下的女性也大多桀傲不驯、乖张怪僻、蔑视平庸，孤独感伤。她们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意志出发，向整个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控诉和抗议。但是她们受到了强烈的压迫，个性得不到解放，理想无法实现，於是愤世与感伤。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情调的特征之一。
中国具有浪漫倾向的作家，大多悲怀感伤。’所谓“哀怨起骚人”。屈原忧悲愁思，乃作《离骚》。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中国文人，多有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于是在文学创作中便出现了悲怀伤感的浪漫主义流派。丁玲早期的作品，亦如此。
当丁玲写小说的时候，和巴金、曹禺一样，并没有从理智上明显地去认识什么，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只是隐隐地仿佛有一种感情的汹流在推动她，使她不吐不快。
鲁迅说，屈原“忧悲愁思，不知所诉，乃作《离骚》。”丁玲也是忧悲愁思，不知所诉，乃写莎菲。它的抒情和浪漫，一下子打动了读者的心。当莎菲将自己孤独的灵魂对准那个黑暗而虚伪的社会表示出厌恶和卑视而发出绝叫和呐喊的时候，当她将真爱的种种冲动、欲望、渴求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的时候，封建卫道者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了。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出现了一群前所未有的满怀着时代创伤、狂狷孤傲、叛逆倔强、执着追求、大胆开放的莎菲形象。作家通过她，宣泄了愤世嫉俗的情怀。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40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