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是一片美丽神奇的文化沃土。它有许多美丽的传说，遗留下许多名胜古迹。如炎帝陵庙，据《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东南部的酃县（现改名为炎陵县）境内，有一片莽莽山林，群峰起伏之处，山丘相间之地，有吉祥的白鹿出没，故称白鹿坡（又叫白鹿原）。5000年前，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在为民族的兴旺、繁衍奔波劳碌一生之后，静静地安息在白鹿原坡下。炎黄子孙，不忘这位“削耜翻土、磨唇而耨、饲禽养畜、草木而医”的文化始祖，建庙祭祀。
另一个美丽的传说出自湖南宁远县城南60公里的九嶷山。它有九座山峰，最高的叫舜源峰，海拔1200米。传说4000多年前舜帝到南方巡视，驾崩宁远九嶷山。于是流传着“天下万山朝九嶷”的传说。舜帝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赶到九嶷山痛哭，哭得满眼滴血，血泪洒在竹子上，成了有名的斑竹，又叫“湘妃竹”。九嶷山峰傲然挺立，峰林奇特，松柏滴翠，茂林修竹，流水淙淙，桃李桔栗满山遍野。舜庙红墙碧瓦，松柏掩映。
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是大禹。据说他奔走于大江南北，最后在南岳受“金简玉书”的指点，才治服水患。南岳的岣嵝峰和长沙的岳麓山至今还保留有“禹碑”珍迹。至于说到洞庭湖，神话历史故事更多。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号称800里的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风月无边。是神仙洞府之一，是“洞府之庭”。湖中有湖，湖中有山。君山，就是洞庭湖中的一座山。其面积虽不到1平方公里，但名胜古迹颇多。“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对这位“青螺姑娘”，世人传说甚多，山上有湘妃祠、洞庭庙、二妃墓、柳毅井、传书亭、朗吟亭、射蛟台……它们的由来都有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忧国志诚的楚国三间大夫屈原，受到谗诽，流放湖湘。当楚国即将灭亡之际，屈原于夏历五月初五投身于洞庭湖旁的汩罗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贝宁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梦见屈原告诉他投入江中竹筒中的米被蛟龙吃了，以后“要以楝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物蛟龙所惮”。于是老百姓改用楝叶包好，用五彩线捆扎好，这便是粽子的来历。
以上这诸多传说中，有的是关于古代氏族社会中的一些杰出酋长的，如炎帝、舜帝；有的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大禹；有的则是历史人物，如屈原。正是在古代人民口头流传中的这些神话故事中，隐藏着解开湖湘文化之谜的钥匙。同时，我们也从这些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看到了湖湘人民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艺术天才。无庸置疑，屈原是楚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湖南沅湘一带，又是他后半生流寓之地。不难设想，假若没有沅湘之地的人杰地灵，没有流传在沅湘之间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也就不可能产生《楚辞》。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其历史积淀深厚。站在珥代眺望远古，那炎帝陵、舜帝陵、湘妃竹、五月端阳的龙舟比赛以及那马王堆古墓，无疑是湖湘文化。但下文我们所要探讨的则主要是精神领域内的湖湘文化。
说到“湖湘文化”，自然而然会想起“湖湘学派”。这是南宋初期在湖南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与周敦颐的影响分不开。
周敦颐，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生，湖南道州营道县（今道县）人。“晚年居庐山莲花峰下，筑室讲学，取营道故里濂溪命名为濂溪书堂，世称濂溪书生。传世著作有经朱熹整理的《太极图说》和《通书》40篇。后人编有《周子全书》。朱熹视其为理学开山大师，自成学派，它对“湖湘学派”形成影响颇大。
湖湘学派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学术上有某些独特之处。湖湘学派由北宋学者胡安国及其子胡宏创建。胡氏父子“避乱荆门，讲学南岳，卒开湖湘之学统。”（杨慎初：《岳麓书院史略》第3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朱熹虽然没有正式做过胡宏的弟子，但受其影响极深。胡宏的高足张才式，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张栻之父为南宋抗金名将，任过丞相。张遵父命至衡山向胡宏学习。后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张栻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传播湖湘学，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稳定的精神内核。张栻、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弟子达千余人，开创了湖湘学全盛的局面。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最重要讲坛，聚集了全国的名流教授，使地处内陆腹地的闭塞湖湘，一跃而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到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又将此学派加以发展，终于蔚为大观。
王船山，即王夫之。生于1619年，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湖湘学派继承与发展的重要人物。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附近，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少时读儒家经典，注重实际，关心时局。1642年与其兄同中举人。清兵南下进逼湖南时，他曾在衡山组织武装，抗清失败。顺治8年回原籍，誓不剃发。“头戴斗笠，不顶清朝的天；脚穿木屐，不踏清朝的地”，表现了他的骨气。他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后半生40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佛道等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他不仅是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而且他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时代的精华。他曾在衡阳的石鼓书院讲学。石鼓书院处在湘江和蒸水交汇之处，湘江涛涛，蒸水腾腾，水击岸石，恍若鼓声。历史上这里曾是衡阳水运的一个重要码头，船只如梭，人声鼎沸。在喧闹之中有肃穆的书院立于潮头之滨，颇富有深意。船山先生研究哲学，主张学以致用；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在政治上提出“选贤使能”的主张，这些都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
继王船山之后，近代湖湘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魏源。他是湖南邵阳县金潭人，今属隆回县。生于1794年，卒于1857年。是清代大思想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海国图志》，几经修订，不断增补，到清咸丰2年成书100卷。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世界百科全书。该书提出强国御侮之方略，设计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略。人们称誉他“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不空谈玄妙”。魏源在该书的开篇写道：“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在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无疑是一声春雷。他大胆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提出研究西学，学习西方“长技”，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技术，走富国强兵之道，创办中国民用工业等。这些思想，无疑对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的影响十分巨大。
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湖南颇有点得风气之先的气概，率先办“时务学堂”，兴办《湘报》《湘学新报》，与全国新思潮呼应，政治文化十分活跃，产生了饮誉遐迩的一代英豪。
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之一、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就是一位为人敬仰的爱国先躯。他生于清同治4年，即公元1865年。其父为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少年和青年时代，钻研儒家典籍，广泛涉猎文史百家，对中国旧学有较深造诣，且喜欢研读《船山遗书》，对王夫之坚持反清民族主义思想和“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思想很赞赏，自认为“私淑船山”。可见其受船山先生影响之深。
1897年，他在家乡与唐才常（湖南浏阳县人）、欧阳忠鹄（湖南浏阳人）兴办算学馆，作为“湘学之先导”。他们推行西学，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湖南维新改革之先河。他一面兴学堂、办实业，推行维新实务；另一方面，又以其思想家、政治家的眼光，关心国家大事、探究维新变法的道路和途径。《仁学》一书，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维新变法思想。提出“外患深矣，海军熠矣，要害扼矣，堂奥人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救之！”（转引自《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册）第586页，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他还在《仁学》中强调“通”、“变”的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戊戌变法失败，他为力保改革，冒死请袁世凯起兵，袁告密后，他又帮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而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他决心以死报国。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这样，他英勇就义了。年仅35岁，留下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他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绝唱。
从王夫之到魏源到谭嗣同，在他们身上，普遍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留心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道和心忧天下的志向与抱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有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开拓意识；勇于任事、百折不挠、不信鬼、不信邪、勇往直前的作风。而这些，正是湖湘学子的文化人格，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在这种精神的哺育下，在湖湘文化沃土的滋养下，湖湘人才辈出，其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自鸦片战争以后100多年来，湘藉历史名人、政治家、军事家人数之多，一直居各省之冠。
湖南人才之盛，始于曾国藩组织湘军。1811年，曾氏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塘。青年时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说到曾氏，就会想到他创立的湘军。他“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当时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居其五：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他们都是湖南人。巡抚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刘蓉、郭嵩焘均为湖南人，至于提督、镇守两司，属湖南藉者，不可胜数，以致社会上流行着“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到了清光绪7年，据王阎运撰写的《湘军志》记载，湘军要员官至总督15人，巡抚14人。湘军兵威之盛“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渡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清代王阎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湖南不但出将才，而且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政治领袖迭出。在辛亥革命中，湖南闻名海内外。据L905—1907年间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为157人，次为四川，：127人；再次为广东112人；湖南居全国之最。湖南长沙县人氏黄兴，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为筹资革命经费，他变卖家中300石谷田。1911年3月25日，黄兴赴广州部署起义，行前，写下了绝笔书：“本日即亲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书此以当绝笔。”在这次起义中，他亲率敢死队130人进攻两广总督署。武昌起义爆发，他亲自指挥起义军在汉口、汉阳与清军血战。章太炎先生这样评价他：“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见他对辛亥革命的举足轻重。
除此以外，还有出生于湖南桃源县漳江镇的一个小山村的宋教仁。年青时，常阅读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述和维新人士的著作。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他当时还很小，知道这个事，哭了三天三夜，从家里哭到桃源县城。辛亥革命中，他参加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以“民国政治家”姿态，批评时政，宣传共和，为袁世凯所忌恨，于1913年13月18日下达杀害他的密令。3月20日，被刺杀。孙中山先生称誉其“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前仆后继者还有湖南邵阳人氏蔡锷。他22岁就投笔从戎，29岁在云南昆明起义，首任云南军政府都督，组织“护国军”出兵讨伐袁世凯，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从黄兴到宋教仁、蔡锷，他们上下求索，奋力救国，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充分体现了湖湘子弟的良知和血性。也体现了他们“敢为人先”的气概、卓励敢死、舍生求义的湖湘品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湖南又是人才辈出。在中国共产党中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的湘籍人士有毛泽东（湘潭人）、刘少奇（宁乡人）、胡耀邦（浏阳人）。此外，还有许多功业卓著、勋业远播的政治家如林伯渠、任弼时、陶铸等等。据统计，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占10人；1955年授予元帅的10人中，属湖南籍的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10员大将中，湖南籍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授上将的57人中，湖南籍有19人，在l00多名中将中，湖南籍占有45位。从以上数字中，可见湖南人的举足轻重。
100多年来，这么多的政治和军事领袖集中诞生于湖南，并主宰着中国的命运，这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谭嗣同赞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谭嗣同：《论艺绝句·六篇之二》，《谭嗣同全集》第490页，三联书店出版。）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写道：湖南是人才之渊薮，且任侠尚气，“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在古代，湖南开发较晚，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况且湖南既非军事要害之地，又非财赋充盈之区。但由于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叱咤风云，于是近、现代才有“振支那者惟湖南”的呼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湘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去世之后，当彭德怀、贺龙这些大将才离开人世之后，湖南似后无来者。不料20世纪90年代末出了个能人朱镕基（长沙人），他当选了国务院总理。一时间，国内外报纸、电视传媒争相介绍，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