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之时，人们痛失一位好总理。《唐大昭令集》中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说。可见“宰相”的举足轻重。
天降大任，这位平民的儿子、政治上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贱民”的朱氏，能否胜任这个要职？1998年3月19日，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朱氏答中外记者问，他说：
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朱镕基答中外记者问》。）
这个回答掷地有声。此后，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中，人们不但发现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品格，而且看到他在主掌中国经济的艰难之路中的一个个富有才智的锦囊妙计。朱氏的出现，再次有力地证明湘籍名人对百年中国政局所产生的持久而重大的影响，湖湘文化传统中文人的爱国精神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强烈。
再就湖湘文学来说，其源头是屈原，他是楚湘文化的始祖。沅湘之间，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是楚湘这片文化的沃土及生活于斯的屈原，开启了楚文学的先河，并以特异的风貌和灿烂的色彩烛照南天。专家认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导源于南北两大系统。北有《诗经》，那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南有《楚辞》，它是浪漫主义的经典。它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以致后世人湘名流、客居湘籍文学家也都继承楚湘文脉。
如汉初的贾谊（洛阳人）力主改革政治法制，却遭守旧派的倾轧，贬往长沙，任长沙王太傅。为抒发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写了《吊屈原赋》、《鹏鸟赋》，留下“万古唯留楚客悲”之叹，显示了楚湘文化的流脉。
唐代的杜甫，在他晚年时，流落到岳州（岳阳）、衡州（衡阳）一带，在饥饿、疾病、漂泊中登上岳阳楼而仍念念不忘家园的多难；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绝唱。唐代的柳宗元因参予王叔文革新政治、经济、军事，打击豪族地主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宦官、藩镇等反动势力而遭贬谪，在湖南永州历时l0年，他关心民生疾苦，写下了千古名篇《捕蛇者说》，以揭露吏残民苦的现实。以上杜、柳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正与屈原，与湖湘文化精神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
到了现代，湖湘文化又孕育了一大批作家。在诗歌方面，有新月诗人朱湘（沅陵人）、刘梦苇（安乡人）、政治诗人肖三（湘乡人）、浪漫诗人毛泽东（湘潭人）、青年诗人陈辉（常德人）；在戏剧方面，有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创始人、抒情戏剧家田汉（长沙人），有现代话剧奠基者戏剧改革的先导欧阳予倩（浏阳人），有空寂而又奇穷以写剧本《打出幽灵塔》而著名的白薇；有拓荒于文学批评的成仿吾（新化人），有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周扬；在小说创作方面，湘藉作家如繁星闪烁：有鼎鼎大名、以现实和梦幻编织湘西故事的“山民艺术家”沈从文（湘西凤凰人），有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文坛的多才、多情、多难的丁玲（临澧人），有描写暴风骤雨、展示历史变迁的周立波（益阳人），有讽刺小说家、富于喜剧才能的张天翼（湘乡人），有康濯（湘阴人），柯蓝（长沙人），有乡土作家黎锦明（湘潭人）、彭家煌（湘阴人），他们的小说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此外有年青的小说家叶紫、吕亮耕（均为益阳人），蒋牧良（涟源人）、孙俍工（隆回人）；有以文学史家著称而又善于写浪漫抒情小说的刘大杰（岳阳人），有女性文学的拓荒者陈衡哲（衡山人）；有以写杂文著称的廖沫沙（长沙人）……。
这个阵营强大的文学湘军的成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或崭露头角，或叱咤风云。，或成为解放区文艺的统领。
再就长沙来说，它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名城，远的不说，就说抗日战争初期吧。当时因其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抗日后方基地，抗日文化的中心。那时，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及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田汉、艾青、曹禺、洪深、梁实秋、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周立波、蒋牧良、黎锦明、向培良、翦伯赞等云集长沙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洪流。在他们的倡议与参予下，长沙文学艺术活动十分活跃，而且规模很大。例如，1937年10月17日在省立一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这是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团体。会员有800多人，文抗会还设立了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队、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等等，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除此之外，抗战初期文艺社团、文艺刊物也非常活跃。如“醒狮文艺社”、“戍地文艺社”、“中国诗艺社”等，影响很大。
长沙文化城历时虽然仅只一年，在“文夕大火”之后消散，但却是湖湘文化又一次繁荣的辉煌的乐章。
40年代，在毛泽东为统帅的延安，湘籍作家在黄土高坡上又再造辉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政治领袖、三军统帅，而且又是主宰文艺浮沉的人物。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后来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延安、后又成为全国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指针，并成为一个巨大的文艺思潮，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左右了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史上是罕见的。20世纪前半叶的延安文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来看，都是狂飚的“西北风”，不亚于80年代的“西北风”。它刮过西北，吹向全国、．全世界。应当承认，它对于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有人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对它有所贬斥，但是文艺的价值取向本来就是多元的。你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他也可以为人生而艺术，为工农兵而艺术。不过，有一点要求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标语、口号。
无可置疑，在延安，《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小二黑结婚》等，是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杰作，虽说并非湘籍作家所创作。但是，在进入解放区的为数颇多的湘籍作家中，他们也是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最辉煌的作家群体。
丁玲、周立波创作了最早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是史诗性的作品，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盟主苏联的奖赏，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二、三等奖，这是延安文艺的骄傲。这两位作家又都是湘藉作家，也是湘藉作家的骄傲。此外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是解放区第一部用章回体写成的“新英雄传奇”；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是解放区反映农村新生活的名篇，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同列。在散文方面，周立波的报告文学“战场三记”（《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被公认为报告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丁玲的《彭德怀速写》《田保霖》，也是影响极大的。
文艺理论方面，除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理论之外，周杨也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文章，他和丁玲、周立波、肖三等，都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领导人，对延安文艺创作与理论的建树，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总之，湘籍作家从理论到创作，几乎都统领了解放区文坛。湖湘文化与延安文化认同，又一次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异军突起，再创辉煌。老一辈作家丁玲、周立波、杨沫、康濯、柯蓝等新作迭出，中青年作家未央、孙健忠、谭谈、古华、莫应丰、谢璞、周健明、叶蔚林、张扬、水运宪、于沙、李元洛、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残雪、唐浩明、陶少鸿、叶梦、何顿等，组成强大的文学湘军阵营，敢于创新，频频得奖，声誉鹊起。
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湘军沉寂之后，影视湘军又叱咤风云，领奖台上频频亮相，叫人目瞪口呆，全国电视台纷纷学习湖南卫视、经视台的周末娱乐节目，一时间，银屏上真有点“无湘不成军”，的味道。
1—3湖湘文化显形与隐形的影响：沈从文与丁玲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当我们谈到湖湘文化对湘籍作家的影响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乡土作家沈从文、黎锦明、彭家煌等。如鲁迅所言，他们的作品“篷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论文学与艺未》（下册）第8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沈从文的确是现代文学湘军所拥戴的首领。许多年青的作家都公开宣称自己受过沈从文的影响。而沈从文在题材的选择及处理的方式、主题的设定、创作的手法及技巧、审美的趣味等方面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地域特征，鲜明地标示出他与湖湘文化的亲缘关系，湖湘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应该说是显形的。湘西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沈从文内心无法抗拒的永恒的诱惑。沈从文的根，深深地扎在神奇古老的湘西土地上。他的乡恋情结，对故土的怀恋与热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并化为他笔下的湘西的神韵。另一方面，他通过描绘区域的人生形式，对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歌颂，又表达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受。他的“民族精神的重造”思想，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思索与哲理思考，表现了这位“乡巴佬”对故土的热恋。同时，沈从文对静谧、宁静、温馨、山川美、风俗美、人性美的边城的赞颂，又可看到他的桃花源情结。至于说到沈从文的思维方式以及审美的标准，我们则处处可以看到他始终拿着一把“乡下人的尺和称”。说到沈从文小说中的“在写实中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和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忧郁、空灵、冲淡、平和的格调，朴素清新鲜活的湘西方言等，处处都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楚辞神韵。由此看来，沈从文对于湖湘文化传统，是自觉的追求，不是被动的接受。
至于说到丁玲与湖湘文化的联系，许多评论者都认为“并不明显”，把她排除在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之外；有的则认为：丁玲与湖湘文化的联系是“很难确认的”。表面看来，颇有道理。因为丁玲并不是一个乡土作家，少有描写家乡的作品。不像沈从文那样一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丁玲18岁离开湖南，以后又很少回家，也很少表达出乡恋情结。但细细想来，地域文化，既然会像空气、阳光和食物一样通过作家生理和心理的作用，转化为作家艺术的生命，那么丁玲也不会例外。老舍曾说过：
传统是很厉害的，它的厉害在于不论你知不知道，反正你就得是这样的，孙悟空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诚然，老舍所指的“传统”，主要是指民族的传统，’但它也包括区域文化传统。出生地的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塑造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它，第一次开启了人的心智，传输给人们最基本的知识，并濡染、渗透着作家的血液。和沈从文不同，湖湘文化对丁玲的影响不是显形的，而是隐形的、潜移默化的濡染。这些濡染主要不在于其作品题材内容上的具有地域文化显著特征的那些方面，而在于那些暗含着的、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丁玲的特异的思想以及她的个性、精神气质、观照问题的特殊角度、人生价值取向等。
比如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人世”思想对丁玲小说文化价值取向、寻求女性解放道路母题的影响；“一条道走到底”，“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文化心理，都活脱脱地证明她和她的先辈老乡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至于说到丁玲个性气质的“蛮”、“倔”、“辣”；更是具有湖湘文化的基因。再说，湖南人的卓励敢死，坚强不磨之志节，早已化为丁玲的文化人格。蹲监狱、坐“牛棚”、挨批斗、受侮辱半个世纪而不死，不能不说与她的个性和先贤乡邦的卓励敢死榜样有关。由此可见，丁玲的精神气质、她的骨髓里始终是一个湖南人，一个湖南“蛮子”。沈从文承认自己是“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沈从文文集》第6卷第33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丁玲何尝不是如此？早期的丁玲，高傲、任性、爱幻想，总是爱飞，有太多的人生狂想，这种浪漫主义情愫又来自湖湘文化的先祖。而且她在小说中塑造的莎菲、曼贞、阿毛、陆萍、贞贞等形象，全都和作者一样是爱飞、爱幻想的人。总之，丁玲那挚热的幻想情绪，强旺的生命意识以及重情倾向，都呈现着楚湘文化的特性。诚然，丁玲的小说，很少描写家乡，以家乡为题材，但从仅有的几篇看，其文化的投影是很浓重的。《过年》中寄人篱下，看别人过年，孤凄早慧的小菡，是丁玲童年的影子。《母亲》和《水》是丁玲对故土和血亲的呼唤，也是她的桃花源情结之流露。说到《“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们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是无韵的“《离骚》”，其中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及厚积的民族忧患意识。至于说到丁玲的审美情趣、作品的气韵、风格以及她那刚柔相济、细腻而非女子气的笔调、话语，都可见湖湘文化浓重的投影。因此，湖湘文化对于丁玲的影响，不是“不可确认”，而是可以确认。也不是可以“略而不谈”，而是可以作为沈从文、叶蔚林、古华、50年代的周立波这些典型作家之外的另一类典型来加以解剖，并以此探索湖湘文化是如何潜移默化地濡染着丁玲的。
区域文化对文学、对作家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既表现在作家所选择的作品的人生内容、作品的审美情趣、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也表现在作家的思想、情操、个性气质以及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艺术思维方式等等方面。本书正是从区域文化这一视角人手，来研究丁玲及其作品的。